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自然神秘性进行图解的故事还反映了作者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内容广泛，并且和人们的行为联系紧密，信仰的核心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其他信仰是它的补充。相信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唯一的主宰。”在依玛佐夫的诗歌和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和谐然而神秘的自然世界。这里没有世俗的污浊和尘世的纷扰，无论是和风还是狂风，黑云或白云，还是暴雨、洪水，草树和野物，都散发着清新的野趣，使人的心灵获得一种超然的宁静。同时，作者在诗歌和故事背后告诉我们，这个超然的世界是由万物之主创造并控制着，我们生活其中，可以领略其意趣和甜美，但是不能掌握和控制它；我们或许感受甚至亲历了某种神秘的事，但无法破译它；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受到了伤害，也无可抱怨。人们所获得的知识，应是万物的赐予，也就是真主的赐予，人们幸福地生活，是因为在真主的关怀和光照下。所以，我们应对世间万物抱有感激之情，对自然界的任何现象具有敬畏之情，从而懂得“爱”：爱自然，爱同类，那就是爱真主安拉。这也是作者传达给我们的一种宗教情感。
依玛佐夫文学创作的俄罗斯文化内涵
在体察作者宗教感情的同时，我们不应忽略依玛佐夫诗歌小说的俄罗斯文化内涵。像依玛佐夫这样的一代东干人，从小生活在前苏联的统一国家，接受俄语教育，从生活环境到思维方式都受到俄罗斯文化的熏陶，在文学创作中也必然会体现出来。
东干民族沿用着中国西北的口头语言，却没有保留中国文字。定居中亚地区后几十年，东干语只是口语。1927年，东干人和几位俄籍专家用31个拉丁字母创造了一套东干文字，但没有成为一个科学体系。1953年，东干文字改革，改用38个斯拉夫字母（比俄文多几个字母）编出一套东干文字，并用它编写了中小学课本，沿用至今。如果说东干语言和中国语言有着血脉联系，那么东干文字则是和俄文有着血缘关系。出生于1941年的作者，正是在这种语言文字的教育中成长的。实际上，东干民族的很多人都掌握两种语言，即俄语和东干语，所以，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自不待言。在依玛佐夫的诗歌小说中，从形式到内容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依玛佐夫诗歌和小说的俄罗斯文化内容首先是对俄语的运用和赞美。由于东干文字和俄语一样使用的是斯拉夫字母，所以《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首先从字面上透射出斯拉夫民族气息，如果没有翻译，我们就无从认识自己同胞的语言。《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中有一首赞美俄语的诗——《俄罗斯语言》。这首诗号召东干人学习俄语，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东干人的俄罗斯情结：
俄罗斯语言
俄罗斯语言多么深！
说去—方便，不攒劲。
俄罗斯语言多么宽！
它是咱们的大清泉。
娃娃大小—都习学，
有哩心劲，觉不着。
你们就能写，也能念，
顿亚的世事都能见。
哥哥，弟兄们！你们记下：
又巧，又灵俄罗斯话。
姐姐，姊妹们！你们笸怕：
它的能古比天大。
俄罗斯语言多么深！
说去方便，不攒劲。
俄罗斯语言多么宽！
它是咱们的大清泉。
依玛佐夫文学作品的俄罗斯文化精神还体现在内容里。小说《阿夫罗拉》和《三个军人》故事的背景都是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阿夫罗拉》写一个学生到列宁格勒回顾俄国十月革命时阿夫乐尔巡洋舰的功劳。《三个军人》讲述的是不同时代的东干军人，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时期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彼得格勒、莫斯科、伏龙芝、冬宫、彼得巴布罗夫要塞、涅瓦河……那些历史上熟悉的地名，还有俄语姓名别佳、瓦夏……和东干人的教名叶塞儿、拉比儿、麻乃等交织穿插在东干人的故事里，呈现出东干民族特有的文化融合的气息。
