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各国推动技术变革和创新的能力相差极大。目前，全球研发支出中有90%以上集中在7个高收入国家，其中美国就占了40%【Gabel和Bruner，2003】，源于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在研发开支中占主要地位。2003年，美国仅前5家公司就在研发上花费了336亿美元，超过整个联邦政府的研发预算【Technology Review，2004年12月】。小型工业国的研发集中度甚至更大：20世纪80年代，瑞士3家公司的研发费用加起来已经占全国研发经费的81%。随后发生的并购浪潮使研发活动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集中于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手中【Gabel和Bruner，2003】。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能力不仅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而且大幅提高了行业的进入壁垒，推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上升。
品牌建设
19世纪末，在美国出现了第一批消费品牌。美国社会在这一阶段收入大幅增长并且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自己制作食品和日用消费品，而是通过购买的方式来满足日常需求。因此，大规模分销产品在质量和一致性方面的大众形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1880年以后，许多公司开始为一系列产品创立品牌和独特的包装，目的就是要建立良好的大众形象，在全国市场上销售。这其中包括亨氏公司【Heinz】、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美国国家饼干公司【National Biscuit Company，Nabiso】、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凯洛格公司【Kellogg】、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和品食乐公司【Pillsbury】【Koehn，2001】。这些厂商通过创造品牌与遍布全美的终端消费者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品牌建设使得消费者逐步了解并信任其对应的商品。在当时，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为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提供了动机。
到了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是全球性的。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推动下，很多行业品牌营销也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商业活动。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在全球市场上创立了一大批高价值的消费品牌和企业品牌，比如可口可乐、IBM、微软和通用电气。据《商业周刊》进行的国际品牌调查【Interbrand survey】，到2003年，世界前100强品牌总价值已接近1万亿美元。前100强品牌名单几乎完全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占据：美国有62家，欧盟有30家，日本有7家，韩国有1家，而低收入国家一家都没有。全球品牌经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再一次向企业提供了??大规模的动机——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全球知名品牌的巨大价值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行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进入壁垒。
金融市场
在19世纪的大多数年代，企业进行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留存收益。19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并立即成为金融市场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构。大批银行家和金融中介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为制造商提供咨询服务，从而取代企业家成为兼并收购的主要促成者【Chandler，1977】。因此，19世纪末的并购浪潮多数发生在华尔街股票价格最高的时候，股份交换成了企业之间大规模整合的主要渠道之一。
贯穿整个20世纪，一系列因素大大增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首先，新型的金融机构从家庭储户手中集中了大量资金。这些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全球性的商业银行。到2000年，高收入国家中各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已高达13.8万亿美元。自1974年美国通过《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以来，私人养老基金在高收入国家快速增长，2000年资产总额高达13万亿美元【Zhu和Morss，2005，第205页】。共同基金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壮大。到1998年底，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总额超过了5.5万亿，约占美国证券交易所资产的50%。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普遍放松了金融管制，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快速发展。截至2003年，世界10家最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已高达10.3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业的不断整合打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别，也冲破了国界之间的壁垒。
其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规模急剧扩大。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全球股市的迅猛增长。在这1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从2.8万亿美元飙升至12.4万亿美元。到2004年，全球股市总市值已高达35.7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为许多巨型并购交易提供了融资渠道。1987～1999年，通过换股进行融资的并购交易比例按价值计算从2%上升至36.3%。美国前50起最大的并购中只有2起是完全由现金进行交易的，仅占交易价值的3%；其余的交易都用股票作为主要融资手段。
第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变得非常复杂。金融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快速发展，为企业进一步扩大了融资渠道，并提供了分散和对冲金融风险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垃圾债券”【junk bonds】的出现为许多收购交易筹措了资金。金融市场的运作也与先进的IT系统紧密结合，将市场信息快速传递到高收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何确保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在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维护市场的稳定，日益成为金融监管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日俱增。当前，全球资金流动的增幅已远远超出了商品货物流动的速度。1982～2001年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幅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了21倍以上。相比之下，同期全球出口仅增长了257%【Roach，2005】。到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已达到1.4万亿美元，绝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主要驱动因素是跨境并购。最近20年内，高收入国家始终占据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的90%和流入量的75%【UNCTAD，1999】。
上述这些因素为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拥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商业革命中为大规模的交易提供融资。与此同时，全球金融业务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催生出了多元化的金融巨擘，如花旗【Citigroup】、汇丰【HSBC】、摩根大通【JP Morgan】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等，其分支机构已遍布世界各地。
法律法规与政府政策
19世纪末，法律法规的变化是驱动企业并购活动激增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的一般法在公司注册方面开始允许成立控股公司，从而使得集团企业能够对成员公司进行集中管理，并将工业生产集中于少数大规模的工厂。尽管美国在1890年就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但一直到1903年之前，美国的并购交易都未遇到法律问题【UNCTAD，2000】。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美国政府制定的高关税政策保护了该国企业不受技术更先进的欧洲竞争者的冲击，使美国企业得以在国内的广大市场上迅速扩张。哈佛大学的麦克劳教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19世纪后期美国大企业的崛起。他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当时美国政府的规模很小，而且缺少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强势的教会和大规模常备军，这在当时的美国政治经济中构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美国企业在世界上率先成为庞然大物，部分原因是由于“市场力量的推进畅通无阻”【McCraw，1999，第327页】。
后来由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严格执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 Act，1933】，一些美国著名大公司在20世纪初期被强行分拆，比如摩根、美孚石油和AT＆T等。然而到了20世纪末，美国政府对兼并和收购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根本转变，许多决策者认为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应当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评价。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97年美国政府批准了波音公司收购麦道公司，使北美地区能够生产大型民用飞机的企业只剩下一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努力在世界各地鼓动政治改革，推行自由贸易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为跨国企业开辟全球市场铺平了道路。
劳工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