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夭亡早逝之人生悲剧感
古语言“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表达的便是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慨。总观白族古代碑刻夭亡者的墓碑可见，碑主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均英年早逝。《孟孝琚碑》言孟孝琚“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十月癸卯于茔西起坟”；《爨宝子碑》言爨宝子“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赵生忠墓碑》言赵生忠“丙子正月十八日生”，“不幸于大德九年丙午岁三月初一长逝”。《故儒生杨武圹志铭》言杨武“生于正统丁巳”，“景泰丙子正月二十四日未时病卒于家，世寿二旬，卜葬弘圭祖茔”。孟孝琚去世的年龄按碑文推测大概在20岁左右。碑文言其“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据《礼记·昏义》可知，贵族男子二十岁结发加冠后便可娶妻，由此可推知孟孝琚去世时为20岁上下。爨宝子去世时“春秋廿三”，为23岁。元代的赵生忠终年31岁。杨武则在24岁时去世。从他们的年龄看，去世的时间正是人生奋发有为的黄金时期，可谓英年早逝。对孟孝琚的早逝，碑言“嗟命何辜，独遭斯疾”，“痛哉仁人”之语，抒发生者对孟孝琚夭亡不幸的遗憾。加之，孟孝琚年幼“失母”，“十岁随官”，自幼丧母的人生经历更为其早逝增添不幸的色彩。《爨宝子碑》言“莫不嗟痛，人百其躬”；《赵生忠墓碑》中则感慨“呜呼！斯人也，不幸短命，今也则亡”，生者对亡者生命短暂的悲痛溢于言表。
其次，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本为有才华之人，其夭亡的命运进一步激发生者强烈的悲剧感。
孟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改名为琼，字孝琚”。孟孝琚的行状中书写了他的家世、求学、改名取字的情况，可知其个人修养深合儒家的道德礼仪规范。碑文专门提到了孟孝琚学习韩诗和精通《孝经》。对照时代背景，可知东汉时期，统治者热衷于儒家礼乐仪轨的建设，十分重视对《诗经》、《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后汉书·儒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可见光武帝本人对儒家经典十分地喜好，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讲授儒经。明帝对儒学更为推崇，亲自讲授儒家经典，掀起了儒学经典学习和讨论的热潮，并将《孝经》明确为贵族士子必须精通的课程，由此可见，孟孝琚所受的儒学教育与当时儒士别无二致，加之其“博览”，虽此处碑文残缺，但可推知其言孟孝琚涉猎广泛，应是颇有才学。行状中还言及孟孝琚改名为琼，取字孝琚一事。按《礼记·冠礼》：“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礼就是成人礼，所以，孟孝琚应在举行冠礼之后才改名取字，这也标志着他此后的人生进入担负责任，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有为时期。孟孝琚所改的名字中使用了“琼”、“琚”二字。琼与琚均为美玉，古代常以玉比拟君子温润的人格，温柔敦厚的人格素养正是儒家个人修养标举的境界，体现了孟孝琚人格对中和之美的追求。碑文赞誉孟孝琚“敦仁”，足见其做到了人如其名。杨武的人生经历与孟孝琚极为相似，碑言：“姿禀敏慧，甫及七岁，同兄从师于五峰书馆，习诗六艺之文，入孝出悌，进退揖让。”他亦是德操高尚之人，不但孝敬父母，待人友善，而且饱读诗书。可见二人均在学识修养方面为进入“有为”时期作好了准备。从《孟孝琚碑》言“为问蜀郡何彦珍女”来看，孟孝琚刚及谈婚论嫁之事，杨武则“未及婚聘”，均因早逝，大有可为的人生蓝图未及展开，生命乐章戛然而止。
爨宝子则稍有不同，他自幼德才兼备。碑言：“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又言：“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在步入仕途后，担任多种官职，很有作为，深得百姓拥戴。然而就在仕途蒸蒸日上之时，不幸亡故。赵生忠则是“为人温良敏惠，尊事三宝，孝敬父母，悌爱手足，通释习儒，睦睦和谦”。亦在正当年之时去世。他们的人生因为早逝产生了强烈的扭转，生命的美好为命运无情地毀灭，命运的悲剧感由此萌生。
就在生者对“孟孝琚们”的人生悲剧而情动于衷的同时，面对命运无常亦生发了无可奈何的慨叹，并将命运的不可知归因于天命，个人无力掌控生死，人心因此失落抑郁。
《孟孝琚碑》诔辞开头将其命运归结为与天道有关，碑言：“四时不和，害气蕃溢。”这里为孟孝琚命运不测渲染了悲剧气氛，同时将其人生与“四时”天道相联系，表现了与儒家天命观的认同。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谓天是一切的主宰，四季变化，万物生长，都是上天的安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阐发为：“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将和谐视为上天调和阴阳，化生万物的根本原因。又言：“天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把天命运行与气之终而复始的变化视为一体。既然四时之气不调和，万物无以生存，所以孟孝琚早逝夭亡乃天命所向。在《孟孝琚碑》诔文的最后，集中书写了孟孝琚的父亲失去爱子的心情。碑言：“颜路哭回孔尼鱼。”这里引用了颜路、孔子对颜渊、伯鱼早逝悲伤不已的故事。孟孝琚之父丧子的心情犹如颜路、孔子失去心爱的儿子一般，十分的沉痛无奈，痛苦之极，以天命难违来进行自我安慰。《爨宝子碑》叹宝子之逝乃是“自非金石，荣枯有常”。这在面对生命死亡的无奈之余，多了几分坦然。《赵生忠墓碑》中母亲王氏面对儿子的早逝，“想其仪，思其德，志其言，返报立幢刻尊胜佛母像，以祈超生”。表达出作为母亲无法左右儿子命运，只好寄希望于宗教信仰获得安慰的无奈。
