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兰因此拼命地往前冲，我好容易才把它勒住。在到达指定的地点以前，我摔了好几个跟头。我在一棵大橡树下选了一个阴凉、平坦的地方，躺在青草上，让热兰卧在我身边，开始等待。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如此，我的想象力远远脱离了现实。当树林里传来第一只猎狗的吠声时，我已经在想象我纵犬去追第三只兔子了。土耳其人的声音在树林里显得更加响亮，更有劲。一只猎狗尖叫了一声，接着便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他的声音。另一个低一些的声音加进去，接着第三个、第四个……这些声音有时沉寂下去，有时争先恐后地响起来。声音逐渐加强，连续不断，最后汇合成一片响亮的、喧闹的嘈杂声。猎场上充满了声音，那群猎狗齐声狂吠着。
……
热兰突然吠叫起来，猛地往前一冲，使我险些儿摔了个跟头。我回头一看，林边有一只兔子在跳跃，它的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耳朵竖起来。热血涌上我的头，在这一瞬间我什么都忘掉了。我拼命地叫起来，松了狗，一纵身跑过去。但是，我刚这么做，就后悔了，因为兔子蹲下把身子一纵，我就再也看不见它了。
但是，当土耳其人紧跟着那群一齐向林边奔来的猎狗从树丛后出现的时候，我是多么羞愧啊！他看见了我的过失（就是我没有控制住自己），轻蔑地瞪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声：“唉，少爷！”但是，你应该听听他说这话的腔调！他还不如把我像只兔子一样吊在马鞍上，我还比这样轻松些呢。
我十分绝望地在那儿站了好久，没有唤狗，只是一个劲儿拍打着大腿念叨：
“天啊，我干了什么蠢事啊！”
我听见那群猎狗跑远了，林边发出一阵咔嚓声，捉住了一只兔子，土耳其人用他的大号角召唤猎狗，我却依旧动也不动……——《童年》（托尔斯泰）
像男孩子一样调皮的小姑娘——乔治·桑
乔治·桑（GeorgeSand，1804—1876）原名奥洛尔·杜班（AuroreDupin），是法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乔治·桑从小在祖母的庄园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她17岁时，祖母去世了，于是她成为偌大的庄园和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然而，性情开朗，坦荡率直的奥洛尔，依然天真未凿，并不懂得交际场上的虚伪礼节。人们经常看到她头戴鸭舌帽，身穿肥大的男子礼服，或是一件长披风，一条长裤，裤管随意地塞在靴子里，肩扛猎枪，策马驰骋在田野上，兴致勃勃地追赶野兔，寻觅猎物。奥洛尔不喜欢被束缚在紧身衣和拖地长裙中，她无拘无束惯了，而且从小就喜欢男子的气概。写作成名后，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男子的名字：乔治。后来，她在自传里记录了儿童时代自己是如何热衷男孩子的游戏：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初怀着多么大的热情去搞那些假戏真做的游戏。开头的时候，我懒洋洋的对此一点儿都不起劲，我的姐姐或者那位玻璃商贩的大女儿来约我去玩什么蒙面游戏、迭手游戏之类老一套玩意儿，我总觉得这些东西丝毫也不中我的意，因此很快地就感到兴味索然。可是当我和表妹克洛蒂尔德或者跟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我便一下子变得兴致勃勃，我们模仿着大人的样子打起仗来，穿过树林落荒而逃，在我那幼小心灵的想象中，这片树林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场所。后来，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突然失踪了，于是大家四处寻找，大声呼唤，原来她正在一棵树下睡得正香呢——那棵树其实是一张沙发。这时候我们便跑过去帮帮她的忙，由一个人扮演其他人的母亲，要不就装扮成一位将军，这是因为外界纷扰的战事已经强烈地震撼着我们这小小的一隅。我不止一次地装扮成皇帝，在沙场上指挥若定，大家一哄而上，把洋娃娃、画片和玩具之类统统撕成碎片。我的父亲似乎也像我们一样年轻幼稚，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简直无法容忍那可怕的战争又出现在家中这小小的天地里，因为他曾经上过战场，他对我的母亲说：“我求求你，把这帮孩子们的战场给我打扫干净吧！她们发疯啦！我一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着这些手臂啦、大腿啦，还有这些红颜色的破布烂片，心里就难受得要命。”
玩具和小人画片忍气吞声地经受着如此的践踏，我们却并不以为自己残酷无情。我们骑着假想的战马飞奔，手持着无形的刺刀在室内家具和我们的玩具上面乱砍乱戳，我们完完全全沉浸在疯狂的热情之中，人也变得如痴如狂。人们责骂我们简直像男孩子一样调皮，其实，我的表妹与我，我们两人倒真的渴望着有那么一股男性的激情。我特别记得某一年秋季里的一天，晚饭后，夜色已经笼罩住我们的房间，那天我们并不是在自己的家中，而是在沙龙我姑姑的家里。我相信的确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在姑姑的卧室里床上张挂着帷幔，而我们自己家里却没有这个东西。克洛蒂尔德和我，我们两人一前一后，在树林里——也就是在床幔的波状皱褶里穿来穿去地追逐嬉戏，在我们眼里，整个房间似乎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真好像在夜色降临时的幽暗山林里穿行一般。人们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只当作耳边风。