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白族主要聚居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其创造的文化在云南的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已南下经过巴蜀到达今云南腹心地区。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其后，随着汉代郡县制的加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四川的铁器大量进入云南。汉文化随之通过四川宜宾到昭通进入云南。尤其东汉开始，汉文化在云南以滇池和洱海为中心的坝区占据了主导地位。隋唐之际，南诏国、大理国政权积极学习汉文化，与唐宋王朝及内地人民一直保持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形成了“有故国(唐宋)遗风的大理文化”。元明清时期，由于全国政令统一和汉文化的大量传入，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实现完全接轨。
中国古代碑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摩崖岩画。在夏商时期，还没有碑的概念。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在其东巡和南巡期间，所到之处发布诏令，刻石纪功，留下了《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等著名的刻石。这些刻石文字布局规整，记录了秦始皇分封、立郡县、统一中国的功绩或是发布的诏令等等。秦代刻石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碑刻的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开后世刻碑风气之先，并初步奠定了中国碑刻形制的雏形。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说明了秦代刻石在碑刻发展史上的开拓意义。
西汉时期，由于汉高祖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张清静无为，所以汉代文化事业相对贫乏，秦代刻碑立石之风亦受到抑制。加之王莽篡权之后禁碑，制约了西汉碑刻的发展。东汉时期，碑刻发展进入中国碑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东汉碑刻数量惊人。根据著名金石学家施蛰存《金石丛话》的统计，到1980年为止，其收集的《汉碑目录》中东汉石刻一共有三百八十八种，而熹平元年(172)至光和七年(184)的十四年间，现在所知的刻石则有九十多种。可知，熹平、光和年间为汉代刻石立碑的全盛时期。
唐代为中国古代碑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碑刻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宋元时期的碑刻虽不及唐代繁盛，但刻帖成为碑刻大宗，涌现出不少少数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碑刻，并兴起了金石之学。明清时期碑刻的发展进入到第三个鼎盛阶段，产生了丰富的碑刻作品，金石之学全面兴盛。
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历史亦是源远流长。最早的历史可溯源到远古时代的岩画。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是云南现存的白族最早的一通汉文碑刻。借鉴考古发现，中原汉碑的发展对白族碑刻的影响一直持续不断。细看白族古代碑刻，经历了从最初单一的墓碑到人们书写生活，表达情感的“金石文学”的演变。
在对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中，白族古代丧葬文化的影响不能避而不谈。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盛行棺葬，立墓碑的风尚直接影响了当时白蛮大姓的墓葬文化和碑刻发展。白蛮作为白族的先民以汉法为尚，盛行棺葬，这个阶段白族碑刻亦出现墓碑独踞的局面。南诏国、大理国包括元代，佛教成为举国上下的信仰，佛教火葬不立墓碑的风习为人们所接受，这也使得人们对碑刻的观念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时期碑刻不再囿于对死者歌功颂德，而在内容上向宗教、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扩展，碑刻的类型也打破墓碑为主的僵局，显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为明清时期白族碑刻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明清时期，封建大一统思想强化，官方严禁火葬，实行棺葬，白族碑刻的发展经由前一阶段多元化发展路向的开拓，勃发的大势不可逆转，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向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的“金石文学”的跃升。本章将从白族碑刻和墓葬制度的角度切入，展开两者互动关系的探讨，以此勾勒白族古代碑刻的总体风貌和演变特点。
第一节 土葬与无碑时代
《孟孝琚碑》是云南现存的白族最早的一通汉文碑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永寿三年(157)即《孟孝琚碑》的立碑年份，在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中显出了特殊的历史意义。这里，暂将《孟孝琚碑》以前的时期，概称为白族古代碑刻的无碑时代。通过考察无碑时代白族的墓葬文明，可见白族先民在汉代以前已深受中原墓葬文化的影响，这亦为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白蛮大姓接受中原王朝棺葬文化以及汉文墓碑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一、无碑时代白族的墓葬制度
无碑时代白族的墓葬制度从总体而言，以土葬为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各有差异：新石器时期实行土坑墓及瓮棺葬，春秋、战国时期则是土坑葬、瓮棺葬、火葬、棺葬并行。