依玛佐夫1964年大学毕业，任中学教师。1972年研究生毕业后，专门从事东干语言文化的研究。他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文学创作，正值苏联文学道德题材涌现并日益繁荣的时期。在苏联文学的道德题材中，有一类以写动物表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作品，依玛佐夫诗歌小说的主题与之相类似。
苏联文学以写动物提出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高成就和极大的影响。如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1970），特罗耶波利斯基的中篇小说《白比姆黑耳朵》（1973），斯皮特涅夫的中篇小说《生活就是生活》（1975），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1973—1975）等。《白轮船》写西伯利亚叶尼塞河边的护林员莫蒙爷爷，为生活所迫，在恶霸阿洛斯古尔的淫威下，杀死了传说中曾挽救自己民族祖先性命的神物——长角鹿母，因而痛不欲生。他八岁的小外孙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当看到长角鹿的头颅滚落在屋角，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最后投水自尽。故事通过人与动物与生俱来的亲缘感情表现“善”与“恶”的不可调和，从而否定恶。《白比姆黑耳朵》写一只叫白比姆黑耳朵的狗，因为女主人认为养狗不卫生而被抛弃。它的小主人到处找它，此时正值城市打狗的风潮，白比姆黑耳朵想方设法寻觅主人，但最终没能逃脱厄运，被装上汽车运往疯狗场。故事感人至深，通过孩子与狗的纯真情感，提出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现代生态学问题，令人向往万物和谐的世界。《鱼王》写叶尼塞河上偷渔者的生活。渔夫阿格纳齐依奇是捕鱼的行家，并因此发了财。终于有一天，在他惊喜钓到一条硕大无朋的鱼的同时，落入了自己布下的钓钩的罗网。他想起传说的鱼王，恐惧地在鱼钩、冰水和大鱼的攻击中挣扎。小说通过阿格纳齐依奇与受伤的大鱼同处生死险境时的心理活动，惊心动魄地向读者展示了作品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依玛佐夫也多有类似主题的作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赞美与人和睦共处的自然万物，表达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不同的是，在依玛佐夫笔下，动物（或植物）是主角，人对其或不能理解，或羡慕地观察，而很少伤害到它们。
这类作品有的表现人与自然万物情感的相通相融。诗歌《阿妈的手》描写了阿妈早年的巧手如今像暴露在地面的老树根一样：粗糙、青筋暴突、裂口、没有血色。可这双手联系着作者早年的生活，母亲的劳作他一刻没忘，与滋养枝繁叶茂的老树根一起，都深深扎根在诗人的心里。诗歌《走信》描写一对情人天各西东，想妹妹的情郎“眼观蓝天”，请云彩把他的相片儿捎给远方的妹妹，并在心中祈愿妹妹能知晓天公的美意，也从空中寄来梦中的思念。诗歌主人公的情意在梦想中，在天地间，与蓝天同在。小说《刺草》写一群乌鸦像走大路似的在菜园子里逛，有的还把栽下的葱一根一根拔出来。帮助娘老子干活的塞娃儿“连喊带吼”地把乌鸦轰走了。拣起乌鸦拔出来的葱，奇怪它们为什么不吃呢？真想用猎枪吓唬它们一下子。父亲不慌不忙地走过来，蹲下，边把葱重新栽回去边款款地告诉塞娃儿：乌鸦是在找着吃葱根上的刺草。这是一幅人禽共处图，乌鸦大摇大摆，父亲不紧不慢，人种了葱帮助鸟吃到刺草，鸟吃害草帮助人种葱。人和鸟共同沐浴在清新祥和的乡间暖风中。