我的母亲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把我安放在餐桌边坐好，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当我猛然间看到明亮的灯光、眼前的餐桌和其他实物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的惊异，我到底从完全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了，但我却感到很难一下子摆脱那种痴迷的境界。有时候，我明明身在沙龙，却总觉得是在巴黎自己的家里；有时候，明明是在巴黎，却又似乎感到人在沙龙。我常常非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明白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看到在我这样一个年幼的小姑娘身上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了这种幻觉。——《乔治·桑自传》
孤儿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日本现代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大师。1968年，他以《雪国》《千只鹤》《古都》三部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早期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在30年代就曾被搬上银幕，后来由山口百惠主演的电影《伊豆的舞女》被译介到我国，引起相当的轰动。川端康成有着一个凄惨悲凉的童年，从小父母双亡，稍长些时，抚养他的祖父母和唯一的姐姐也相继离开了人世。对于这样茕茕孑立的孤儿生涯，川端康成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他称自己是“精通葬礼的人”。何乃英先生在传记《川端康成》中，向我们讲述了作家的孤儿生涯：
父亲在我三岁时死去，第二年母亲又死了，所以对于双亲我毫无印象。母亲连照片也没有留下。父亲也许因为漂亮，喜欢照相，在我卖老家的房子时，从仓库里发现了他各种年龄的照片三四十张。我曾将其中拍得最好的一张放在中学宿舍的桌子上作为装饰，但其后几次变换住处，这些照片全都遗失了。不过即使看见照片也想不起什么来，所以虽然想象这是自己的父亲，仍然没有实际感受。听别人讲起父母的事，也并不感到多么亲切，立刻便忘掉了。——《油》
川端康成的老家四周围着树篱，是个很大的宅子。在这个宅子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
在这所大宅子里，祖孙三人的生活似乎是颇为阴郁的，但又是和乐的。有一次，川端康成不知因为什么事惹得祖父生气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是这次祖父确实发起火来，追着非要打他不可。他在前边跑，祖父在后边追，不是撞在柱子上，就是碰破了隔扇。祖父越追越生气，越追越难过。后来川端跑累了，蜷缩在屋子角上。等祖父快抓住他时，祖母跑上前来护着他。这时，又着急又生气的祖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起来。祖母碰倒了碗橱，踢翻了水壶，弄湿了衣服，大声喊叫起来。祖父吃惊地站住不动，祖母躺着不动，川端则蹲着不动，随后三人一齐大哭起来。“那时，我们确实动不动就爱哭。”——川端后来写道。
……
祖母去世以后，这所大宅子仅仅留下川端康成和他的半盲的祖父，依靠亲戚的帮助和邻居的照料过日子，生活变得更阴郁了。不过这两个以前动不动就爱哭的人，现在却不哭了。用川端康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祖母死后，祖父不哭了，我也不哭了，我变得更加发憷了。
纸灯笼的灯光培育了我。当时已经是从明治三十年代向四十年代过渡，无论什么样的农村都没有不使用煤油灯的家庭了，但祖父认为煤油危险。祖父眼睛不好，煤油灯也好，纸灯笼也好，在他看来亮度差不多少，都是一样阴暗。灌上菜油，拨动灯芯，在旧纸灯笼的阴暗灯光下看书的人，在我们这辈人中，大概没有吧！我的幼小灵魂的新芽便是纸灯笼的朦胧光影。——《纸灯笼》
对方看不见我，所以我可以长久地盯视着对方。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是祖父抚育的孩子，在家里非常任性。祖父气得直打哆嗦。我带着赔不是的目光流着泪水，直勾勾地望着祖父的脸。祖父看不见我的眼泪，依然怒气冲冲。我知道祖父看不见我，也就不觉得流泪是难为情的了。就如同对着人家的背影低头抽泣一样。即使在另一种时候长时间盯着祖父的脸，少年的我也不免会感染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寂寞思绪。我有直勾勾盯视人脸的毛病。这种毛病说不定是同盲人单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所养成的吧。——《致父母的信》
也许由于这种环境过分寂寞了吧，川端康成从小喜欢画画儿和读书。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首先对绘画产生了兴趣。祖父爱好绘画，勉励孙子将来成为画家，川端康成自己也有这个打算。可是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的兴趣又从绘画转向读书，成为书本的俘虏……“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那时，抓过什么便读什么。当然，意思并不了解。欣赏的仅仅是语言的音响和文章的格调。这种读法将我诱入少年的天真的感伤之中。即歌唱无意义的歌。”——《关于文章》
我还记得，在小学毕业或者刚上中学的时候，我好几次趁天还未亮，独自登上那座庙的后山，是为了观日出。为什么要观日出呢？现在我已没有印象了。许是正月初一的早晨吧，那时候我读过的拟古文集里，一定描写过元旦的日出美景，实际上我也是很想观赏的。即使没有这一目的，我也经常这样做。我像一个轻松愉快地干活的花匠，爬上了庭院里的厚皮香树，坐在粗大的树枝上读书。在这里读书，远比在房间里读书心里踏实。这种时刻，坐在树上，就如同坐在长途旅行的火车上，万般杂念皆抛诸脑后。也好比刚到旅馆，一仰脸就躺下，觉得非常清爽、坦荡而安闲一样。——《川端康成》（何乃英）
