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文化冲突之点
西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点，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人培养身，中国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孜孜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异的地方。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犹之修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
西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起走，基础未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
孔门的正心诚意，我们不必把它太看高深了，把它改为“良心裁判”四字就是了。每做一事，于动念之初，即加以省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门的精义，不过如是而已。然而照这样做去，就可达到“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如果讲“自由竞争”等说法，势必至“己所不欲，也可施之于人。”中国人把盗跖骂得一文不值，西洋人把类似盗跖的学说，奉为天经地义。中西文化，焉得不冲突。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是西洋人把路走错了，中国人的路，并没有走错，我们讲“三教异同”，曾绘有一根“返本线”，我们再把此线一看，就可把中西文化冲突之点看出来。凡人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善心长则恶心消，恶心长则善心消，因此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这份良知良能，搜寻出来，在家庭中培养好，小孩朝夕相处的，是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就叫他爱亲敬兄，把此种心理培养好了，扩充出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了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故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世界，所以说：中西文化冲突，其病根在西洋，不在中国。
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者，乃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并非中国文化与之冲突。何以故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九死一生，是自由竞争一类学说酿成的，非中国学说酿成的。这就是西洋文化，自相冲突的明证。西人一面提倡自由竞争等学说，一面又痛恨战祸，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把中国学说，发扬光大之不可。
（二）中国学说可救印度西洋之弊
西洋人，看见世界上满地是金银，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它拿在手中，造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污浊到极点，自己的身子，也是污浊到极点，总是千方百计，想把这个世界舍去，把这个身子舍去。唯老子则有一个见解，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说“多藏必厚亡。”世界上的金银，他是看不起的，当然不做抢夺的事，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是像印度人，想把身子舍去，但是他舍去身子，并不是脱离世界，乃是把我的身子，与众人融合为一。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此也就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了。所以他说“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避甲兵。”老子造成的世界，不是残酷无情的世界，也不是污浊可厌的世界，乃是“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众人熙熙”的世界。
以返本线言之：西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巳点或庚点止，绝不回头。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绝不回头。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莫得印度那样精，讲治世法，莫得西人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我所谓“印度人直走到甲点止，绝不回头”，是指小乘而言，指末流而言，若释迦立教之初，固云“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原未尝舍去世界也。释迦本是教人到了甲点，再回头转来在人世上工作。无如甲点太高远了，许多人终身走不到。于是终身无回头之日，其弊就流于舍去世界了。老子守着乙点立论，要想出世的，向甲点走，要想入世的，就回头转来，循序渐进，以至庚点为止。孔子意在救世，叫人寻着丙点，即回头转来，做由丁到庚的工作，不必再寻甲乙两点，以免耽误救世工作，此三圣人立教之根本大旨也。
孔子的态度，与老子相同。印度厌弃这个世界，要想离去他。孔子则“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这个世界并不觉得可厌。老子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孔子也把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宇宙是怎么一回事，还他怎么一回事。所谓“老者安少，少者怀之”，“天地位焉，万物宁焉”，就是这个道理。
曾子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几句话，与治国渺不相关，而独深得孔子的嘉许，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几句话，是描写我与宇宙融合的状态，有了这种襟怀，措施出来，当然人与我融合为一。子路可使有勇，冉有可使足民，公西华愿为小相，只做到人与我相安，未做到人与我想融，所以孔子不甚许可。
宋儒于孔门这种旨趣，都是识得的，他们的作品，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处处可以见得，王阳明“致良知”，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心中之理，即是事物上之理，遇有事来，只消返问吾心，推行出来，自无不合，所以我们读孔孟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读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