这类作品中也有表现人与动物和睦相处的。小说《鹌鹑》写一个小伙子李娃儿正读书时，听见有一只鹌鹑在窗前叫唤，他跳到窗外院子里把鹌鹑捉住了关在鸟笼里。以后几天，另有一只鹌鹑总在李娃的窗外叫唤。外边的鹌鹑一叫，笼里的鹌鹑也回叫。李娃儿不忍，就把鹌鹑放了。两只鹌鹑到了一块儿，并不远飞，每天早上在李娃儿的窗前鸣叫：“布里——布里——的卡！”小说《上树吊儿》是写秋天，一个“穿白汗衫，黑裤裤儿的儿娃子”坐在板凳上，手拿两个核桃对着树上的松鼠（上树吊儿）敲敲，松鼠从树上跳下来，孩子把手伸给它，松鼠伸出“两个爪爪儿”抱核桃，抱了一个，跑两步，又回来，想抱第二个，可总是抱起这个滚了那个。最终它先抱一个核桃跳到树顶上，放在“房房儿”里，又回来抱走了第二个。儿娃子回过头来，冲着“我”“笑哩”。小说《灵泛》写尕底儿抱养了一只小黑猫，小猫长大了，又灵泛，又贵气，还很乖，一家子人都爱它，只有尕底儿的哥哥不喜欢猫。一天，家里的两只鸡娃子被咬死了，哥哥不由分说将小猫装进口袋，干活时扔到河滩里了。不见了小猫，尕底儿没命地哭，到处找，妈妈劝也没用。紧接着小鸡又死了两只，哥哥在鸡窝里发现了“凶手”刺猬。没过几天，“灵泛”跑回来了，尕底儿高兴极了，哥哥也不再说什么。而“灵泛”像懂事似的，见了哥哥就躲开。后来灵泛又没了踪影，不多日子后，领回来三只小猫崽儿，它带着孩子在尕底儿家过了些日子，就留下一只小猫，自己和另两个孩子走了，再没回来。故事读来十分感人，且令人有惆怅之感。
在此类作品中还有专门写人与狗的亲密感情的。小说《恋人的狗》写一个小伙子要乘飞机外出，他带着他的大青狗一起到了飞机场，可是飞机上不许带狗。“把那么干净，那么规矩的狗都没叫我领！”24天后小伙子乘飞机回来，大青狗正蹲在机场的栏杆外等着他，见了小伙子像箭一样飞过来。机场的工作人员向欢天喜地的小伙子抱怨：“你的狗天天接迎你来的呢，来就蹲到那塔儿，对住落下的风船（飞机）望去呢”和小伙子同机来往的作者不禁十分感慨。小说《花儿》写一只漂亮非凡的狗，金黄瓦亮的毛，两只大耳朵，明亮的眼睛像水葡萄。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孩子们喜欢它，叫它“花儿”。大黄狗也喜欢孩子们，孩子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一天，孩子们正在玩儿，从门道里跑来个小狗娃，一个小丫头跳起来，迎上去把它抱在怀里。丫头的妈妈正好从房里出来，看见了，就骂小丫头：“啊？快撂下去，脏死了！”说着还拿起笤帚来打狗，小丫头一把抱住妈妈说：“阿妈，笸打哩！这是花儿的娃娃。”看看两只狗真像，妈妈也笑了。这个故事突出了儿童与自然的贴近，他们比成人更多自然的感情，更多与动物相通的东西。这种人类的纯情，与动物、植物，乃至天地万物，是浑然一体的，它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
和上述苏联文学作品一样，这类作品主要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评价。当作者把辛劳但丑陋的老树根与阿妈的手联系在一起，把湛蓝的天和纯白的云与爱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时，就表现了对爱的神圣感情。作者写老农和田间各种野禽野兽相伴，写儿童和松鼠相亲相爱，写人与狗感情深重，是要表达自然万物和睦相处的社会理想。苏联文学作品中社会矛盾冲突尖锐，人在有意无意地破坏着自然环境，东干文学中社会舒散平静，人并无刻意地保护自然，却和自然，和动物和谐一体。如果说苏联文学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那么东干文学则以纯净豁朗的天地万物，解释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
依玛佐夫的这类作品很多，构成了一个自然的世界。表现了他对宇宙和对人生的认识，体现了一种源出远古而价值现代的生态观。依玛佐夫的思想观念与上述苏联文学的道德观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一方面说明作者受到过苏联文学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也显示出东干文学与苏联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
