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这种暗暗抵制的态度我很不满意：“有什么好斟酌的呢？既然下了决心改革，就得付出代价。”
他老谋深算地笑了笑，道：“您说的道理我都懂，我年纪一把了，麻绳提豆腐没指望了，没得么哩代价好付出的，您还年轻，还有美好的政治前途，付出的代价可不能太大。您要知道，那些吃空饷的，那些从乡村调进城关富余的，要么背后有大树，要么在领导身上花了大价钱，您现在一句话要把他们赶回去，有那么容易吗？到时候扯出萝卜带出泥，牵连的领导一大堆，您在江南还待得下去吗？再说第五点吧，过去教育局机关都是按照有职称的拿职称工资，没职称的拿行政工资。好多干部，包括我，编制都不在机关而放在二级机构如仪电站那样的事业单位，就是为了工资高一些。这并不是我们江南的特产，其他地方都是这么搞的。如今你们市长开个会说改就要改，机关里大部分人都有职称，这样一改，工资每个月少说要往下垮一两百，多的要垮三百多块！如果这项政策要宣布，最好由你们政府领导去宣布，如果由我去，机关里的人不骂我的娘？”
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突然之间感到脊梁骨直冒寒气。我很庆幸，幸亏没有贸然启动“城区及周边富余老师向农村中小学校大遣返”行动，否则的话，江南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想了想，对阮局长说：“直接遣返的确不妥。我看改为‘上山下乡支教’，一‘支’三五年，期满成绩突出者可以考虑其返城任教，否则，继续支教。这个计划搞肯定是要搞，不然的话农村里没得老师教书了。但鉴于目前这种状况，可以先往后推一推。你和其他班子成员商量商量，先抓紧落实其他四点意见，你看如何？”
老阮是个老江湖，点了点头，道：“我觉得还是请您出面召开一个局党组会，由您亲自宣布会更有执行力。我朽木一块，不怕付出代价，就怕班子里的某些人看到我行将船到码头车到站，不听我的那就麻烦了……”
“好吧。你安排个时间，越快越好。”看到老阮有些为难，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其实，我本不应该越俎代庖去主持他们的党组会，但老阮似乎很乐意将权力交给我控制。整个江南城传得沸沸扬扬，说是我被阮胜利利用了，因为教育局党组大部分班子成员都不买他的账，连财务股股长都驾驭不了，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宁市长的身份达到控制局势的目的。老阮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我比谁都清楚，我是难得糊涂，大智若愚。
其实，他在利用我的同时，我更在利用他。没有他的配合，我一个小小的市长助理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树立起我的威信？关于谁被谁利用的问题，四年多以后我曾偶遇老阮谈起过这事，他不置可否，道：“利用是一种智慧，上升到商业层面叫商业智慧，上升到政治层面，就叫政治智慧。利用我掌控全局，是政治大智慧；掌控全局之后单枪匹马改革，是政治缺智慧……”
“这些话你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我带点挖苦的口气问他。
他回答：“当时你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听得进肺腑之言吗？”
的确，当时我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凭血气方刚，逞匹夫之勇，改革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巴不得江南教育界一夜之间呈现康乾盛世。然而，事与愿违，各类矛盾层出不穷、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先是社会上开始传谣，说是塌西湖中学和春草中学校长已经内定，全部都是阮胜利局长早就心仪的人选。不时有校长直接向我打电话咨询，说是这两所学校的校长既然已经内定，问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报名。我反复地解释，耐心地解释，内定的传言依然在大街小巷四处泛滥。
接着，教育局机关以纪委书记为首，坚决反对教育局机关按行政标准发放工资，上蹿下跳，纠集一帮股室领导要到政府请愿。纪委书记公然提出要到春草中学去当校长保职称工资，在他的鼓动下，有几个股长也吵着闹着要下中学去当校长。
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顺势就汤下面，亮出了我的杀手锏：“政府的决定必须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大家的利益我也应该尽我所能尽可能地考虑。我看这样，凡愿意下基层当校长保职称工资的，本周之内向局党组打报告，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至于具体分配到哪所学校，由局党组统筹安排。因纪委书记属市管干部，你的去留要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我做不了主。如果你真心想挪位置，请你向江南市委组织部打报告，何去何从只能由常委们决定……”
闹事的股长们一听觉得不妙，心有不甘地陆续散去。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边散边嘀咕：“他只是一个助理，找他闹没得用，哪天我们一起去找柳博温……”我赶紧交代身边的阮胜利局长：“对他们的动向一定要盯紧，绝不能让他们把矛盾转移到柳市长那里……”
紧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内线打来电话“告密”：教育局机关某股长、塌西湖中学某副校长把所有的评委都买通了，明天的竞聘要出大问题。按照我原先的设计，校长竞聘的评委由五部分人组成：分管教育的市级领导、市纪委派两名督察员、局党组班子成员、各股室股长、被竞聘学校班子成员及部分职代会代表。据我分析：一、分管教育的市级领导和市纪委派出的督察员被买通的可能性极小，局党组班子成员及各股室股长派系林立，素来不和，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唯有被竞聘学校的班子成员及部分职代会代表被收买的可能性大。二、说明教育局党组出了“内鬼”。谁当评委只有班子成员知道，我再三强调了要严格保密，不出“内鬼”，秘密怎么可能外泄？