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后走，而越来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过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俱大，唯中国则不然。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对于物质，只求是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我国学说，折中于印度西洋之间，将来印度和西洋，非一齐走入我国这条路，世界不得太平。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中国人寻乐，在精神上，父兄师友间，西洋人寻乐，大概是在物质上，如游公园进戏场之类。中西文化，本是各走一条路，然而两者可以调和，精神与物质，是不生冲突的，何以言之呢？我们把父兄师友，约去游公园，进戏场，精神上的娱乐和物质上的娱乐就融合为一了。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等于约父兄师友游公园、进戏场一般。但是不进公园戏场，父兄师友之乐仍在，即是物质不足供我们要求，而精神上之安慰仍在。我们这样设想，足见中西文化，可以调和。其调和之方式，可括为二语：“精神为主，物质为辅。”今之采用西洋文化者，偏重物质，即是专讲游公园，进戏场，置父兄师友于不顾，所以中西文化就冲突了。
中西文化，许多地方，极端相反，然而可以调和，兹举一例为证：中国的养生家，主张静坐，静坐时，丝毫不许动，西洋的养生家，主张运动，越运动越好，二者极端相反，此可谓中西学说冲突，我们静坐一会，又起来运动，中西两说就融合了。我认为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为一，其方式就是这样。
有人说：“孔门讲仁爱，西人讲强权，我们行孔子之道，他横不依理，以兵临我，我将奈何？”我说：这是无足虑的，孔子讲仁，并不废兵，他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者必有勇”。何尝是有了仁就废兵？孔子之仁，即是老子之慈，老子三宝，慈居第一，他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假使有了仁慈，即把兵废了，西人来，把我的人民杀死，这岂不是不仁不慈之极吗？西洋人之兵，是拿来攻击人，专作掠夺他人的工具，孔老之兵，是拿来防御自己，是维持仁慈的工具，以达到你不伤害我，我不伤害你而止，这也是中西差异的地方。
孔老讲仁慈，与佛氏相类，而又不废兵，足以抵御强暴。战争本是残忍的事，孔老能把战争与仁慈融合为一，这种学说，真是精粹极了。所以中国学说，具备有融合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的能力。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人无论何事，都是分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就返本线来看，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巳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倡出“以天下为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以天下为一家，二语，出《礼运》，本是儒家之书，或以为是道家的说法，故浑言孔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囵疏阔，西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人所研究者，以中国之方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印度讲出世法，西洋讲世间法，老子学说，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两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我们把这种学说，发挥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之冲突，又源于学说之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言之，则释迦孔老和希腊三哲，固无所谓冲突。我想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方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之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就返本线来看，孔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丙点，老子向后走，已经走到乙点，佛学传入中国，不过由乙点再加长一截，走到甲点罢了，所以佛学传入中国，经程明道一番工作，就可使之与孔老二教融合。
孔老二氏，折身向前走，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与西人之由个人而国家，而社会，也是同在一根线上，同一方向而走，所以中国学说，与西洋学说，有融合之可能。
西洋、印度、中国，是世界三大文化区域，印度文化，首先与中国接触，经宋儒的工作，已经融合了，现在与西洋文化接触，我们应该把宋儒的理学，加以整理，去其拘迂者，取其圆通者，拿来与西洋学说融会贯通，世界文化就融合为一了。
（三）中国学术界之特点
有人问道：“西洋自由竞争诸说，虽有流弊，但施行起来，也有相当效果，难道我们一概不采用吗？”我说：“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只要能够应用此种精神，西洋的学说，就可采用了。”兹说明如下：
鲁有男子独处，邻有嫠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不纳，妇人曰：“子何不学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这种精神，要算我国学术界特色。孔子学于老子，老子尚阴柔，有合乎“坤”。孔子赞周易，以阳刚为贵，深取乎“乾”，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孔子。”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孔子说：“我战则克。”孟子则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袵矣。”孟子则大反其说，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诸如此类，与孔子之言，显相抵触，然不害为孔门嫡系。我们可说：“善学孔子者，莫如孟子。”韩非学于荀子，荀子言礼，韩非变而为刑名，我们可说：“善学荀子者，莫如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书中言虚静，言“无为”，而无一切措施，与老子全然不类，我们可说：“善学老子者，莫如韩非。”其他类此者，不胜枚举。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我国古哲，师法古人，全在牝牡骊黄之外。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书家画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欧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规矩是匠师造房屋的器具，人伦是匠师造出的房屋，古人当日相度地势，计算人口，造出一座房屋，原是适合当时需要的。他并未说：“传之千秋万世，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个屋子内。”又未说：“这个房子，永远不许改造修补。”匠师临去之时，把造屋的器具，交给我们，将造屋的方法，传给我们。后来人口多了，房屋不够住，日晒雨淋，房子朽坏，既不改造，又不修补，徒是朝朝日日，把数千年以前造屋的匠师痛骂，这个道理，讲得通吗？
