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我自己的歌，写我自己的字。
中国《中华文学选刊》专访
彭扬，1984年出生，巨蟹座。
在生命起程的时候，没有因为所谓的课本学习，考试或者其他一切功利因素多而消耗时间与年华，自由并且充实地生活在文字、色彩、灿烂的阳光中，坚信艺术的生命是最纯粹的生命，摒弃生命功利的污秽和杂质，向着快乐明亮的方向生长。热爱旅行。热爱睡觉。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转自香港《大公报》）
我很少关注同龄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品。我们这个年龄是写不出什么的，阅历成为一个暗地里牵制你的魔镜。我的眼光总是朝上或朝下。朝上：看上一辈人或年长者的作品，碰到好的，我尊敬他，知道自己的不好，却也同时想着将来头上略有几根银丝的时候，也会写得这般厚实这般让人回昧。朝下：少年写作已经瓜分了一片文字的天空，形成了一般空前的热潮。甚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一个个鲜脆脆的名字和青春飞扬的面孔，带着他或她稚气未脱、干净透明却又清新神奇的文字，挤挤闹闹地走到我们的视线里。他们有着可畏的天赋，对文字天然的感知力，让他们摸索着勇敢前行。他们诉说着单纯，渴望着未来。
因为年龄小，他们受到带着惊喜的关注和赞扬。也因为年龄小，他们同样得到了包括著名评论家、作家、大学教师等各种身份不同的人格外的批评，被质疑这些文字到底有多少分量和意义。
作为一个纯文学杂志的编辑，我理所当然地关注这一切。不过抛开其他方面不论，我更想知道的是他们为什么能写出好东西来。然后喜欢写作的少年会以更加坦然更加自信的态度去写。
彭扬在写作方面成绩斐然，在国际和国内均受到了很高的文学评价，可以说是少年写作的佼佼者。
本期我们先来问问彭扬。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彭扬：在做一个关注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的系列采访，是一个关于城市青少年生态调查的主题。另外，在一些杂志写自己的专栏，有关于电影的，还有关于文化生活的。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彭扬：大概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写一些简单的诗歌。
记者：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
彭扬：（笑）可能是有点。
记者：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基斯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是作家。这个“诗意地理解生活”，会使你的作品有丰富美丽灵动的想象，是不是？“童年”对你的作品影响有多大？能否说说自己的童年？
彭扬：我觉得巴乌斯托夫基斯这段关于“童年和写作”的话真是太美妙了。的确，童年能够让我“诗意地理解生活”，它对我的写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童年像一张相片，仍然不会忘记起程时的欣喜；它又像一个盒子，装载的都是生命起首的纯洁与欢笑；它更是一个房间，每当我走进这里，我会深思和体会，或者说它是我的一个生命背景。我的童年是在乌鲁木齐度过的。它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城市，这里有很多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它还是一个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区。我觉得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区域。在内地的话，一般人觉得自己的世界里面只有一种民族——汉族，但是在新疆这块土地上面，我从小就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人，他们讲着和我完全不同的语言，穿着和我完全不同的服装，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习俗。我是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而他们信奉神灵。所以，这种多元化和非常规化的独特的东西，在我童年时代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不需要通过什么知识理论来获得。这一点，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从一种多元文化的存在感产生的，对那种统一的、绝对的、单向度的、占主流的文化的心理上的距离。在乌鲁木齐时，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大自然，这对我作品的寻找和体现自由和天然的倾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记者：对自己目前写作怎样看待？
彭扬：我还在探索中。我想不会有一天我能说我对自己的文字百分之百的满意。目前主要表现一些芜杂纷乱、纠缠不清的城市里一些人的异化和病态。我现在的文字基本上有三个主题：童年、时间和城市，并且以“理想”为线索贯穿始终。对我来说，文章的风格比意义更重要，意义往往暧昧难明，也许应该由读者决定。我的文字对读者可能只是娱乐，但对我确是生命的气息。
