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和《祝福》
也斯
1956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这年，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在国内上映。后来《祝福》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荣获1957年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大会特别奖，1958年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
说到《祝福》，我想在中国大约有两代人都很熟悉这部电影。闭上眼睛，那个扫尘、洗衣、杀鸡、宰鹅，一刻不停、手脚勤快的祥林嫂，以及最后那个在风雪中拄着破竹竿奄奄一息向天发问的祥林嫂就会出现在眼前。
虽然影片上映那年我才刚刚出生，等我稍稍懂事，“文革”又开始了，电影的改编者夏衍身陷牢狱，他改编的电影《祝福》和《林家铺子》都被打入冷宫，禁止放映。后来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祝福》被打入冷宫的理由是“企图借此片在电影上打开三十年代名著改编的缺口，以达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更进一步统治银幕的罪恶目的”。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可能很堂皇，但在今天看来，感觉更多的是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祝福》这部电影还是在民众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这中间除了鲁迅原作的影响之外，夏衍的成功改编也是功不可没的。
任何一个时代在它为实现自己既定目标而全力奋斗的过程中，总是力求充分利用一切有助于壮大自己的力量和手段，包括利用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新中国也一样，50年代正是新中国起步的阶段，需要有一大批适合新中国成长的文化作品包括电影这样的大众更乐意接受的方式，来引导民众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此时，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责无旁贷，他也确实是站在了文化的前沿引领着文艺的导向。作为30年代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中坚分子夏衍来说，这样的题材，他更是得心应手。要改编一个小说为剧本对夏衍来说可谓是小菜一碟，但对于鲁迅的作品他还是非常的慎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夏衍都同为左翼文艺阵营中的战友，而鲁迅则是左翼阵营中的老大。虽然鲁迅作古20年，但鲁迅在新中国文化界的地位始终是让人高山仰止。
鲁迅原作《祝福》只有万字左右，篇幅不长，采用第一人称倒叙的方式，小说由他回故乡鲁镇过年为线索，对当地的习俗、背景、人物都一一作了交代，整个作品由若干个片断联缀成篇。
夏衍根据电影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适应观众心理和增加影片的整体艺术感，将剧本由倒叙改为顺叙，原著中，是由“我”的主观叙述开始，“……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夏衍则是单刀直入，直接在画面上出现了影片中主角——祥林嫂，以及祥林嫂的生活处境。所有的交代都由画外音提示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完成，通过这一改编电影省去了鲁迅先生出场的场面。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夏衍在尊重鲁迅原作的内容和艺术规范的前提下，试图极力忠实体现原作的思想，力求在保持鲁迅冷峻、凝重、深沉的悲剧气氛和风格的基础上实现了再创造。并在一些细节上对原作进行了修改，比如让原作中祥林嫂询问灵魂的有无变成自问式的独白。这一改编不仅是剧情人物安排的需要，更适合电影表现的艺术手段，使人物命运与时代环境紧密相连，祥林嫂的性格发展更清晰明了，层次分明。也更突出了祥林嫂这一人物个性发展必然悲剧性，使得这一人物产生了感人肺腑的震撼力量。
但对添加的祥林嫂砍门槛这场戏时至今日仍然存有不同争论。这一争论与那个时代对鲁迅的理解和对艺术功能观的理解有关。在原作里鲁迅以巨大的悲悯书写了祥林嫂既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能力觉醒的悲剧角色。在改编的过程中，夏衍通过这一情节把祥林嫂塑造成了同神权观念彻底决裂的形象。这与鲁迅的原意显然是存在距离的。然而，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改编行为事实上都是试图通过原作表达改编者对现实的态度，都是试图通过原作回答或回应当下的问题。在夏衍所处的那个时代，提倡民众神话和阶级斗争，这种时代所造就的大框架并不是个人所能突破的，夏衍自不能幸免。今天我们探讨夏衍的电影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夏衍对鲁迅《祝福》的改编还是自有他的独到之处，虽有硬伤，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