中国一切制度，大概是依着孔子的主义制定的，此种制度，原未尝禁人修改。孔子主张尊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孔子说：“入公门，鞠躬如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孔子尊君的主张，到了孟子，几乎莫得了。孔子作春秋，尊崇周天子，称之曰天王，孟子以王道说各国之君，其言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那个时候，周天子尚在，孟子视同无物，岂不显悖孔子的主张吗？他是终身愿学孔子的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圣于孔子。”算是崇拜到了极点的。他去孔子，未及百年，就把孔子的主张，修改得这样厉害，孔子至今两三千年，如果后人也像孟子的办法，继续修改，恐怕欧人的德谟克拉西，早已见诸中国了。孟子懂得修屋的法子，手执规矩，把孔子所建的房屋，大加修改，还要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今人现放着规矩，不知使用，只把孔子痛骂，未免不情。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之，发挥之，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厥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彩色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者，越不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用印度文化方法，使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因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是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融合。今之采用两法者，有许多事项，律以老子之道，则为违反自然之趋势，律以孔子之道，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乃哓哓然号于人曰：“中西文化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过也。”天乎冤哉！
（四）圣哲之等级
我国周秦之间，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说，但传入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与他定一个等级，名曰：“圣哲等级表”，一佛氏，二庄子，三老子，四孔子，五告子，六孟子，七荀子，八韩非，九杨朱，十墨翟。
此表以老子为中心，庄子向后走，去佛氏为近，是为出世法，孔子以下，向前走，俱是世间法，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其湍水之喻，实较孟荀之说为优，古来言“性”之人虽多，唯有告子之说，任从何方面说，俱是对的，故列孟荀之上。凡事当以人己两利为原则，退一步言之，亦当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杨朱利己而损于人，故列第九。墨翟利人而有损于己，故列第十。此表以十级为止。近来的人，喜欢讲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的学说，如把这三人列入，则斯达二氏的学说，其弊流于损人，斯氏当列第十一，达氏当列第十二。尼采倡超人主义，说：“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说：“爱他主义，为奴隶道德。”专作损人利己的工作，其学说为最下，当列第十三。共成十三级。尼采之下，不能再有了。中国之盗跖，和西洋之希特勒、墨索里尼，就其学说言之，应与尼采同列一栏。
我们从第十三级起，向上看，越上越精深，研究起来，越有趣味。从第一级起，向下看，越下越粗浅，实行起来越适用。王弼把老孔融合为一，晋人清谈，则趋入老庄，尤偏重庄子，这是由于老子的谈理，比孔子更精深，庄子谈理，比老子更精深的缘故。程明道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开出“理学”一派，而宋明诸儒，多流入佛氏。这是由佛氏谈理，比孔老更精深的缘故。从实施方面言之，印度行佛教而亡国，中国行孔老之教而衰弱，西人行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之说而盛强，这即是越粗浅越适用的明证，我们研究学理，当力求其深，深则洞见本源，任他事变纷乘，我都可以对付，不致错误。至于实践方面，当力求其浅，浅则愚夫愚妇能知能行，才行得起来。
西人崇奉斯密士之说而国富，崇奉达尔文之说而国强，而世界大战之机，即伏于其中。德皇威廉第二，崇奉尼采之说，故大战之前德国最为昌盛，然败不旋踵。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正循威廉覆辙走去，终必收同一之结果，故知斯密士等三人之学说，收效极大，其弊害亦极大。
墨子学说，虽不完备，但确是救时良药，其学说可以责己，而不可以责人，只有少数圣贤才做得到，当今之世，滔滔者皆是损人利己之流，果有少数圣贤，反其道而行之，抱定损己利人之决心，立可出斯民于水火。墨子之说偏激，唯其偏才能医好大病，现在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言盈天下，墨子之学说，恰是对症良药。
墨子之损己，是出乎自愿，若要强迫他受损，这是不行的，墨子善守，虽以公输之善攻，且无如之何！如果实行墨子之道，决不会蹈印度亡国覆辙，我国学说理论之不完备，莫如墨子，然而施行起来，也可救印度学说和西洋学说两方之偏。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西洋和印度人，一齐走入中国这条路不可。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别人夺去，以致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人身上，掠取些许权利，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才有所谓君王，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即无所谓君王。犹之人人守着包裹东西，自然就莫得强盗。实行杨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结党营私的人，当然无从立起。各人立在地上，如生铁铸成的一般，无侵夺者，亦无被侵夺者，天下焉得不太平？不过由杨朱之说，失去人我之关联，律以天然之理，尚有未合。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个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在一样，所以杨墨的学说，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杨墨的学说，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所以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而杨墨之言就盈天下了。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会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恢复孔教。”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的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的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五）老子与西洋学说
