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小的时候，曾不得不过一种卑贱的工人生活，除了在伦敦上过几年大学，哈代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他的故乡道塞郡度过的。他精细入微地了解农业劳动者的风习，对英国农村，特别是农业工人的命运特别关注，并善于在自己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中反映整个劳动人民社会悲剧的许多典型特征。如因贫穷而历经爱情坎坷的提克·丢（《绿荫下》）和杰尔斯·文特朋（《森林居民》），在无视天赋人权的不幸生活方式下成为社会牺牲品的范妮（《远离尘嚣》）和苔丝（《德伯家的苔丝》），高尚正直被私有世界的极端利己主义扼杀的亨察尔（《卡斯特桥市长》）和克林·姚伯（《还乡》），以及被社会断送了理想的裘德（《无名的裘德》），等等。哈代通过一系列真切感人的劳动者形象，描绘出英国农村生活的真情实景，使读者同他一起“感受到资本主义生活秩序对缺乏物质财富的人们的敌对性”。在同情和理解的同时，哈代在劳动者身上发现了高尚的人类性格。正如前面讲的，他认为在金钱世界的沙漠中，只有在劳动者那里才存留着人性的绿洲。他笔下的劳动者形象无不体现着人类个性的优美特征。苔丝是哈代塑造的劳动者形象中的佼佼者，她的精神魅力和高尚心地正是作者从劳动人民的品格中撷取的。
德莱塞是在劳动人民中间，在贫穷和窘迫的生活中长大的。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从小打零工。他的父亲一生总是背运，后来失去劳动能力，拖着一家十几个孩子，在印第安纳各处漂泊。德莱塞的两个姐姐少女时被人引诱，使得他们一家人声名狼藉，不得不一再迁居。家庭遭受的种种磨难，使得德莱塞能够清醒地认识美国金钱社会的种种弊端，并且使他对劳动人民有着真切的同情和关注。在德莱塞塑造的文学人物群像中，无论是在金钱社会一度成功的嘉莉（《嘉莉妹妹》）或尤金（《天才》），还是在黑暗现实中走投无路的珍妮（《珍妮姑娘》），甚至那在欲望之火催逼下成为杀人犯的克莱德（《美国的悲剧》），他们身上最富人情味的地方，都是劳动家庭赋予他们的淳朴品质。德莱塞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与他自己都有着血肉联系。在珍妮父亲身上有着他自己父亲的痕迹，嘉莉和珍妮的生活经历是他两个姐姐遭遇的写照。因此，珍妮的高尚、善良、温存和忍让正是德莱塞从劳动阶层温厚的情感中发掘出来的。
哈代和德莱塞的现代主义创作观
在苔丝和珍妮围绕人性存亡展开的悲剧中，包含了作家正视现实的勇气和艺术创作的独到功力。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哈代和德莱塞都以艺术家的正直和真诚，勇敢地直面人生，大胆涉足前人未曾走过的“禁区”，酣畅淋漓地剖析人性的善与恶，以他们对传统文学的大胆突破，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值得提出的是，在内容和手法上，哈代和德莱塞的创作都开始漾出现代主义的气息。
哈代继承并发展了“出色的一派”的艺术传统。他以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破坏了维多利亚的禁令（这一禁令曾宣布禁止所谓“淫秽”题材），大胆暴露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冲突，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开拓出新的道路。哈代的胆略“远远超出前人”，“在他最重要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那些占中心位置的形象和情节都是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只敢极含蓄地一提的”。在哈代的作品中，苔丝坦然淳朴的个性与残酷、没有正义、充满暴力和无法无天的现实社会发生冲突，在苔丝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中，作者对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主义那种自满自足、相信社会进步的观念提出了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哈代又在苔丝的命运中，融入了更深刻的内涵。苔丝在自己被摧残的一生中感到，世间的一切都难以用善恶、是非来解释，更谈不上公正。母亲宿命地认为都是天生注定的，但苔丝对“太阳在好人和歹人身上一律地照耀”却沉重地提出了“为什么？”按照苔丝的理解，因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损毁的星球”。哈代正是以“一个损毁的星球”来概括现代文明引起的混乱和痛苦，把维多利亚主义的“上帝在天，万事太平”的理想社会秩序完全破坏了。面对这样的现实，苔丝的命运成了一种“没有道理的惩罚”。她的反抗也只能是无用的挣扎了。因而，苔丝感到了对生活总体的恐惧，认为“我要是没有生人该有多好”。在这里，苔丝的思想感情“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表现的个人对于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的不理解、恐惧、痛苦与无能为力颇为相似”。这表明，哈代在19世纪末已经感受到了“现代主义的苦痛”。
