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商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驱动因素包括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减少、金融市场的发展、管理资源的增加以及管理模式的创新等。这些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高收入国家企业间的兼并和收购活动激增，导致许多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现象，诺兰【2001】将这一现象称为“全球商业革命”。本章将介绍此次商业结构变革的主要特征，并从历史的角度，对20世纪末的并购浪潮与19世纪末席卷美国的产业重组进行比较，以寻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变革的一般规律。
20世纪末的兼并浪潮
1980～2000年，全球兼并和收购【M＆A】价值总计超过12万亿美元。在此期间，全球商业重组趋势在不断加速。1993～2000年，全球并购交易的总额从4810亿美元上升到了3.4万亿美元，翻了7倍。1980年美国《财富》500强的大企业中，有1/3在1990年已经丧失了独立性，5年后又有40%消失了【Economists，2000年1月29日】。2001年IT泡沫破裂，股市大幅下挫，并购交易额骤减，但随后又出现回升。到2006年上半年，全球并购规模已经恢复到了2000年高峰时的水平【见图3.1】。这些并购的主角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20世纪末，全球并购交易的价值约占全球GDP的8%。
跨国并购。1980～2000年，平均25%的全球并购活动涉及跨国交易。2000年，跨国交易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几乎占到全球并购交易总金额的1/3。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存在显著的跨国并购趋势。1987～1999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交易金额所占比例总体上平分秋色，均为49%，而第一产业的跨国交易只占2%的微小份额。在此期间，并购活动逐渐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交易价值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56%上升到1999年的71%，而制造业交易价值所占比例则从41%下降到27%。在各个行业中，金融业的并购交易份额最大，1987～1999年，该行业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6.9亿美元，占这段时期全部跨国并购交易的25%。金融业并购交易的迅猛上升反映出这段时期许多地区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他并购交易活跃的行业包括化学、能源、通信、运输和物流、食品饮料、电子设备、商业服务、金属和金属制品等【UNCTAD，2000】。
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987～1999年间，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交易占全部跨国并购交易的87%【金额达2.45万亿美元】，其中欧盟的企业占40%【金额为1.1万亿美元】，美国的企业占35%【金额为1万亿美元】。1999年，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占全部跨国并购交易总金额的66%。1987～1999年间，最大的10家跨国企业进行的最大规模跨国并购交易金额占全球交易总金额的13%。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型交易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比例从1996～1997年的15%上升至1998～1999年的31%。
横向并购。在这次商业革命中，大型企业进行并购的目标和意图非常鲜明。横向并购【同一产业互相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在所有并购交易中占主导地位，反映了大型企业在本行业中扩大市场份额的强烈意图。在1999年的所有跨国并购交易中，横向、纵向【客户与供应商、买方与卖方企业之间的并购】、综合性【与不相关产业企业的并购】并购的比例分别为71%、2%和27%。在美国最大的50宗并购交易中，横向并购金额占到77%，向股东方剥离非核心业务的重组交易金额占11%，纵向并购交易金额占8%，财务收购占2%，剩余2%为综合性并购。
发展核心主业。横向并购交易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反映出大型跨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发展核心业务的趋势。在全球商业革命进程中，众多大型企业不断缩减其业务范围。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资产重组，为了发展“核心业务”及优化资产结构，企业大幅度剥离“非核心业务”，其目的就是维持或树立自己在全球市场上屈指可数的领先地位。杰克·韦尔奇的名言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的座右铭：“如果没有前三位的全球市场份额，那么你就没有资格留在这个行业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并购热潮，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企业卖掉非核心业务，再从其他企业那里收购核心业务板块，从而建立起专注经营少数“核心业务”的全球性企业。
巨型企业的出现。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商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企业对“规模优势”这一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1959年，全球最大的企业是通用汽车公司：销售额110亿美元，资产79亿美元，雇员超过50万人。到了2003年，全球最大的企业是沃尔玛公司，销售额达到2630亿美元，资产达到1040亿美元，员工则达到150万人。20世纪末时，全球最大的1000家全球性企业的产值占到全球产值的80%，而300家最大的企业控制着全球25%的经营性资产【Economists，2000年1月29日】。大型企业的主导性不断增强：1983年，全球200家最大的企业收入占全球GDP的25%；到199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7.5%【Roach，2005，第25页】。这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所在地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2003年，在全球500家最大的企业中，来自北美洲、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共有455家，所占比例超过90%。而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除3家外，全部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Fortune，2004年7月24日】。
企业层面的集中。人们在诸多行业都可以观察到全球市场份额日益在企业层面高度集中的明显态势。这里所涉及的行业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航空工业、国防工业、制药、汽车制造、电力设备、石油化工、采矿、纸浆和造纸、酿造、银行、保险、证券、广告与传媒等【Nolan，2001】。在许多行业，集中度还在不断上升。例如，从1996年到1999年，全球汽车市场上前5大企业和前10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分别从49%和69%增加到54%和80%。在此期间，全球最大的25家银行占全球最大1000家银行总资产的份额从28%上升至33%，而全球制药市场上前5大企业和前10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分别从19%和33%增加到28%和46%【UNCTAD，2000】。到21世纪初期，全球市场上那些高附加值、高科技和/或品牌效应强大的行业【这些产业主要为掌握了全球大部分购买力的中高收入阶层服务】内出现了这样的规律：屈指可数的几家巨型跨国企业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表3.1】。
