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铺子》：新中国早期电影改编的典范
文卒
彩色故事片《林家铺子》，由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它的出现，成为新中国早期电影改编的典范，代表着新中国电影进入第一个十年的最高成就。
《林家铺子》作为一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的小说，成为茅盾短篇小说中重要的一篇，在佳作迭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将茅盾名作《林家铺子》搬上银幕，乃是深藏于夏衍心底的一个情结。他曾自述从开始学习写作时就是茅盾作品的读者，特别喜欢其短篇小说。早在30年代，他就曾把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接着还打算改编《林家铺子》，但因听说已经有一家电影公司把它列入摄制计划就搁置了。解放后夏衍主政中国电影时，改编《林家铺子》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夏衍怀着强烈的创作冲动问北影厂厂长汪洋：“茅盾的《林家铺子》你们敢拍吗？给我一个月假，我交给你们一个剧本。”当时曾有人担心，在我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派运动之后，改编《林家铺子》这样以描写解放前中小资本家受压破产为题材的作品，让资本家来当“主角”，可能要冒风险。可是夏衍却认为，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改编成电影这样极富大众性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支持下，夏衍利用业余时间，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阵容强大的摄制班子成立了，导演水华、摄影钱江、副导演谢铁骊、欧凡，主演谢添等等。《林家铺子》摄制组南下江浙，辗转杭嘉湖一带，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茅盾笔下的生活场景。
《林家铺子》在改编上成就显著，没有拘泥于原著，而是在深刻了解原著历史背景和各种局限的情况下，大胆改编，使林老板的形象更丰满，使影片的题旨在原著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夏衍在谈及《林家铺子》的改编时说过：“茅盾同志写小说的时候和现在要改编电影的时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情况。当时一方面是国难当头，需要团结全民起来抗日。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很密，作者不能畅所欲言，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况。”因此，夏衍在电影改编中着力刻划林老板在小说中所不具备的两面性：对军阀、官僚、商会会长、钱庄老板，他是无力抵抗的，只能磕头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被剥削、被压迫者；但是对于比他更弱的人，如农民、孤儿寡妇、比他更小的零售商、摊贩，他要欺负、剥削。这是中国工商业者普遍的两面性。他是商人，惟利是图是他的本性，所以人家抗日，他可以私卖日货；他是小商人，在旧社会没有地位，所以只能对压在他上面的人低声下气，花“晦气钱”来苟延残喘。即便是受到国民党、商会会长、钱庄老板等欺压，甚至于打他女儿的主意时，他也不敢反抗。正是基于对林老板主导性格的改变，在影片中增加了林老板向一个更小的商户王老板索债的情节，对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小业主的多重性格和微妙人生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影片是新中国电影中具有经典性的艺术品，又是对艺术化的社会人生的剖析，使影片脱离了那个时代较为多见的单一化创作的窠臼。总之，在忠实执行时代电影规则的行业领导者的笔下，诞生这样一部艺术手法独到、艺术思想深厚的艺术精品，证明了夏衍独具的艺术家的深刻感悟力！
影片的成功不仅在对林老板人物性格的深刻把握，而且还在于整部影片的艺术结构。以林老板与国民党官僚黑麻子、卜局长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以其他多方面的情节冲突为副线，让观众在主副线的交织中感受到，林家铺子倒闭的原因，并非是林老板不会做生意，而在于国民党借查禁日货为名敲诈勒索；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购买力的低弱；“一·二八”上海战争对城镇金融、商业的影响；以及同业的勾心斗角……等等，这种对林家铺子倒闭原因所做的阶级和社会根源的深刻剖析，充分显示了夏衍对原著精深的理解和独特的艺术概括力。
必须提及的是，在当时相当政治化的年代，夏衍一方面要和时代政治要求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他又以相当艺术化的电影剧作，来实践自己的既紧跟时代要求又继承一贯的艺术创作之优长，创造出时代精品的艺术宗旨，是需要很大艺术魄力和极高的创作水准的。在涉及《林家铺子》的改编时，夏衍谈到最初的设想是用倒叙，即以20世纪50年代一个工商业鸣放辩论会开场，已经是40多岁的寿生这时作为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经理，在辩论会上用今昔对比方法追叙20世纪30年代，从而转入影片主要表现场面。后来，夏衍否定了这一设计，认为这是戴上一顶帽子和拖了一个尾巴，在结构和情调上都显得很不协调。他认为好的作品自有它不受时代影响的教育意义，不必强加外在的东西。
1959年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献礼片生产以及如何提高影片质量和加强艺术领导等问题。夏衍在讲话中提出要突破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思想要解放，题材要宽广，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夏衍的艺术眼光造就了现在影片的经典式样，否则，中国电影将失去《林家铺子》这样的严谨现实主义之作。在夏衍电影中，始终没有丢弃对诸多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在新中国电影的创作环境中，艺术的发展必须兼顾时代政治的要求，能否协调好关系，使电影艺术得以健康地发展，不是易事。
拍摄《林家铺子》正值“大跃进”时期，当时北影的各个摄制组纷纷打擂台创高产，争拍镜头数量成风。惟有《林家铺子》摄制组不赶时髦放“卫星”，在当时招致很大的压力。水华在艺术处理上的仔细斟酌和反复修改，被贬斥为与“多、快、好、省”背道而驰的“少、慢、差、费”，为此水华痛苦得夜不能寐，以致濒临崩溃的边缘。幸亏一向关心电影创作与生产的周恩来总理获悉后，亲自当众为他解围减压。在1961年6月，周总理在新侨会议上谈到数量与质量的问题时说：“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人说水华创作进度慢，慢工出细活嘛！”还朗声说：“水磨功，我赞成！”
正是“慢工出细活”，造就了《林家铺子》这样的力作。茅盾看了完成影片后赞不绝口，说影片的戏和他想象的一模一样，感到特别亲切，认为从艺术、技术、摄影、美工、表演等各个角度上看，都比小说还丰富还完整。
高水准、大投入的《林家铺子》一上映，就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片赞扬声。夏衍改编茅盾的名著又一次成功了！艺术评论家何家槐高度评价这部影片，认为“《林家铺子》是一部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相当高的影片”。汪岁寒、梅阡、甘惜分等电影评论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赞电影《林家铺子》于朴素中见深刻。然而，事隔五六年后，即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决定免去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4月2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的通知。电影《林家铺子》顷刻间便成了“丑化工人形象”、“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抹杀阶级矛盾，模糊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同社会主义革命唱反调”的“大毒草”！茅盾晚年回忆说：“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上世纪80年代，夏衍改编的这部《林家铺子》重新上映，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获好评，被称为“中国电影顶峰之作”。1983年获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86年在香港由《电影双周刊》与香港艺术中心合办的世界电影史上10部杰作展映中，《林家铺子》作为惟一一部中国影片入选，与《战舰波将金号》、《公民凯恩》等巨片赫然并列；1995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时，被评选为十部优秀影片之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再使用“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重要调整，这是一个大的突破。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时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林家铺子》所曾经经历的风风雨雨，也正是一个有力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