二、生命感伤之“立德”不朽
在《故儒生杨武圹志铭》有这样一句话：“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此之谓欤！”即言人力无为于生命的短长，但可以通过修身来实现人生的价值，表达了人们面对生命夭亡悲剧时生发的人生领悟。
在夭亡者墓碑中，可以看到以“立德”修身实现不朽的具体诠释。
《孟孝琚碑》言：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渊，亦遇此菑。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覆。恨不伸志，翻扬隆洽。身灭名存，美称修饬。勉崇素意，流惠后昆。
这里以“积德若滋”赞美孟孝琚的德行。又言“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借孔子的人生遭遇，明言圣人尚有抱负不能施展的困厄，何况于他人，对孟孝琚之逝充满劝慰之义。又言“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再将孟孝琚的命运与儒家先贤联系。“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儒家前贤胸怀善念却抱道不施者不在少数。但却在历史上名垂千古，原因在于他们乃“有道仁人”。孟孝琚虽因命短而报复未施展，但其德操深谙孔孟之道，也一样会在历史上留名。
爨宝子、赵生忠、杨武亦是如此。《爨宝子碑》言爨宝子：“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又言：“声随风烈，耀与云扬。”赵生忠则“温良敏慧”，其德行给母亲和乡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武“入孝出悌，进退揖让”亦是令其兄和世人难忘。
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的人生，以“立德”实现了生命的永生。这与先秦儒家关于“三不朽”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左传》言：“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注祊庙门，世之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段对话中提出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迁言：“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徳，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污累其名，固已贵矣。”此处亦将立德作为“三不朽”的首要。魏文帝言：“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坯之土，唯立徳扬名，可以不朽。”言人生短暂与天道永恒的巨大反差中，个体通过“立德”将天道彰显，以有限的生命突破无限的时空，从而实现人生的不朽。罗伦言：“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亦看透了生命必有一死，肉体终究要衰亡的事实。但因为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有所建树而超出众人，所以能够虽死犹生。徐干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又言：“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亦表达了对“立德”不朽的认同。
由上可见，孟孝琚、爨宝子、赵生忠、杨武虽夭亡早逝，但他们给世人留下了道德情操、学识修养出类拔萃的印象。他们在短暂的生命中以儒家道德人格完善自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世人对孟孝琚等君子人格的赞美，体现了白族对以立德实现生命价值观的认同。
透过白族古代墓碑，可以看出古代白族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客观而务实。不但认识到生死的必然性，而且将死亡作为生命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甚至借助预营寿藏，以先行到死亡中去的乐观心态面对死亡。面对个体生命“夭寿不贰”，儒家“三不朽”成为人们生命价值观的核心支撑。人们在现世生活中依托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的价值体系，并以积极的态度追求之，也使得白族生命观最终回落到现世生命意义的追寻中，实现乐生贵德这一生命价值追求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