黑塞和他童年的朋友布洛西还有乌鸦
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是德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和散文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少年时曾在工厂和书店当学徒，1904年以后成为自由写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住在瑞士，写文章谴责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赢得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友谊。1923年成为瑞士公民。他的自传里记录了很多童年趣事，尤其是和布洛西的友情：
当时，他那只可怜的乌鸦还活着，到处欢蹦乱跳的，我们有一次把它带到我们家花园的小亭子里，放在横梁上，它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是没法下去。我向它伸出食指，开玩笑地说：“喂，约可波，咬吧！”于是它便啄了我的指头。虽然啄得并不很痛，我却火了，想揍它一顿以示惩罚。布洛西却紧紧抱住我的身体不让我动，直至那乌鸦提心吊胆地走下横梁，逃到外面。“让我走”，我叫道，“它咬了我。”并且和布洛西扭打起来。
“你自己亲口对它说的：约可波，咬吧！”布洛西嚷嚷着，并向我说明，那鸟儿丝毫也没有错处。我有点怕他那教训人的口气，只好说，“算了”，可是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另找机会再惩罚那只鸟。
事后，布洛西已经走出我家花园，半路上又折转身子，他叫住了我，一边往回走，我站着等他。他走到我身边说道：“喂，行啦，你肯真心向我保证，以后不对约可波施加报复吗？”见我不予答复，态度僵硬，他便答应送我两只大苹果，我接受了这个条件，他这才回家去了。
不久，他家园子里的苹果树第一批果子成熟了，他遵守诺言送我两只最大最红的苹果。这时我又觉得不好意思，犹豫着不想拿，直到他说“收下吧，并不是因为约可波的事，我是诚心送你的，还送一个给你的小弟”，我这才接受下来。——《外国文化名人自画像》
南美的雨水——聂鲁达湿漉漉的童年回忆
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1904—1973），智利当代著名诗人。他从14岁正式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本诗集《黄昏》。1924年，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发表，使他登上智利文坛。聂鲁达一生坎坷，长期担任外交官，足迹遍及亚、非、欧、美许多国家。1949年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汲取了文学史的多种营养，尤其是惠特曼的自由体形式。他的诗歌经历了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形式的尝试，最后形成自己的特色：诗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形象新鲜，比喻生动，声调丰满。1971年，“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他在最后的著作《我的生活经历》中记录了童年的生活环境：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的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
我有了丰富的阅历之后，觉得在我的故乡阿劳卡尼亚地区施加过可怖而又不可思议的威力的雨水，已经失去艺术感染力。雨水整月整年地下个不停。一根根雨丝像长长的玻璃针，在屋顶砸得粉碎；有的打在窗上，形成透明的波涛。雨中的每一幢房屋，都像一艘船，正在严冬的大海中吃力地驶向港口。
美洲南方的这种冷雨同热雨一样，不会像鞭子那样劈头盖脸地猛浇下来，过后又是晴空万里。相反，这种雨很有耐性，会绵绵不断地从灰暗的天空中不停地落下来。
在我家前面，那条街变成了一片烂泥的汪洋。我从窗口透过雨帘，看见一辆大车在街心陷入泥淖。一位身披厚毛黑斗篷的农民正在抽打拉车的几头牛，它们在雨水和烂泥里再也拉不动了。
那时，我们常在人行道上踩着一块块石头，顶着严寒和雨水上学去。雨伞被风刮跑了。雨衣太贵，手套我不爱戴，鞋子湿透了。我永远都记得烤在火盆边上的湿袜子和许多冒着蒸汽，像一只只小火车头似的鞋子。接着发了洪水，把河边住着最穷人家的村落冲走了。颤抖的大地也在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外国文化名人自画像》
主要参考书目
《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著，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一卷，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乔治·桑自传》，王聿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川端康成》，何乃英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外国文化名人自画像》，李然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外国名作家传》，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胡湛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