师姐语录：愤青的任务是诅咒世界，可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我不高尚，但我有力量；你圣洁，可你是肌无力。
师姐、小鱼和施法炎回了北京，我则和老倪经襄阳开往商洛。
倪汇鸿穿得非常户外，跟那天晚上西装革履的儒雅形象完全不一样。司机也是负责摄像的，名字叫大蚺，跟电视台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老倪说他原来在巴西研究爬行动物，后来不干了，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平时为国外的传媒公司拍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研究爬行动物，难怪叫大蚺呢。
老倪说这次去陕西、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商洛地区。也就是传说中的一街分秦楚、一狗震三省的所在。老倪主要考察的是地方多元曲艺的共生问题。据说这里的艺人几百年来将秦腔、坠子、京剧、皮影戏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奇异的戏剧。这是倪汇鸿在湖北省文化厅的同学邀请他来考察的，想让他帮着参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哇，这工作很伟大啊，而且也很迫切。”我说，暗自庆幸掺和了一趟大任务。
“弄非遗是很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不像国内的这些官僚机构那么好糊弄。要提供的材料非常琐碎翔实，有时会让你感到弄非遗还不如去做菲佣。”大蚺说。
“累点倒无所谓，只是这次比较麻烦，我同学告诉我，河南和陕西的相关部门也都想申报，到底谁能最终胜出还很难说。”倪汇鸿说。
“这次这些官员怎么都这么有文化意识了呢？”我纳闷。
“你要是能通过申遗而平步青云，你会不会使出吃奶的劲儿？”大蚺说。
到了洛州，倪汇鸿要去找事先联系过的皮影世家羯镇燕氏家族。
我印象里的世家虽然未必非得雕梁画栋，石狮子守门，但被倪汇鸿描述为海内外皮影宗师的燕老先生眯着细如发丝的眼睛靠在挂满红枣的墙边晒太阳，左右各有一个光屁股的枣红脸的娃娃拉屎，这副景象还真让我一时半会儿联想不到“皮影艺术大师”这几个字。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当倪汇鸿说要跟燕老先生谈谈申遗的事情的时候，老头摆了摆手：“不折腾了。你们回吧。”
倪汇鸿又继续问他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头都不再理会。只是闭着眼睛，好像随时都能睡着了。“镇长把旗子送给高低腿家了。”拉屎的男娃似乎都不耐烦了，大声说道。
我们只好上了车，正要走，忽然燕老先生的儿子开着一手扶拖拉机拉着几袋化肥回来了。他认得倪汇鸿的车，立刻拦住我们。
原来，在羯镇有两家皮影艺人名头最响。一个是燕氏，一个是高氏。其中高氏的宗师最初是燕家的徒弟，也就是燕老先生的父亲的徒弟，因为这个姓高的徒弟一腿长一腿短，人称高低腿。高低腿虽然腿有残疾，但手灵活得很，嗓子如屈金铁砚，裂帛穿云中又兼苍茫润泽。确实是学皮影戏的天才。燕师傅对他爱惜有加，不但倾囊相授，还把祖传下来最老的两套驴皮皮影给了他一套。最初的两代，两家人爱敬和睦，为方民视为师生的楷模。但到了高家的第三代，由于民间艺人的生计每况愈下，开始争夺有限的主顾。日积月累，小怨成大怨，小恨成大恨，最终水火不容，断交绝义。去年县里开始考察皮影戏的申遗问题。本来考虑的是燕家，倪汇鸿还专门来拜访过一次，燕老先生很高兴，为此还摆酒与朋友庆祝一番。但今年忽然政府劝燕家搬到邻县，燕先生不同意，政府改了主意，初步确立了高家为皮影艺术传承人。具体原因县里没有解释，只是说高家符合“红头文件”。要想看“红头文件”，去省里看吧，还没下发到县里呢。如果省里没有，那就去中南海看。文化局的人如是说。
燕老先生的儿子燕钟秦请人写了状纸送到县法院，法院的人说：“谁让你家的驴皮皮影没看住烧了呢，人家保留得好好的。你们不符合条件。没法立案。”燕家的祖传皮影确实是因为老屋失火烧了。“可这不是弄非物质文化遗产吗，俺们手艺把式还在，俺们还能唱能耍皮影不是？”“非物质遗产，也得有东西在那儿放着，否则我偷师学艺回头我也能报了不是。”燕钟秦被噎得没辙，只好回来。
“大概是陕西那边做了手脚。”倪汇鸿说。
“可不。俺们住的这个地方湖北也管的，陕西也管的。如果迁到濮县去，那是明确是陕西的，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管我们的陕西濮县申报，但咱们没去。高四宝看了我家眼红，一定是跑到濮县托关系去了。”燕钟秦说。
大蚺说，三岔口的地方，要给百姓谋福利的时候，就是一皮球，你踢我踹，成了三不管；可要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成了一黄马褂，你拉我扯，成了三角裤。
老倪想了想，“我认识北京的一些人，都是很好的律师。可以帮帮忙”。
听了这话，燕钟秦来了精神。