那么，谁是“内鬼”呢？我一张张面孔去对，个个都像，个个又都不像。看来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只有自己。我也开始学得有城府起来，当老阮将所有的评委名单交给我审定的时候，我不露声色。直到竞聘那天早上6点钟，我突然打电话给老阮，把被竞聘学校职代会代表范围扩大到普通教职员工，采取抽签的方式各挑30名代表参加投票。老阮问：“现在都放假了，怕通知不到哦。现在离竞聘只有两个多小时了，搞得赢啵？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搞不赢也得搞，绝不能让竞聘被‘内鬼’操纵！”老阮不再啰唆，赶紧去张罗更换评委的事情。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内鬼”们的阴谋破产了。那个股长和副校长都“顺利”落选。在最终决定这两个校长人选的党组会上，我同时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按照校长一正两副、部门不设副职的原则，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宣布完毕，全场鸦雀无声，寂静得违反常态。
那一年，我三脚踩断了教育系统的腐败后路，同时也把自己的后路给“三脚”踩断了：
先是朋友反目。我的一个发小为了把他的侄女从农村调进城，千里迢迢从青岛赶来，刚一开口便被我一口回绝。后来两人相见，如同路人！
其次，领导厌恶。云梦市某副市长的外甥女对我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入塌西湖中学任教。我接过那张副市长签了意见的报告，刷刷刷刷提起笔来就批示：“三年以后再做考虑！”
最不能容忍我的还是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领导。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我断了他们的“财路”。有人公开放出话来，不能让宁致远再管教育了，要想办法把他搞走。能放出这种话来的人必然有这种能耐。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被市委有关领导找去谈话。
那位领导单刀直入：“听说你在调整教育局的人事？”
我简明扼要地将教育系统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很显然，他对我的汇报不感兴趣，显得很不耐烦：“你动人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我回答：“我以为副科以上的干部你才会去管，除一中以外的中小学校部门领导连个股级都不是，我觉得没得汇报的必要。再说这次调整主要是裁减职数，又没有提拔什么人，所以就没跟您汇报。”
那位领导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意思是说他手伸得太长。他很不高兴，铁青着脸对我发指示：“所有的人事调整全部冻结，待我把方案过目以后再做决定。”我很倔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便带了一些情绪反问他：“马上就要开学了，总不能让几所学校都没得校长唦？”
他把桌子一拍：“我说冻结就冻结，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对于他的嚣张，我非常不满，阴沉着脸气冲冲地出了他的办公室，直奔教育局和老阮商量对策。老阮很气愤，骂道：“欺人太甚，管得太宽，他有什么必要把手伸到农村中小学校部门行政的人事安排上来？”
我说：“骂也不起作用，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
老阮道：“今天下午通知开会通过方案，明天把调整的干部全部送到位。教育局是一级党组，我只对党组负责，在内部人事问题上可以不听那位领导的。”
我点了点头，道：“甚好！”
商量妥帖，我们分头行动。
下午3点，教育局党组会议准时召开。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执行他的指示，他宣布，人事调整方案作废，责令马上散会。我懒得跟他啰唆，干脆关了手机。不一会儿，那位领导派人来传达指示。我站起身，对与会的班子成员说：“你们是一级党组，任何个人不可以凌驾于党组之上。这个方案是经过你们党组反复讨论多次才形成的，并不代表我个人的意志。方案作不作废，散不散会，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挺我：“会不能散，方案更不能废，不然的话，教育局党组以后还有什么威信？”
这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群情激昂中，人事调整方案获得艰难通过。趁热打铁，第二天教育局兵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将被调整对象送到了工作岗位。当晚，老阮喊我去喝酒。酒至半酣，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有预感，我要提前退了。”
我苦苦一笑：“我也有预感，市里可能不会让我再管教育了！”
在这期间，江南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江南市委书记调任云梦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柳博温荣升江南市委书记，云梦市科技局长萧子文调任江南市市长。随着这些关键人物身份的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出现拐点。
新来的萧市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山大学博士，十多年前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云梦。因政府没有多余套房，故萧市长暂时被安排在三星级江南大酒店下榻。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坐一坐，我去了。我知道他想了解什么，无非是江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说实话，尽管我在江南待了快一年时间，现在还对这些情况了解得并不透彻。并不是我没办法搞透彻，而是根本就不想去搞透彻。如果搞得太透彻，便时时事事都有所顾忌。如果时时事事都顾忌，工作怎么推得动呢？所以还不如糊涂的好。因为在这方面“糊涂”，所以和新来的市长找不到很默契的话题。应酬了十来分钟，我离开了他的房间。
市长的更换、和相关领导的冲突，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对于张书记，我有些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