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十日一大早，我就开始反复地打周君彦家的电话，想告诉他我在纽约的号码，但他家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听。我算了一下，已经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没有联系到他了，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天，到了晚上，林晰不知从哪里搞到两张小范围试映的电影票，带我去看。那是一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换而言之，是一部诡异的电影，银幕上充满了浓郁的颜色和激烈的情感冲突。当女主角脱得光光地在树林里悲愤地乱跑时，我突然意识到此时在上海已经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了。我在黑暗里不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对林晰说：“我要回去接个电话。”不等他说什么，我就站起来挤出去，一路跑出电影院，到街上拦下一辆过路的出租车，上车对司机说了学校的地址。车子发动，我回头隔着车窗玻璃看见林晰也出来了，正站在电影院外的霓虹灯下朝这里眺望。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不过，的确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很想让司机停车，下车跑回去，跟他说一声我要去哪里、去干吗。
但是，一生当中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不想将来或是过去，甚至根本不能思考，当时周围的一切都失去意义，你一心去做一件事，哪怕到头来觉得自己蠢得可以。几年之后，我在有线电视台又看到那部电影，终于记住了片名--《希拉里和杰姬》，中文名经常被译作《她比烟花寂寞》。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二点了，我在黑色的铸铁大门外面按了很长时间的门铃，没有人应门。出租车早已经掉头开得很远了，我只好沿着积雪的细石车道走回公路，站在黑黢黢的路边上努力分辨方向，然后向西步行了一刻钟左右，在遇到的第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给学校值班的大妈，随口瞎掰说：“抱歉哈，飞机晚点了，刚刚到学校门口，麻烦来帮我开开门吧。”放下听筒，犹豫了一下，又拿起来，拨通林晰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女声，是洛拉。她听到我的声音就叫起来：“上帝啊，瑾，你在哪里啊？”“我回学校了。”我说，奇怪她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林在警察局，他以为你回我们那里了，等到十一点钟还没有看到你就报警了，他记下了你坐的那辆车的车牌……”洛拉还在不停地说，我打断她，说了声再见，挂掉电话就拼命地朝宿舍跑，怕林晰再打来电话发现我不在宿舍里。
进门的时候，电话铃果然在响。我来不及开灯就接起来，黑暗里，突然发觉自己有点害怕他的反应。“你回学校了？”他问，声音很平静。“嗯。”他轻轻地笑了一声，说：“那早点睡吧。”他先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生气了，一秒钟的内疚之后，我也生气了。我跟他说过我回去了，是他自己误解了，怪谁？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周君彦的电话来了，对我说：“上次忘了说是美国时间还是中国时间了。上海马上就是新年了。”听声音，他好像挺开心的，又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等我分辨出那背后是什么，他突然很轻地说了一句：“你走的那天，我应该亲你一下的。”很长一段时间，那句话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在右耳边上一遍一遍地重放：“你走的那天，我应该亲你一下的。”可能是吧，我在心里回答。那个时候，我们总有那么多事情想要做，却总也做不到。我走的那天，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说什么，更不用说吻别了。唯一留下的纪念只有在机场拍的一张合影，底片还在我爸的照相机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去洗出来，又会不会想到寄给我。我只能靠记忆想象那张照片的样子：他对着镜头微笑，我漠无表情（那就是我在那个年纪最经常的表情），他的右手搭在我右边肩膀上。
整整四个月过去，我仍旧清楚地记得那个不到两秒钟的接触，隔着T恤和一件薄毛衣仍旧可以感觉得到手指哪怕一丝一毫细微的动作，手掌的温度，不热也不冷，却是一种无名的引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那天的事情，心里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很难过。我仰面躺在床上，打断他，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话一出口，眼角就湿了。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一个人拖着五十斤的行李在洛杉矶机场狂奔赶去纽约的飞机；节日里被遗弃在这个鬼地方；凌晨独自在雪地里走，手和脸冻得快没知觉了……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当时，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却觉得委屈得要命。他沉默了一下，回答：“我已经申请了波士顿大学了。不是很好的学校，肯定可以录取的。”“真的？怎么不早告诉我。”我高兴起来。“这个就是保底的。”“那我放完假也去波士顿看看。”我说，“前几天打你家电话都没人接，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就是亲戚家有点事情。”“我挺怕你突然说不来了。”“如果我不来了，你怎么办？”“当然回去找你算账啊。”我说，“你会不来吗？”电话里传来焰火和鞭炮的声音，星球的另一面，新年已经来了。喧闹声的间隙，他说：“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会来找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