接下来的十几天，燕钟秦带着我们走访商洛艺人，听曲看戏，着实领略了一把商洛地区古朴瑰丽的风物。这个地方自从黄帝蚩尤争霸以来，直到清初，一直是中国南北人口流动的走廊之一，听倪汇鸿高屋建瓴、燕钟秦娓娓道来，三千年的神话、两千年的巫仪、一千年的手艺、五百年的村落，真是不得了的经历。
老倪说要和大蚺去武汉处理一些事情。我决定从襄樊回北京。我们告别了燕家，并且允诺一定要找北京的律师帮助他们。
离开羯镇，刚要上国道的时候，忽然从一侧路口上跑来一个人，迎面朝我们冲过来。
大蚺一个急刹车。
“你怎么回事？不想活了？”大蚺把脑袋探出去大叫。
那个人把套头掀开，竟然是一个女孩，剃得头皮瓦青。
“想活才拦车啊，这好像不是宝马不是奔驰，应该不会撞死人，不然还说我长得不结实！”她说。
“我告诉你，休想碰瓷。这样的人我可见多了。我车前面装着摄像头呢，你那点把戏留给别人耍吧。”大蚺说。
“得了，快让我上车吧。我让狗咬了，不在十二小时内注射疫苗，就得对我进行人道主义毁灭，你们看着办吧。”
老倪下了车，拉开车门，让她上来，跟我一起坐后面。
果然就看见路那边一伙人拿着各式农具朝这边追呢。
“看见了吗，赶紧开车，反正我跟他们说了，我上司会来接应我的。他们不把你这辆车扣了才怪呢。”女孩说。
我们只好一溜烟地逃之夭夭。
“你到底是让狗咬了，还是把人家的狗咬了？”大蚺问。
“什么话？我可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女孩说。
我们三个不禁会心一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车里坐着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干事和官员呢。这女孩误打误撞，还找到组织了。
“你叫什么？跑这里干吗来了？”我问。
“我叫夸春。”她说。
“夸春？哪两个字？”
“夸奖的夸，青春的春。”
“你这个姓就够奇的。”我说。
她红黑油亮的脸蛋、乌黑闪烁的眼睛看着野性而狡猾，但又遮掩不住天真率直。她和一个野人发烧友组织刚从神农架下来，听说一个村子为了预防非典，要把养殖的所有果子狸全杀掉，就地焚烧深埋。她就偷偷跑去把所有果子狸放了。结果被人“追杀”，“幸亏你们荒郊野外还有胆让陌生人搭车，否则中国的米德小姐就要命丧鄂西了”。
“我倒奇怪了，你放了那些果子狸，你怎么能做到？你有万能钥匙，把笼子一个一个全打开了，还是有金刚帮你把笼子全撕开了。”大蚺问。
“呵呵，可被你问着了。果子狸携带非典病毒，这只是个传闻。国家没有明令，谁敢把人家几千只果子狸全杀了，这是好几百万呢。”
“既然没事，你瞎忙活什么啊？”大蚺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世界上就有好事的人呢。果子狸真有毒，但养殖厂主一团和气，保准儿也没事；但养殖厂主要是得罪了人，果子狸没毒也要去死。有人看中了养殖场的地方，打算办造纸厂。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更何况还有这么一个全国人民都支持的借口呢，咱们对人都是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灭绝果子狸还能打折吗？”
“所以，其实是养殖厂主把钥匙给你了。”老倪说。
“你还真是老狐狸，那是。养殖厂主说‘宁拿耗子喂狗，别饱了贼猫’。我们目送一只只果子狸回到大自然。”
“估计放出去的也基本会死光。”大蚺说。
“如今的人心太坏了，别说果子狸了，要是有人妨碍他赚钱，他恨不得杀人呢。”我说。
“别说这么绝望的事，我们一路上看看能不能撞见我放生的果子狸。”夸春说。
夸春听说我要回北京，高兴地叫道，她正发愁一个人回北京孤单呢。
在襄樊，我们和老倪、大蚺作别。
“真想就这么跟你们去了，从此车马江湖，天涯海角。”我说。
“说得好听，保管你三个月后，哭爹喊娘，上火溃疡。”大蚺说。
“小伙子，读万卷书后要走万里路；走了万里路后，也得读万卷书。否则要么是书呆子，要么是脚夫。”老倪说。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起去姚河公墓给何灵置了一个“衣冠冢”，里面放着他最爱的一本兰波的诗集和一盘张国荣、黄耀明的合辑《CrossOver》。
回到大熊家，大熊说，这次虽然碰上了非典，但大家的调查报告却是极其珍贵的调查材料。他打算跟学校申请成立一个文学社会学教研室。尤其提到我在商洛地区的考察报告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他和倪汇鸿原来早就惺惺相惜，正要一起合作更多参与到国家级的非遗考察和申报工作呢。
我拍手称快，说这太好了，这种基本的调查工作能让中文系的人洗掉矫揉造作的才子才女气，有了教研室，我们今后这一调查就可以每年开展，资料积累起来，加以研究，可谓价值连城。我们几个人说得意气风发，恨不能马上就去校长办公室把校长摁在那里当场签字画押。但阿甘、师姐和李玄却一直沉默不语。
小鱼似乎已经发现了异样，她问师姐怎么想。师姐笑了笑说：“你问李玄，他心思比我们都深。”
“你俩导师的事情，我可不好多说什么。”李玄瞅了瞅我和师姐。
“什么意思？跟我导师有什么关系？”我摸不着头脑。
众人一下子沉默了，不管明白还是不明白的，只剩我一个在那里抓耳挠腮。