彭扬在参加《中华少年写作精选》组织的文学社接力赛时，复赛作品是《雨季之鼠》。经过评委们的激烈争论，彭扬胜出。和他对擂的是一篇用心理描写推进故事发展的小说：节奏缓慢而又连贯的《旅者》。我当时拿到彭扬的稿子时快速读完，并且因为版面需要而对它进行了整体裁剪，但心里实在是很惋惜。那是一幅画面感极强的文章，看完以后就是看一场电影的感觉：“灰色的雨滴”、“天蓝色的音符”，“晶莹纯净”。流露着清翠的叶子，“花的瓣软得像棉花糖，散发出蜜汁一样的味道”。感觉这么美妙，很让人羡慕。
记者：许多人喜欢张爱玲。她的文章是立体的鲜活的，我想主要是由于她笔下对各种感觉比如视觉、嗅觉，味觉之间的互相串味描写，以及能把抽象准确地等量地用形象的东西转化过来。例如“细细的花香”、“夏天像是一根亮亮的细线，慢慢地伸长下去”，等等。我觉得张爱玲这样的文笔得益于她除了爱好文字还喜欢绘画，以及对女人的服装、饮食、电影等特别关注，从而使得她的思维异常丰富宽阔。你喜欢文字也喜欢电影，而且读了你的文章《雨季之鼠》以后让人感觉除了具备一般文学作品的美之外，还给人一个色彩鲜明的画面感觉。你能不能谈谈你在音乐、电影，美术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它们对你写作的影响。
彭扬：其实无所谓成就，只是自己非常喜欢罢了。音乐上和一些朋友一起玩，并且有机会能参加一些国际上的音乐比赛，拿到一些奖项。对我来说，拿不拿奖并不重要，关键是一直能够和音乐相伴。我的生命不能是无声和死寂的，它要充满美妙的音符。我有个很会弹钢琴的好朋友，是个很帅的男生，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像学音乐的，可是每次他在钢琴室一弹钢琴，我想所有路过的人都会惊讶。上个暑假，我经常去他家听他弹琴，我靠在他们家蓝色的沙发上，他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之间只是流动着乐曲，天空忽明忽暗，感觉真是妙极了。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很微妙的，音乐和写作的心态和灵感可以在瞬间转化。而绘画对我来说，是记录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我喜欢各种各样的色彩，并将它们以不规则的形态赋予万物。我经常会背着一个画板去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一些凌乱的角落用色彩记录下那时候的感受，我觉得这很浪漫，我也是一个浪漫的人。它们和写作作为艺术的几种表式，我都无法割舍。我喜欢艺术，喜欢它的各种形式，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各种联系，互相促进。我想这就像我喜欢水，就会爱它所有的形态。人的一生是需要水分的，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能找到注入水分的适当的形式，不然个体就会慢慢地枯萎掉。
记者：青年女作家徐坤谈到写作的时候说到“绷着写”的状态：进行认真的构思，长时间的酝酿，然后再集中精力用连贯状态写作。这样的作品自然在有一种“骨气”在内。反之，心不在焉，写出的东西往往给人随意杂乱的感觉。你在写作时通常都是什么状态。
彭扬：写作的时间对我来说可能是时时刻刻。我在状态很好的情况下，往往会长时间写作。比如说，今天早上，我突然在脑中涌现很多的关于正在创作作品的想法，我可能会从早到晚坐在写字台前，挥笔不停，吃饭也要端到文章前面，边想边吃。还有就是，思考与写作的相融程度很好。灵思往往爆发于一个瞬间，我可能在走路，可能在与朋友交谈，可能在上课，可能在吃晚餐，但是我都会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把此刻的想法记录下来。我买了很多像名片大小的卡片，每次出门总要装上一些，用于这种记录。这些零散的卡片，会根据内容的不同来进行分类和编号，成为我创作的索引卡。
记者：有人说过，文字，数字和音乐是开发智能的三要素。你觉得文字方面的才能对你的学习有什么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影响？
彭扬：它能够让人变得更具抵抗性。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抒发真性情和表述真思想的。作家就作品创作而言，不应该有任何人为的约束。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让这种愿望成为不可能，并且会造成一种冲突。我的感受是，写作之后对公式化的学习感到很反感。
记者：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丈学的材料》一文中否写了文学作品仅为个人表达感情，纯粹为自我的写作的狭义艺术观。他说“纯粹为自己写的作品，不能被称作文学”。一部好作品除了消遣之外，还应该给读者信息、美感、思想，你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评价？