同样，德莱塞的创作也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旧框，撕去了豪威尔斯以来美国文学的高雅面纱。把文学的巨笔探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探进人的内心。他以来自生活底蕴的力量，写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丑事、惨事，打破了美国“文明的”现实主义“剪裁得齐齐整整的世界图景”，“清扫了美国小说中从维多利亚式、豪威尔斯式的谨慎和体面而通向诚实、大胆和生活本身的激情的那条小路”，为美国当代文学开拓了道路。《珍妮姑娘》是德莱塞的重要作品之一。在珍妮的命运中，体现了作者与哈代“一个损毁的星球”相类似的感受。他认为，对于自己的命运，“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大家多少都属一种走卒的性质。我们都像棋子一般受着环境的驱使，而那环境是我们所不能支配的”。珍妮的命运同苔丝一样无法解释，作者认为要想用秩序去解释人生和命运，就如同“想把海洋纳入一个茶杯，或把这迁流无定的宇宙用一束所谓法则的绳索来扎缚”。同时，德莱塞对珍妮不幸命运的描写，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男子玩弄欺侮无产阶级女子的故事性描述，从人的心理、生理状态中自然揭示人的欲念，比以往文学更深入地挖掘出人性的内涵。德莱塞在创作中还吸收了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并在他的小说中较早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先驱。
在广阔的文学天地间，在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道路上，人性的课题是永恒的。苔丝和珍妮的命运告诉我们，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哈代和德莱塞对劳动阶层的悲剧深切关注，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又使两位作家把这种关注的聚焦点投向人性的存亡。这也就是他们塑造出相同意义的悲剧人物的共同基点。
奥斯汀与女人味——《傲慢与偏见》：一个女性的世界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1813年面世）是深受我国读者欢迎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以18世纪末中产阶级妇女的爱情、婚姻为主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在读者面前展示了瑰丽多姿的女性世界。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奥斯汀的作品被认为生活面窄、题材琐碎、未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等等而不被重视。朱虹在《对奥斯汀的怠慢与偏见》（1981）一文中，曾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她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奥斯汀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之后说：“在许多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方面，奥斯汀都是开拓者。”是的，作为女性文学的先驱，奥斯汀是描绘女性世界的开拓者。
女性是人类整体的一半，但是自从父权制起即建立的男权文化历史中，女性被歧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当近代文明终于叩响了人类生活的大门，进而惊醒了人们沉睡的意识时，在女性世界中引起了最初的骚动。在文学领域，真正确立女性文学主体意识是在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一批女作家（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等等）在英伦三岛傲然崛起，形成颇有声势的女性文学群体，奥斯汀即是这一群体的先驱。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率先把女性的世界这一千百年来久被漠视的“黑暗王国”展示了出来，写得淋漓尽致、情趣盎然。
行为叛逆的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诉之于”形象的“中心人物”。她是一个中等乡绅的女儿，几经周折后，嫁给了富豪达西。伊丽莎白的婚姻十分耐人寻味，最鲜明之处是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女性意识”。在伊丽莎白身上，寄托了作者关于恋爱婚姻的理想。
19世纪的英国，妇女的精神、思想被幽闭在“淑女”、“贞女”式的道德观念中。那时的人们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性，一个妇女就必须履行自然赋予她的义务和职责”，“妇女的美德就是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和奉献精神，而这一切则在妻子和母亲的天职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用当时流行的词语概括即为“家里的天使”。显然，这是男性构建的“妇女”概念，要求妇女作为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的附庸，这是男权社会对妇女权利的否定。伊丽莎白显示出她与上述传统淑女的根本不同，伊丽莎白把爱情看作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而且敢于大胆追求幸福。当然，作为当时在物质生活上受惠于时代的中产阶级妇女，伊丽莎白的幸福观未能超越“嫁人”这一当时妇女唯一的出路。然而，伊丽莎白的优越之处在于，她敢于藐视传统，敢爱、敢恨，她的种种美德与当时提倡的那种单方面的牺牲和奉献是格格不入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伊丽莎白嫁给达西，不是以惊人的美貌使对方一见钟情（像传说中的灰姑娘），也不是以千金小姐的身份、教养博得对方的欣赏（像当时的风气）。