“看你急得那样，我分析分析给你听听，反正这屋里都不是嚼舌根的人。”师姐说。
师姐分析道，现在正是系主任之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吕导两只眼睛瞪得鹰隼虎豹一样，时刻关注着头上脚下的风吹草动，尤其是熊士高和白寿辉的举动。假如现在熊士高要求成立文学社会学研究室，这会被吕导视为挑衅，是在觊觎系主任的位置。那吕导不会不考虑施展一些手段的。这年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在一个系这么多年，一个人很难说没有什么小把柄不知不觉地被别人握在手里。
听了这一通分析，我们几个不懂的，或不懂装懂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想起老方被吕导暗算的事情，觉得他对大熊更不会手下留情。小鱼似乎更不安，嘟囔道：“咳，那就算了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哪知大熊拍了拍巴掌，“喂，喂。你们年纪轻轻，怎么都一副卧龙先生运筹帷幄的样子，比我还瞻前顾后的。那话说得好，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这世界上何曾缺过小人，难道咱们还一辈子躲在鸡蛋壳里不出来了。没那事，我的主意是不会改的，本来大家辛苦了两三个月，又碰上一大劫难，还捐出一个人的命，这一切不能就这么打水漂了。我们也不能指望汉容研究所有人能好好利用这些数据，我觉得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也不只是给过去一个交代，而是这个方向大有可为，我们可是早就看清楚了的。”他看了看阿甘。
阿甘点了点头，“一个稍微不太刺激的办法是申请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学研究所，不放在中文系里。”
大家都点头，说这个法子妙。
但大熊摇了摇头，“研究所往往都是那些想自立山头的人鼓弄出来的，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更何况，我认为这个方向对中文系最有好处，能给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百年老系脱胎换骨，一个孤悬在外的研究所可没这个作用。”
我对熊士高这种磊落勇猛的气概是最钦服的，觉得男人就该如此。男人可以后悔，但不可以没有猛进，那也是我所渴望成就的样子。但此时看见小鱼花萼似的一双洁白的小手捧着皎洁的脸，凝望着熊士高，眼神里既是迷离的陶醉，又夹杂着担忧和不安，让我觉得从心脏里挤向全身的不只是咸的血，还有酸涩的醋。
已是春末夏初，就如同古老的生物节律在年少男女的血液里制造波澜，而且我的春心焦灼的时间又绝不像北京的春天那么短暂。
一天天地，我和师姐走得越来越近，同时小鱼和我走得越来越远。每当师姐在穿衣镜前面穿着性感华丽的裙子左扭右转，我眼睛瞅着她，脑子里却忽然想象着如果是小鱼穿着衣架上另一件素雅可爱的泡泡裙会是什么样子。师姐的眼睛尖得很，总是狠狠地把我的耳朵拽得老长：“好小子，又开始心猿意马、吃着碗里惦记锅里的啦？”
“哪啊。我本来脑袋就小，耳朵显大，你还拽。”
“又不是下巴，大了有啥不好，耳朵大还有福呢。”
“有啥福？”
“你这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浑球。”师姐笑骂道，她说我这是天底下男人最易犯的贱病，张爱玲早就诊断出来了。男人生命里总有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小鱼是个好女孩，你要是真的和她在一起了，又天天对我垂涎三尺的，我都不忍心看她伤心失望。她哪有我的心理强度，所以我就当自我牺牲一回，宁愿忍受你身在曹营心在汉。”
我言不由衷地敷衍：“你还是免了这么悲壮吧，我没有心猿意马。我没有那份闲心。”
那份闲心当然是有的，不过我也的确有理由说自己是很忙的。自从参与处理那些调查资料，受到阿甘、熊士高的指点后，忽然发现作为一个博士，面对材料却很难说出个道道来。就像阿甘说的，以前有人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同理，做学问也是一样，材料里并不缺少真理，缺的是发现真理的眼睛。阿甘说，你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读的书太少了。的确如此，中文系的文学专业，当你毕业时才发现，你千辛万苦考进这个大学最后学到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花几十块钱在旧书店里买几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鉴赏辞典就能得到，而那些学校外面不能直接得到的，例如那种把乌拉尔山那边的什么什么斯基奉若神明的文学理论，或者把中国的五千年描述成奴隶翻身做主人的文学史，学没学到又有什么不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