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引用了陶渊明自为挽章和裴晋公自题小像的典故。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中，作者假想自己已经死去并举行了丧葬仪式，细腻地描述了死亡带来的种种生死相隔的感受。三首诗表达出了作者敢于先行到死亡中去体验死亡的豁达心态。其一开头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即言生死有命。随后作者发问，“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进一步解说了作者平静面对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相信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其二中作者假设自己已死，细腻地描述了自己去世后被人祭奠以及埋葬的情形。其三言：“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再次强调了死亡的必然性。最后以“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收尾，渲染了作者面对死亡的淡然与超拔。裴度《自题写真赞》言：“尔才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点灵台丹青莫状。”诗中作者自嘲一生才貌平平，然人终有一死，无论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或是权相，最终亦是难免一死，人死化土，只有灵台墓冢作为纪念而已。《明岁进士绍韩杨公暨配孺人杨母寿域铭》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的亦是自己预立寿藏而能达观从容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
《史城苍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妇预为冢记》中，则体现了碑主在预营寿藏时复杂的心态。碑言：
兹惟述《列子传》曰：神离形，各返真。返真则我何有焉，无庸冢也。又尝读庄子书，见子及门，预为子冢。子闻之曰：何谓也？及门曰：虑子终之后，防鸟鸢之飧子也。子晓之曰：人之殁，上不为鸟鸢飧，下必为蝼蚁咀。尔等欲为我冢，他日得无厚蝼蚁而薄鸟鸢乎？观此，益信冢不必立。立之则薄鸟鸢而厚蝼蚁耳。然身虽属幻，父母遗之，不敢弃之。遵古制道，从其常，而以冢藏之，他日厚蝼蚁而薄鸟鸢，所不免也。
这段话中先引用了《列子传》中原话，“神离形，各返真。”碑主以此为依据，认为人死后就应该有墓冢。但读庄子书，却看到庄子不让子弟预立自己墓冢的典故。《庄子》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这段话体现了庄子面对死亡无惧的态度。在庄子看来，因为死后为冢便会“厚蝼蚁而薄鸟鸢”，所以不应该预立墓冢。这个典故进一步显现了庄子的浪漫哲思，他坦然面对死亡，以日月星辰为装点，以天地万物为伴侣，而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因为并生，万物和我合二为一，由此我之生命可与天地同在，与万物相化，从而实现生命的永恒存在，那是何等的快乐。在“齐生死”的认识中达到生命的至善完美之境。最后，碑言：“然身虽属幻，父母遗之，不敢弃之。遵古制道，从其常，而以冢藏之，他日厚蝼蚁而薄鸟鸢，所不免也。”经过一番思索后，碑主依从了“遵古制道”，依儒家礼仪行事。他深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应该保存完好，最终选择了顺应世俗预立墓冢之风，从而为预立寿藏寻找到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这段碑文展开了是否预立寿藏的讨论，体现了儒、道文化在对待生命死亡观念上的差异，最后作者预立墓冢，则强调了对世俗观念的最终认同。
三、预立寿藏的人伦色彩
预立寿藏墓碑在讨论生死问题时，亦不乏对人伦情感的彰显。无论是夫妻间的伉俪之情，还是子嗣对先辈的孝敬之心，都为碑刻所铭记，呈现了白族面对死亡时极富感性色彩的一面。
(一)燕翼之谋
以《大理丛书·金石篇》的收录为统计，预营寿藏碑一共有22通，其中夫妇合立者有15通，数量最多。在这些夫妇预立寿藏碑铭中多有对碑主年龄的交代，可知不少碑主夫妇在人生路上相伴已久。如《云南布政司令史杨公并妻赵氏寿藏铭》言碑主：“公乃将及五十而知天命，卜地弘圭之阳，营择风厚之土，立于寿藏。”《处士李土公赐同妻张氏观音梅寿藏墓志铭》中碑主李土公“年垂七十有九”，其妻“寿已六十有八”。《。《明孝德北坪赵公寿圹配孺人李氏幽宫志铭》中赵公“今七旬”。他们在垂老之际回顾一生，仍然希望死后能够相濡以沫，抒发了生为夫妻，死后同穴的强烈感情。