相反的，达西认为伊丽莎白的相貌只是“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他的心的地步（中译本12页）。同时，伊丽莎白也绝不故作高雅，忸怩作态，甚至嘲笑那种假斯文，小说中的彬格莱小姐和伊丽莎白的妹妹曼丽就是被嘲笑的对象。伊丽莎白曾经为了看望生病的姐姐，不顾贵族小姐的身份和可能遭到的非议，清晨踏着泥泞步行三英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达西和彬格莱一家人面前，使他们大为吃惊（第七章）。伊丽莎白也不巴结权贵，更不惧怕他们。当达西说一个理想的女子要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时，彬格莱小姐极力附和，而伊丽莎白不客气地回答说，这样的女子实际是没有的，表现了她具有不肯苟同世俗的独立见解（第八章）。后来，当咖苔琳夫人找上门来责骂她出身微贱却不知廉耻地妄想高攀达西先生时，伊丽莎白则毫不示弱，不仅针锋相对地打击了贵夫人的高傲气焰，而且理直气壮地宣布了自己爱情的权利（第五十六章）。伊丽莎白还两次拒绝富有的绅士的求婚，显示了她对婚姻严肃、自主的态度。凡此种种行为，与当时的淑女形象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后来伊丽莎白忍不住问达西：“我的美貌并没有打动你的心；讲到我的态度方面，我对你至少不是怎么有礼貌………你是不是爱我的唐突无礼？”（中译本423页）达西的确是太爱伊丽莎白了，以至于不惜“让天下人都耻笑他”（咖苔琳夫人语，397页）。而且为了得到伊丽莎白的信任和谅解，他牺牲了自己的种种利益，尤其是为了挽救伊丽莎白的小妹妹，主动与他深恶痛绝的韦翰去做周旋的差事。是什么力量使达西这位傲慢的富豪如此之动心呢？正是伊丽莎白表现出的当时少女们鲜有的人格力量。
奥斯汀的时代（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继而掌握政权的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开始强烈地冲击着封建主义的顽固大厦，女性意识也同时萌生。这时的文学中，出现了敢于反抗命运，敢于争取自由、平等的女性形象。例如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简·爱》）、谢利（《谢利》）等等。伊丽莎白虽然不是思想激进者，但是在思想行动上，可以说，已跻身资产阶级新女性的行列，背离了传统的封建淑女的规范。正是这点叛逆精神，打动了达西的心。小说含蓄地提到达西亦属于具有新思想的青年，比如他提倡妇女读小说（第八章）。当时社会上保守的人反对小说，认为少女们只应该读《圣经》，小说中的柯林斯牧师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对于伊丽莎白的肯定和赞美，是奥斯汀从女性自身出发的一种态度，并借达西表现出来。就当时的现实而言，对于具有新思想、行为出格的妇女，社会一般都不予赞同。乔治·艾略特由于未婚同居，舆论大哗，迫使她不得不隐居乡间，给她的创作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夏洛蒂·勃朗特因爱上有妇之夫而忍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盖斯凯尔夫人为她写传记时，迫于舆论，尽量掩饰了这一事实，以致给后世的研究者造成疑点。这些女作家塑造了富于女性意识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可自己仍无法摆脱现实的男权统治。因此说，她们的文学创作，是辛勤地建筑着女性的理想。奥斯汀对伊丽莎白的欣赏也是源于这种理想，是作家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是作家对女性人格力量的表现和肯定。也就是说，伊丽莎白之所以这么明媚动人，这么自由洒脱，正是因为她生活在妇女自己的天地里。
追求爱情的伊丽莎白
在爱情婚姻，女性人格的问题上，奥斯汀有着深刻的见解，可以说是当时女性的生活哲理。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小说中另一青年女子夏绿蒂·卢卡斯结婚的无可奈何：“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中译本第143页）这是对现实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妇女的普遍命运。正因为如此，丈夫的财产必须由别人继承的班纳特太太才那么心焦地把五个女儿的婚事作为家庭的头等大事。奥斯汀虽然没有直接抨击当时的妇女必须仰仗丈夫而生活的社会既成法则，但她借人物的命运间接指责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为妇女鸣不平，并为妇女描绘了理想的婚姻模式，即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作者把这种生活理想寄托于伊丽莎白的身上，伊丽莎白不顾母亲的抱怨，拒绝了将继承她家财产的柯林斯的求婚，又拒绝了家财万贯的达西，因为她认为自己不爱对方。伊丽莎白以坚决的行动宣布了一个信念：没有爱情的婚姻，她绝不接受。伊丽莎白不顾切身的实惠，冒着做老处女的危险，大胆果决地拒婚，无疑是对男权社会的一个挑战。作者站在女性的立场，满怀激情地赋予伊丽莎白果敢的性格，又给她安排了美满的结局，作者的意图是明显的，她认为天性温柔敏感、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女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命运。
奥斯汀提出“爱情第一，财富第二”的婚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