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文/胡发云（作家）
199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过完他的虚岁八十大寿两个多月之后，兀然离开了我们。
当时父亲身体尚好，没有任何要烦劳我们的地方，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照看一下孩子。他突发脑溢血的当天上午，还去邮局买了报刊，然后登上我们家附近一座刚刚建好但还未通车的立交桥，从高处看望这个日益变换着面目的古城。回家路上，父亲顺便买了我最喜欢吃的鲜河虾——那天下午，我结束了一个多星期的笔会回家时，父亲正坐在厨房门口的一只小椅子上，将河虾的长须一一剪去，准备晚上做一道他拿手的油焖虾。就在那天下午，他斜依在自己的床上进入了昏睡并在第二天中午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去世，让我顿时有了一种空洞的感觉。第三天，办完父亲的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那个梳妆台上方，在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只把大衣柜上的水晶玻璃镜卸走了，大衣柜下面的一个抽屉也被卸走了——进入者大概要用它来装一些小零碎吧。直到我懂事，大衣柜的柜门上，还贴着一张花鸟画遮丑。那个被拿走的抽屉，也一直留着一个方方的空洞。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我一辈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四十二年。我曾在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里这样写过：从我记事起，到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父亲，于我来说，父亲已和家里那些老式家具一样，成为一种极熟悉也极惯常的存在。如同我不曾想过我从何处来一样，也不曾想过他将到何处去。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过下去。面对父亲死亡给我的打击与震撼，我才感觉到，他对我是如何重要。而那数十年温厚祥和的日子是如何珍贵。这是任何一个伟人英雄的死都无法比拟的。对于一个给了自己生命的人，对于一个从襁褓中开始守护你，直到你成家立业依然牵挂着你的人，怎样的感谢与敬重都是不为过的。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关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的任何一件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父亲其实是一个珍爱生活并兴致勃勃地记录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张电影票，一份演剧说明书，连外出旅行的公交车票、公园门票，都会收藏起来。看一次排球联赛，他会将各队出场队员姓名，各场比赛的比分都一一记下，甚至家庭购物，他都会认真记下流水账——这些文字，常常成为我日后写作的资料。他也给我们讲过许多他年轻时候的游历或奇遇，北京的风情，西安的吃食，在庐山爬好汉坡，在大西北熬鹰，坐羊皮筏子渡滚滚黄河，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那种豪华赌场的赌徒们打“苏哈”一夜输掉万贯家产，在大沙漠骑马掉队遇见狼群，被它们团团围困在一个小沙丘上，天色渐黑，直到烧完了随身带的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才被赶来的同伴们救下，有时也会讲到几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医案，但那都是发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坚决地回避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岁月。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和父亲那一段岁月有关的东西——在一只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或认罪书。好几次，我读着读着，不忍再读下去。这个一生都那么自尊自持、淡定从容的人，会写下这么多自污自辱的文字。如果说50年代的自传尚还客观、冷静、抱持着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认罪书，就不忍卒读了。那是他自1949年来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个已经插队去了，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小弟。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父亲所以数十年来一直保留着这些取辱底稿，我想大约是为了安全，他必须在不同运动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叙述或交代的前后统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罪恶历史”交代得更彻底，更细致，以至许多微不足道或纯属私人生活的细碎往事，都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他对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级，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语词，以符合运动的需要。至于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已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他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还依然保存着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给我们，还是他没有完全相信，这些东西是永远也用不着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为了认识父亲，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负沉重，强忍痛楚，将父亲在一次次愈来愈强大的压迫与恐惧中，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写下的那些文字读下去，这件事断断续续用了我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又沿着父亲文字的线索，四处搜寻它背后的历史真相。最后，我终于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壮丽温婉令人激动怅然的家族故事，一个时代大变迁，大震荡中的汉口人家的命运。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查阅了一下，当时正值审干运动。