瀑布效应。整合趋势不仅出现在系统集成商层面，而且由于瀑布效应，也出现在它们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部分。第二章初步阐述了瀑布效应在全球产业链中发生的原理。在以前的一些研究中，我们也曾经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案例，涉及汽车业、航空工业、饮料业和零售业等不同的行业【Nolan和Zhang，2004；Nolan、Zhang和Liu，2007】。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世纪末，财富500强中有13家巨型汽车零部件企业，年收入在130亿～410亿美元之间。汽车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由两三家巨型次级系统集成者控制着，包括制动系统、传动系统、电路系统、温度控制系统、音响、玻璃、座椅和排气装置。这些次级系统集成者分别主导着各自领域内的技术。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700家企业中包括31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这些企业的总部都在高收入国家，其研发支出从8200万美元到29亿美元不等。最大的5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研发支出在6.3亿美元【采埃孚公司】～29亿美元【罗伯特博世公司】之间。
有时候系统集成者也会越过一级供应商，与第二级或第三级供应商直接建立联系，这种运作方式通常被称为“逆流”【upstreaming】。系统集成者可能直接从低层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或服务，以控制一些重要原材料的来源和质量，使中间产品的成本结构更加透明。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和它的诸多装瓶商们经常会组成采购团共同参与许多领域的采购工作，从而实现整个可口可乐采购系统中巨大的规模效益。该公司还直接参与塑料【PET】的采购，以控制PET瓶原材料的价格和质量，而PET瓶是由系统中第二级供应商负责生产的。因此，该公司对PET行业的结构和发展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低层供应商而言，产业集中的压力经常直接来源于系统集成者。
两次兼并浪潮比较
在这次20世纪末的全球商业革命之前，世界商业史上还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并购浪潮，即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大型企业的发展是美国经济的中心主题。到19世纪80年代，信托形式【即“托拉斯”】的出现作为一种法律实体取代了美国制造商早年成立的用于控制商品价格的商会。19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企业兼并的数目迅猛增长：通过兼并消失的企业从1896年的26家上升到1897年的69家、1898年的303家和1899年的1207家。兼并浪潮在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之际达到顶峰，该公司的成立实际上涉及数家大型钢铁企业之间的一系列兼并，根据今天的价格计算，兼并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Smith和Sylla，1993】。相比之下，20世纪末最大的合并交易是沃达丰【Vodafone】公司在2000年收购曼内斯曼【Mannesmann】公司，价值达2000亿美元。当时，大多数兼并活动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度高、高能耗和大批量生产的行业【Chandler，1977】。兼并活动也使这些行业的集中程度快速提高。截至1888年，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已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产能。世纪之交时，美国钢铁公司控制了美国近60%的钢铁产量。到1909年，少数几家垄断企业控制的产量占到了电动机械行业68%、烟草行业75%和橡胶行业76%的市场份额【Chandler，1977】。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世纪末500家最大的企业中几乎有半数都创立于1880～1930年期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司是通过大规模并购之后出现的，还有许多公司在经历过关键的垂直整合阶段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McCraw，1997】。
20世纪初，美国并购交易的金额相对全国GDP的比值约为10%。相比之下，最近20年里，全世界并购活动的价值相对全球GDP的比值从1980年的0.3%上升至1990年的2%，然后迅速上升至1999年的8%【UNCTAD，2000】。20世纪末，并购趋势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再度暴风骤雨般出现——这一次遍及全球。如果说20世纪初的第一次并购高峰催生了垄断美国市场的大型企业，那么20世纪末的第二次并购高峰则催生了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巨型跨国公司。比较这两个商业革命阶段的商业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技术进步、品牌建设、金融市场、政府监管、劳动力、管理资源和组织创新等方面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表3.2】。
技术进步
19世纪下半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见证了蒸汽动力、铁路和电报的广泛应用以及电子工程和重型机械工程的出现。19世纪的交通和通讯革命使美国当时割裂的地方性市场得以相互连通，创造了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大反过来促进了大规模生产，这主要得益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也推动了大规模分销商【如百货公司和邮购公司】的兴起，这些企业能够充分利用零售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速度经济【Chandler，1990，第209～239页】。工程技术的进步为汽车和飞机等许多新产品的开发以及生产工艺的重大创新开辟了道路，实现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电报和电话的出现使大型企业能够对地域上分散的经营单位进行集中管理，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为大型工业企业通过行政方式调配资源铺平了道路。
20世纪下半叶则见证了电信和交通技术的进一步突破。超级计算机、光缆、卫星、移动电话和个人电脑技术相继得以发展。高速互联网和先进的无线技术使世界各地广大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低成本即时通讯成为可能。交通方面的突破包括喷气式飞机的发明、高速公路的发展、现代集装箱海运的出现和高科技物流网络的延伸。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再一次削弱了空间和时间对人类活动和商业活动的限制，推动了经济交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
在许多制造行业内，产品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生产的最低效益规模【minimum scale of efficiency】。在个别行业中，这一最低规模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例如民用飞机业，在新型大机型的开发上，制造商通常需要成功卖出400架飞机才能赚回昂贵的研发费用。相比之下，全球2003年交货的大型飞机只有600架。在新型汽车的开发上，制造商通常需要销售500万辆汽车才能赚回研发费用。相比之下，2001年在北美销售的汽车总量只有1800万辆【Nolan，2001】。最低效益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企业大幅增加其自身规模和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