依玛佐夫文学创作的中国文化印记
作为从中国移民中亚的民族，东干人的生活习俗中保留着浓厚的家乡风味。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生活，所以依玛佐夫的文学作品中当然留有深深的中国文化印记。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东干民族保留了一百多年前中国西北的方言，阅读《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会使我们今天生活在西北的人倍感亲切。譬如：把“小”说成“碎”，“好看”说成“心疼”，不懂事的孩子叫“瓜塔儿”，乌鸦叫“老哇”，蛇叫“长虫”，松鼠叫“上树吊儿”。还有：势头（太阳）、蒸（热）、帮个儿（靠着）、叼（抢）、好少（好多）、言喘（说话）、攮（插）、揸（把手伸开）、转（游逛）、浪（游逛）、苫（盖）、撇（扔）、拌（摔）、望（看）、一耙子（一伙儿）、一号子（一种）、将幺儿（正要）、耍姑娘（布娃娃）、完掉（死）、肯（常常）、洇一坨（湿一块）、这塔（这儿）、单另（单独）、圪就（挤在一起）、见不得（不喜欢）、走信（通信）、拜俩（灾难）、得道（谁知道）、呢（里）、啥（什么）等等。作品由这样的词语组成，句子结构，语法也完全是西北方言的。
应该指出，在上百年历史变迁中，我国西北方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与东干人的语言已不完全相同。而一些类似上述的词语，在今天西北地区也仅限于口语，不在书面语中使用。而且，建国后几次大的语言文字改革，普及普通话，使得西北地区的青少年主要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所以，东干民族的语言和文学作品为我们保留了一百年前的西北地方语言风貌，是中国陕甘方言的活化石。
依玛佐夫诗歌小说的中国文化内容还表现为对故土的怀念和对农业的关注。一百多年来，东干人与中国陕西甘肃来往很少，了解很少，东干人怀念故土，在老一辈人只能是一种思念，很难变成现实。1990年，中国学者访问了中亚东干移民区。当中国学者使用陕西方言与东干人交流时，激动的东干青年把他抬起来，边在村里游行，边喊：“老舅家来人了！”依玛佐夫的诗歌《一把亲土》就叙说了东干民族的这种怀乡之情：
在伊犁，宁夏我去哩。
我爷的省
又宽，又大，又洒落，
银川京城。
兰州的省呢也浪哩，
黄河沿上。
……
打这儿走呢想起来
老子的话：
“把宁夏的黄亲土
拿来一把。
给你爷的坟头上，他的面上
（我答应下的呢，你这下）
要紧苫上。”
这呢回来，上哩坟
我给我爷。
在坟头上念哩个苏儿。
都瓦一接。
把宁夏的黄亲土，
将将一把，
打口袋儿呢掏出来，
慢慢搁下。
跪到这塔儿落哩泪，
想起我爷。
把家，亲土孽障的
（村干心血）
想哩一世；总没见
宽大黄河，
洒落宁夏，新银川……
在这儿睡着。
诗歌中叙述给爷爷的坟上加一把家乡的亲土，既表现了作者祖辈一生的愿望，也是整个东干民族情乡情结的真实写照。这种感情把东干民族和中国西北回族，乃至中国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是雪山和国界永远隔不断的同胞手足之情。诗歌中亲切呼唤的黄河、黄土，宁夏、银川，在作者的梦和遥想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东干民族和我们共同植根的土地。
中国是农业国，农业文化精神从古流传至今。东干人把这种精神带到了中亚地区并且发扬光大。在东干移民到来之前，吉尔吉斯等地的人民大都过着游牧生活。东干人开垦土地，发展园艺，把农业文化注入中亚文明，形成新的中亚文化内容。东干人在中亚不仅开垦了大量土地，还引进水稻、蔬菜和各种温带经济作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精神也就是东干民族精神，同时也是依玛佐夫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