《云南布政司令史杨公并妻赵氏寿藏铭》言：“存省始终之道，生则同室，没则共坟，夫妇之理益篇，纲常之经愈盛。”由于妻子先逝，杨公亦欲在百年之后与妻子合墓，并认为预立合墓寿藏是体现夫妇伦理纲常的重要方式。《明孝德北坪赵公寿圹配孺人李氏幽宫志铭》中，赵公直言预立寿藏的目的“乃为合圹于斯，其诸燕翼之谋，启后以孝思乎”，惟愿死后仍然能与妻子李氏比翼双飞。《处士赵公寿藏同妻杜氏墓志铭》：“建寿藏而与其妻杜氏同穴。”可以看出，预立寿藏体现了明清时期的白族十分重视夫妇人伦之情。
在这些预营寿藏的碑文充满了夫妻恩爱、伉俪情深的细节描述。《处士赵公寿藏同妻杜氏墓志铭》中言赵公“姿稟淳朴，乐于田园，勤于事佛”。又“守乎礼义廉耻，行乎孝悌忠信，存狷者之志”。可知其甘守田园，为人注重道德修养，人品极优。其所配杜氏如碑言：“窈窕贞吉，事舅姑，睦亲族，齐家御下，咸得其宜。”可见她是一个有德操的贤内助，善于调理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碑言：“由是家道益振，夫之潜德益修，乡里称夫为善士，人皆知杜氏有以相之也。”
夫妇两人内外兼顾，振兴了家业。《杜善人寿藏同配赵氏墓志铭》中善人杜保告归田园后，如碑言：“敬佛饭僧，课念杂华、普贤行愿”，成为一心事佛的隐士。碑言其配赵氏则“贞静柔徽，勤于内助，产业富盛”，品性贤惠，善于经营家务。因此使得“夫德益修”，十分贤德，受到乡民的好评。《徐公偕配寿藏铭》言徐公“治家克勤。怡情适意于田园，课子训孙以诗礼”，“足范后人，是其德望隆重也”。徐公治家克勤克俭，以儒家道德规范教育后代，德高望重。其配周氏“又能慎母仪，敦阃范，持家相夫，必勤必顺，诚卓哉女中之烈也”。周氏则是持家相夫，十分贤德。《锦江偕配寿藏记》言：“愚配仁柔贞静，周戚睦邻，苦口以教子，以施内助，克家贤良，天鉴效梁孟，不觉均苍。”这里，锦江先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援笔自书，满怀赞誉的口吻描述妻子，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妻子深深的感谢和恩爱之情。《明封君杨公寿域暨孺人杨母墓铭》中杨公与孺人均“焚香佞佛，好善乐施”，“家媲陶朱，虽公戴星成之，孺人勤劬于内助者不少”。夫唱妇随，家业兴隆，伉俪深情。可见，夫妇之间往往各司其职，和谐相处，实现了家庭的和睦、子孙的兴旺。
以上预立寿藏者虽然身份家世各异，但其共同愿望都是死后与妻子合葬，体现了白族生命观中对夫妇之情的看重。《明孝德北坪赵公寿圹配孺人李氏幽宫志铭》赵公“期百岁后与孺人同穴”并“以垂不朽”。《隐君子还初杨公暨配孺人董氏合圹志铭》言：“营寿域以同穴，未亡旌心靡他，矢志纵弗偕老，亦可偕藏之意乎。”又言：“共寝化城，双璧交辉。永垂万禩，绥后式依。”均表达出对夫妻间至死不渝的感情能够为后世铭记而不朽的寄望。正是这种难于割舍的夫妻之爱，使得碑主在死亡面前产生了强烈的无畏之心，从而更加坦然地面对死亡。
(二)子思孝义
在预立寿藏碑中有不少是儿子为父母、侄子为母舅、女婿为岳母预立的。举例如下：
一旦，男李海诣葛馆而征寿藏志铭，以显父母之好，备尽为子之职也。
丙申春仲吉旦，庠生李遇选秉母舅行状，请铭于余曰：“生之母舅徐承恩者，年跻五十，夫妇齐眉，谋作寿藏，仰冀一言于石，以示后人。”
仕曰：“岳堂失嗣，公输巧应役以殒于滇省十余年，母孀居无子，仅一女，适余为妻，谊属半子，及今不为窀穸计，恐有朝未必有人理其事尔。于心有未安也，敢请勿辞。”
第一段碑文言儿子为父母预立寿藏碑。一方面“现父母之好”，是为了体现父母的恩情；另一方面“备尽为子之职”，则是为了尽己之孝道。第二段碑文中，侄子为舅舅预立墓碑，其目的是以预立寿藏的方式“效勤于舅”，效仿舅舅的为人。第三段碑文中，女婿为岳母预立寿藏，则表达了女婿为岳母尽人子的责任。在长辈未死之前以预营寿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孝心。从以上碑文可见，儿子、侄子、女婿为长辈预立寿藏碑，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对白族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言，预立寿藏碑寄寓了白族对待死亡的多重体悟。不但包含了人们对“死生而有路”即生命终有一死的必然性的客观认识，而且以预立寿藏碑的方式，先行到死亡中去体验死亡，生发了“以生寄死归”的超然心态，体现了白族生命观的哲思高度和理性认识。此外，预立寿藏碑亦体现了白族对人伦之情的看重，这为白族生命观平添了一抹感性的色彩，彰显了人们对死亡无忧无惧的精神。
第三节夭亡早逝：生命感伤
古人言生命之短长有“夭寿不贰”之语。在白族古代墓碑中，夭亡者墓碑数量稀少，但成一类。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是白族迄今为止最早的一通夭亡者墓碑，其后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元代的《赵生忠墓碑》、明代的《故儒生杨武圹志铭》均可归入此列。白族古代的夭亡者墓碑，抒写了人们对生命苦短和人生悲剧感的双重体悟，同时，也在感叹命运无奈的悲情之下，生发出以“立德”实现人生不朽的自我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