我国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他的学说，与佛氏相通，这是无待说的，而其学说，又与西洋学说相通，兹举严批老子为证：严又陵于老子第三章说道：“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土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于第十章批曰：“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于三十七章批曰：“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皆大盛，此欲作之且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此旨与卢梭正同。又曰：“老子言作用，则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篇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于君主中求之不得，乃游心于黄老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本与民主为近也，此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矣，呜呼，老子者，民生之治之所用也。于第四十六章批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证吾言之不妄也。据严氏这种批评，可见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最优秀的民主思想。
现在西洋经济上所实行的，以斯密士学说为原则，政治上所采用的，以卢梭学说为原则。斯密士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卢梭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我国的老子，正是主张自由的人，我们提出老子来，就可贯通斯卢二氏之学说，斯密士的自由竞争，一变而为达尔文的强权竞争，再变而为尼采的超人主义，与中国所谓“道德流为刑名”是一样的。西洋有了自由主义，跟着就有法西斯主义，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跟着就有申韩之专制，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黄老之道德，与申韩之刑名，原是一贯，即可把各种学说之贯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
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学问，我只是提出老子，见得各种学说，可以互相贯通，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把西洋的学问，尽量的研究。
（六）学道应走之途径
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各科。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则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之必要。
中国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却极有道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人则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线，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态度改变。中国则未免太浑囵了，应当参酌西洋组织，果能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犹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我辈生当此时，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工作，融合过后，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了若干次，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憾，依旧还他一个浑然的。
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是不会冲突的，如有互相冲突之说，必有一说不彻底，或二说俱不彻底。冲突愈甚，研究愈深，自然就把本源寻出，而二者就融合为一。故冲突者，融合之预兆也。譬如数个泥丸放至盘中，不相接触，则永久不生冲突，永久是个个独立，取之挤之捏之，即可合为一个大泥丸。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术，从前是个个独立，不相接触。自佛法西来，与中国固有学术，发生冲突，此所谓挤之捏之也，而程明道之学说，遂应运而生。欧化东渐，与中国固有学术，又发生冲突，此亦所谓挤之捏之也。就天然趋势观之，又必有一种新学说，应运而生，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然则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当出以何种方式呢？我们看从前融合印度学术的方式，就可决定应走的途径了。佛教是出世法，儒教是入世法，二者是相反的。程明道出来，以释氏之法治心，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是走的老子途径。苏子由著一部《老子解》，融合儒释道三教，也是走的老子途径，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独推象山，象山推崇明道，也是走入老子途径。思想自由如李卓吾，独有契于苏子由，仍是走入老子途径。又明朝陈白沙，学于吴康齐，未知入处，乃揖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而白沙之学，论者谓其近于老庄，可见凡是扫除陈言，冥心探索的人，得出的结果，无不走入老子途径。因老子之学，深得宇宙真理故也。据严批老子所说，老子之学，又可贯通西洋学说，我们循着老子途径做去，必可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老子之学，内圣外王，其修之于内也，则曰：“致虚静，万物并用，吾以观其复。”其推之于外也，则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与老子之旨正同，此中国学说之特色也。佛学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术，发生冲突，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与佛学的明心见性，打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打通为一。西人把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看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而三种主义，遂互相冲突。孔门则身也，家也，国也，天下也，一以贯之，于三者之中，添一个家字，老子更添一乡字，毫不冲突，此中国主义之所以为大同主义也。中印学术，早已融合，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此种工作，一经完成，则世界学说，汇归于一，学术一致，行为即一致，人世之纷争可免，大同之政治可期。这种责任，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西洋人和印度人，是不能担负的，何也？西印两方人士，对于中国学术，素乏深切之研究，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对于印度学术，研究了两千年，甲午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尽量的研究西洋学术，已四十五年，所以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的工作，应该中国人出来担负，是在我国学者，顺应此种之趋势，努力为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