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并按照新时代的价值观来进行陈述。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伪一四五后方医院”、“伪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伪测量学校”（但略去了“军政部”、“中央陆地”等字眼），包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惨烈屠戮破坏，并导致胡家背井离乡从江西迁徙到武汉的张献忠，也用了这样标准的革命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这一些文字中，父亲大约考虑到祖辈的土地、财富、社会政治态度等敏感问题，在叙述中都做了趋利避害的陈述，也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在新政建立之后，毁掉了那么多旧时代的照片——因为照片上可以透露太多的信息。后来，我向亲戚们征集了许多胡家老照片，询问了许多胡家往事，并实地走访了祖父辈的故居，看到了许多父亲未曾充分表述的情况。父亲说的曾祖父的“小块土地”，据我的大表姐说，在今天汉口闹市区的京汉大道上，紧邻当年最繁华的中山大道。20世纪初，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征购了我曾祖父那块土地。曾祖父用那笔钱款，在汉口的发祥地——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居仁门长堤街购买了四处房产，自住一处，分给我祖父兄弟三人各分得一处，余下的现金，也做了这样的平分。这样，才有了后来我祖父兄弟三人投资碾米厂、织布厂等商业活动。2008年，我找到长堤街安定巷口的祖父故居，一个多世纪后，虽然进行过多次修葺改建，但原来的木质框架结构大多还在。临长堤街的两层楼房有两个门面宽，向安宁巷内延伸约二十多米，占地约二百多平方米。现在这块宅基地上已经住着十多户人家。我又找到附近祖父哥哥的故居，现在是我的远房堂兄胡发青的遗孀及儿子一家居住。他们说，1949年后，当年老屋的院子被房管所盖了公房，近些年，他们在老屋的宅基地上翻盖了这栋三层楼新房，占地面积也有近百平方米。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一代诗书耕读的传统生活者。他们自洽自得的日子，突然间就被一次世道变迁兀然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中。祖父那一辈，应该是怅然又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纲常尊严，生活习性都不允许他们也像子女那样改变自己。记忆中，祖父春夏秋冬所有的服饰，没有一样是洋装，甚至连中山装都没有。一直到他老人家上世纪60年代82岁去世，永远是传统的长衫长裤布袜布鞋，即便在武汉的酷夏中，也绝不穿短衫短裤。我父亲那一代，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快西化了，与祖父相反，他们留下的民国照片中，看不到一件中式服装。
祖父那一辈在这样一次大的社会转型中，是无奈的失败者和出局者。几次不成功的投资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一个，就是我祖父，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会坐了火车到临近乡下去钓鱼。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满清到民国，两代人完成了一次天翻地覆又温文尔雅的历史转型。
“我父亲胡传茂出生于1881年9月7日。幼时在私塾读过4年书。成年后随祖父种地和经商。自从我祖父去世以后，曾做过猪鬃生意，一度和朋友合伙在硚口汉正街杨家河开设碾米厂，因为各股东意见不合而退股，并曾在旅舍和板厂当过店员。近多年来因年老体弱没有工作。我父亲一生胆小谨慎，闲暇的时候喜欢钓鱼，从来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
“我兄弟姐妹共5人。姐妹各一，均已婚。弟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二弟胡家镛现在汉口江汉区工会工厂联合保健站当医师，三弟胡家庆现在汉口市二医院当医师。我们兄弟姐妹因居住分散，平时很少会面。我爱人王剑华浙江嘉兴人，初中文化，曾当过小学教员和店员，现在家中料理家务。目前我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很年幼。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桥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当时因该医院学生名额已满，调至该院医师郑香亭诊所学习。1930年夏季，郑医师到上海开业并兼办牛奶厂，我也随同继续学习。”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史说“黄金十年”的顶峰。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正在学业攻读之中。祖父在丧偶数年之后，放下了独自养育一群儿女的重担，除自己有房产及租金，还可以安享儿女之福了。但是，遥远的北方，一直暗涌着不祥风云，“九一八”之后，中国大地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一部艰苦卓绝碧血汗青的武汉保卫战，在父亲的自传中变成了这样简单平淡的数百个字。在十多年后清队中的几次交代材料中，父亲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更加详尽的描述，虽然里面充满文革的意识形态语言，但是从中我依然读到了那个民族危亡故园飘摇的气息。
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的危局日渐凸显。淞沪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失守。一个月后，南京沦陷，日寇屠城。民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是许多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大学的图书仪器和各类人才都还滞留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机关以及主要的党政军要员们也已移驻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日军攻克南京之后，紧接着就制订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计划。1938年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兵力由徐州会战后的3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占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多，配备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意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完成对全中国的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