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创时，高潮迭起。广东也在1911年成立商团。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兴党狱，各地商团受到政府摧残，相继凋零，唯独广东商团，还能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与广东的地理与历史，不无关系。粤商较其他地方为成熟，而自治的力量，亦较各地为强大。
广东商团第一任团长，是丝业巨商岑伯著。1916年岑死，由出口洋庄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继任。陈氏出身工商世家，父亲是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1873年，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
在陈廉伯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有搞政治的基因。早在清末，他就想拉起一支商人武装，被两广总督制止。接掌商团后，陈廉伯雄心勃勃，整顿、振兴团务，干得有声有色。当时各路客军云集广东，地方治安恶劣，土匪蜂起，萑苻遍地。
鲍罗廷在苏联人的内部会议上也承认：“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
然而，每一次北伐，都给民间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是金钱上的负担，也因为军队的集结而造成地方的糜烂——政府无力保护商民，客观上，为商团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遂成为一响彻城乡的口号。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大小山头，纷纷拿起武器，向政府申请为合法拥有武装的社会团体。
1921年，广州商团和佛山、顺德、九江、乐从、江门商团，组成联团，以专线电话联络，一乡有事，八方驰援。各地商团由各自为政，进入联防时代，其势力也迅速扩张，牛气冲天。据佛山商团的人讲述：
一般商人参加商团的原因是：一则当时治安不靖，抢劫盗窃是常事，参加商团后可以有自备枪械以资防卫，而且一家报警，群起救援，同时商团还发给参加者一个“佛山商团”的铜牌，钉在店铺门楣上，宵小也就不敢光顾，二则参加商团后可以避免很多苛杂和骚扰，如查辑印花税往往翻箱倒箧，苛扰无已，但对参加商团的店号却不敢苛扰。
既然商团有这样的本事，就难怪商民对它忠心耿耿。而政府并没做什么对商民有益的事，单凭“革命”二字，就要大家服从它、跟它走，未免脱离现实。
陈廉伯一面购买枪支弹药，组建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一面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月报，推广文化体育，使广东商团名声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踊跃加入，到1924年夏季，仅广州一城，便拥有2.8万商团军，每人肩扛一长枪，腰别一短枪，立正稍息，前进后退，煞是整齐威风。全省商团人数，号称十万之众。“枪支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
不甘于“在商言商”的陈廉伯，意犹未尽，又在商团设立评议会，作为商团内部一切重要事宜的议决机关。评议会由各分团派代表与粤商维持公安会正副会长共同组织，“集商界优秀分子于一堂”，其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订立规章制度、纠举各种不良及违规行为等；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无不循规蹈矩。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同时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其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俨然模仿美国联邦制度，认真推行起来，亦未始不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训练。
由于陈廉伯出钱出力，敢于任事，被粤港商界愈捧愈高，竟然连“中国的华盛顿”这样的高帽子，他也却之不恭，坦然照戴。但在中国，想做华盛顿的，没一个有好结果，试看舆论称为中国华盛顿的，还有吴佩孚、陈炯明，最后都成了“丧家之犬”，陈廉伯当然也不会例外。在“党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英美模式，显然不合时宜。商团虽以商民自卫、武装和平为宗旨，但其外在于官僚体制的自治力，已彰彰明甚。
在国民党看来，民间组织的作用，只能限于行会范畴，任何想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企图，都是大逆不道的，必须扼杀于萌芽状态。商人阶级财力雄厚，尤其和英国关系暧昧，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引起政府的严重不安。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因缺乏军械，大多只能徒手上操，或者扛一根木棍，而民间的枪支，却如此之多，足可以武装几间黄埔军校了，仅此一点，已令政府不能容忍。
起初，靠拍卖公产私产，仍入不敷支的政府，想出了一个主意：以验枪发照为由，向民间持枪者征费，借资挹注，但遭到商团拒绝，其理由很堂皇：商团乃属地方维持公安的机关，枪械并非私枪，应免予查验缴费。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允许商人枪支请广州总商会代验，然后汇交验枪费。但商团仍然拒绝。双方围绕“征费”问题，讨价还价。至1924年初，政府无奈再让一步，同意商团枪械，不属私枪，“免予查验收费，以顺商情”。
政府虽然步步忍让，但双方已种下互不信任的种子，潜在的矛盾，开始逐步升温。商团认为政府软弱可欺，而政府则认为商团尾大不掉，公开挑战政府的管治权威。官商的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1924年5月，广州发生了一起全城罢市事件。事件起因，在于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宣布推行“统一马路业权”案，目的是向商户抽收铺底捐，引起商民强烈反对，于是全市商团联络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5月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政府的决定。广州市铺底维持会发出三次宣言，略谓：“反对政府将市内七百余家铺户，高定各路地价，强主客交易，消灭铺底，勒迁铺位，破坏租约，增加租金，名为改良路政，实则贻害商场，断非市民所能忍受。”宣言又称：“宜图自救，既是无力遵办，待人勒迁，不若先期暂行停业，公定5月28日为各行商店一律停业，自行结束账目之期。”
政府被迫同意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但聚集在广州的98个商民团体，以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于5月31日议决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选举陈廉伯为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绶为联防副长，李仲诏等11人为参事会参事。陈恭绶曾任广东警察厅秘书长，莲华46乡联团总局总理，并非商人出身。
政府虽然作出让步，但对商团已产生了极度的恶感，视为反政府力量。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枪械，事前向政府缴纳了五万元，并于8月4日获军政部长程潜签发“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8月9日，军火由挪威商船“哈佛号”运抵广州，孙文却突然下令海关截留，由蒋介石派永丰、江固二舰，将全部军火监押起存于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岛实行戒严。
军械被扣，就像一个霹雳打在商团的头顶，就算越秀山一夜之间不见了，也不会比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更令他们目瞪口呆。陈廉伯急忙向政府查询原因，内政部答复：“奉大元帅令撤销前发护照。”陈廉伯气愤不已，大骂政府出尔反尔，吞没商人的“血汗之资”。当天宣告辞职，以退为进，到香港去了。政府更加认定陈廉伯背后，有英国的支持。
政府扣械的初衷，不外两层意思，一是找个理由，敲商团一笔，要它为革命政府出一分力；另一层意思，是挫一挫“中国华盛顿”的气焰，以收敲山震虎之效。因此，政府以高调下令，通缉陈廉伯，并查封他的住宅。廖仲恺更主张对商团严厉镇压。
然商团态度强硬，不肯屈服，亦作出高调回应：从8月20日晚上起，每天晚上关闭广州西关闸口，断绝交通。21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摆出抗争到底的架势。陈恭绶下令全省实行总罢市。由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
这时，双方已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困局。政府方面，当然希望把军火统统没收充公；商团方面，则要求政府无条件归还。如果双方都绝不让步，则必定导致双输结果。博弈双方，总得有一点利他主义精神，才有可能双赢。
胡汉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每支枪由商团向政府缴交60元，政府重新核发手续。这批武器中有步枪、驳壳手枪及大、小手枪共9641支，以每支60元计，共57.8万余元。但商团认为这形同勒索，拒绝接受。
8月24日，军队在广州实行戒严。孙文指陈廉伯勾结陈炯明，意图谋反。当时，大部分官员和将军，认为罢市影响政府财政至巨，饷源一绝，军心涣散。为免陈炯明乘虚而入，都主张和平调解，但孙文断然表示：“陈炯明得政，革命党尚可复起，商团民团胜利，则革命党不可复起。”必须先打商团，后打陈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