彭扬：这种观点我很赞同。我很反感对那些矫情的、无病呻吟的小资文字，他们只是一味描写“我”的感受，只追求文字的华丽与形式的新颖，还有些只是一味的炫耀作者的才情。这种文字也许能红极一时，但不可能成为经典甚至传于后世，就像您说的只是一种“消遣”。对于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的东西我自己是无法评价的，我只能说它表达了什么，刚才已经和您谈过了。但是它有真正的三个元素：一是自由，二是表达，三是真诚。我尊重我自己，也尊重我的读者。我的写作动机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了解”。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身是一个包裹在皮肤四壁之内的幽暗存在，我们在慢慢地长大，慢慢地卷入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建立不同程度的联系。所以，了解对我来说是一种构架，能够不断地在上面增添新的内容，以此来壮大我的生命。了解可以让我们发现问题所在。实际上，进入了问题，就进入了状态。创作是一种状态，灵感也是一种状态。有了真问题，才能有真感觉；有了真问题，才能有真艺术。带着了解，我才能接近一种真实、真理和真相。所以我的写作应该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互相穿透。对于生活，我一直在调动积累，开放感官，进行一种提炼。
记者：最近在看哪些作家的书？为什么？
彭扬：英国的弗吉里亚·沃尔夫的《到灯塔去》，美国的凯路亚克的《在路上》。这些作家都是真性情的人。有的时候接触太多繁华迷离的事物就渴望感到率真、诚恳和简单。他们表达出了自己的灵魂而不做任何掩饰。这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从作品上讲，塑造的人物对政治生活的贫瘠空洞以及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敌视冷漠熟视无睹，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坚强。表达的思想是一种对工业社会中人性失衡自我迷失以及生存目标和状态的探索。我很喜欢。我想，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绝望，但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希望和过程。
记者：你认为现在的语文教学对自己的写作有何影响？
彭扬：如果从文学意义上讲，基本上没有影响。语文教材和教学不是教每个学生成为作家，而是教每个学生怎样规范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语文教学的作文部分，一般也都带有很大的限制性，不好发挥。
记者：最近你获得了日本国家第九届“少年村上春树”文学奖，有什么感想？喜欢村上吗？为什么？
彭扬：这个奖9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的少年作家，我觉得这是一种鼓励。我并不觉得在我头上形成了一个发亮的光环。我写作并不是为了拿奖。我喜欢村上老师的小说，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我总共看了三遍，每次都会有新的感悟。这就是对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和思考的神奇与美妙之处。村上老师把日本单身青年倾斜失重的精神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一直在指引我们思考城市的高度发达带给人们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误读了村上老师的作品，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村上老师的东西小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度也不是像很多娱乐媒体炒作的那样，只描写了一些男女情爱之事。有人说他的作品充斥着生活的细节，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出色的细节描写才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感，一种对存在的隐性思考。
最初，一位著名老作家建议我看《挪威的森林》。他说这本书在中国卖得很好，中国的青年很喜欢。我急急忙忙地看完，不喜欢，所以就没有再完整地看第二遍。但却欣赏它，为它着迷。村上作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作家，漫无边际而又深情忧郁地回忆起自己的初恋和青春，想的是抒发是怀念，是纯粹的浪漫。正因为如此，许多感觉描写才细腻得让人惊讶。当然也想到了在日本这样科技发达的社会，年轻人心里会对爱情抱有无法自救的孤独和无聊。后来著名作家曹文轩老师在一次讲座上说到这本书，说打动他的地方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能这样写小说，在中国是没有过的。而彭扬这样的年龄，却极有耐心地看三遍，并且从中思考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与青年人精神世界的问题，真是令人折服。
记者：你也同样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文学大师江健次朗的赞赏，他称你“以一种超出年龄的深刻来观察世纪末的文明。他的出现给新世纪文学带来希望”。你读过大江健次朗的小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