白族新石器时期实行土坑墓及瓮棺葬，主要依据白族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理宾川白羊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在白羊村遗址中，“共清理出34座，其中竖穴土坑墓24座，幼童瓮棺葬9座，成人瓮棺葬1座，均属晚期，但有先后之别”。这一遗址的时间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实验室碳14测定，白羊村遗址距今3770±85年(公元前1820±85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遗址中的墓葬发掘显示，这一时期白族的墓葬以土葬为主，坑葬及瓮棺葬为具体的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的白族墓葬方式在不同地区各有差异。根据大理剑川县沙溪区(乡)鳌凤山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可知其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的120座墓葬为土坑墓；战国中期的墓葬为土坑墓；战国晚期墓葬有火葬墓91座、瓮棺墓34座。而祥云大波那遗址发掘的春秋晚期的铜棺墓则为棺葬。该遗址出土了楠木为外椁的铜棺，经放射性碳素测定是公元前465±75年，距今约2465年。和大波那铜棺葬属于同一时代的是距其约一公里的一座“木椁墓”，其器物形制特点与铜棺墓葬出土的完全一致，应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文化遗存。大波那铜棺与“木椁墓”均以棺葬死者，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主要实行棺葬风习。
二、无碑时代白族墓葬细节的比较
通过借鉴考古资料，可知白族无碑时代的墓葬制度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土坑葬、瓮棺葬，春秋、战国时期多种墓葬制度并行的演变。若仔细比较不同时期墓葬的细节，可见无碑时代的墓葬空间规模出现由狭小向宏大的变化趋势，随葬物品则由粗陋简单向精细复杂发展，映射出亡者身份、个性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出白族墓葬文化的进升。
第一，从土葬空间规模来看，新石器时代的白族土坑葬、瓮棺葬空间十分狭小。
新石器时期宾川白羊村的瓮棺葬无墓穴可言，土坑葬亦不外一人之躯。春秋中晚期的大波那铜棺则达到“长2米，宽0.62米，边高0.45米，顶高0.64米，脚高0.11米”的规格，加之铜棺外还有长条形巨木叠架的木椁，规模更是胜出不少。
第二，白族古代无碑时代的墓葬随葬物品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生活化向艺术化的演变。
新石器时期宾川白羊村古墓的出土遗物最为原始古朴。从材质来看，有土陶、石、骨、角、牙、蚌器；从功能划分，以生产工具为主，包括石斧、石锛、石刀等，骨器次之，角、牙器最少，具有新石器时期的特点。春秋时期的大波那铜棺墓的随葬物品有铜器、陶器两类。其中，铜器较多，有锄、锛等生产工具，矛、剑等兵器，还有樽、杯等生活用具。可见大波那铜棺墓随葬品除了单纯的生产工具以外，还增加了生活用具，种类更加丰富多样，体现了春秋时期更为发达的生产力和工艺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随葬品还有铜鼓一件，“鼓面作四角光芒，外周无云纹，胴部、腰部无纹饰，胴部膨胀超过鼓面，腰部收细，足部往外扩张，双耳位于胴部与腰部之间，通高28厘米，面径23厘米，足径38厘米”。从工艺的角度来看，这一铜鼓做工精细，造型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铜鼓的出现，打破了此前随葬品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传统，体现了人们对墓葬进行装点的审美追求。
第三，无碑时代白族墓葬器物细节的变化，体现了人们对生命死亡从简单粗糙到严肃庄重相待的意识转变，透露出白族先民对个体生命进行标识日趋强烈的愿望。
新石器时期白羊村墓葬遗址中的土坑葬、瓮棺葬，由于死者仅以土掩埋或是置于瓮中，形式雷同而粗陋，无法确知死者的身份、地位等信息。春秋时期的大波那铜棺墓，由于铜棺独特的造型、外部纹饰、随葬品的不同，显示出死者不俗的身份。
首先，从铜棺的重量来看，“铜棺为一长方体……重257公斤，由7块铜板组成，底板1块，4壁4块，棺盖2块。……整个铜棺如一座装饰漂亮的单檐歇山顶房屋模型”。该铜棺重257公斤，体积庞大。以春秋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完成如此重量的纯铜棺椁铸造，非寻常百姓家能够负担。从铜棺的整体造型上看，已不是简单的长方体，而是“整个铜棺如一座装饰漂亮的单檐歇山顶房屋模型”，俨然一件艺术品，这说明亡者的身份必定十分显贵。其次，铜棺外部的纹饰十分精美，“四壁纹饰装点精美，两横壁外表铸出鹰、燕、虎、豹、野猪、马、鹿、鳄鱼、水鸟等动物形象，其中两虎抢一野猪图在两壁板的突出部位”，这些飞禽走兽形态优美，栩栩如生，尽被修饰铜棺，不但需要高超的工艺，更彰显了死者非常的身份和地位。再次，“棺盖两块面上布满三角形纹饰。两侧壁外表布满回形纹地，边上再加一道回形纹饰”。三角形和回形纹的反复出现，虽然无法确知其所蕴含的符号意义，但却再度暗示了墓主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最后，铜棺随葬品中有铜鼓、铜杖，而“铜鼓本身就是财富和权威的象征”。以上的四点分析都共同指向了死者非同寻常的显赫身份，而在白族语中，称头人、大家长为“大波”，可推知死者身份至少等同于部落“君长”，铜棺的造型和随葬品等方面的特色就是对其身份的独特标识。
三、无碑时代白族的墓葬文明
综览无碑时代白族墓葬，如将其与同时期中原墓葬作对比，可见其与中原墓葬文化具有同源性和同步性。如新石器时期白族的墓葬形式与中原有着极大相似之处。从宾川白羊村新石器遗址的瓮棺葬习俗来看，其瓮棺葬“埋在房屋近旁，瓮棺上留有圆孔，大概是让死者灵魂出窍的地方，说明当时白羊村人有灵魂不灭的思想。”这种瓮棺葬习俗在仰韶文化中也有。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6000年左右的遗址中就存有瓮棺葬习俗。瓮棺中装的都是夭童，排列于住房周围，瓮棺上也开一小圆孔。两地瓮棺葬习俗有如此相似之处，这就更进一步表明白羊村新石器文化深受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影响”。大理点苍山麓发现的“断线压纹陶，在华北少见，今所知者，只甘肃、热河有之，而苍洱境则极为发达”。“甘肃、热河”所指的就是西北和华北。另外，洱海地区还出土了陶鼎残足，鼎乃中原地区特有的器物，这也说明白族古代新石器文化与西北的甘青高原、华北和中原地区都有关系。
从云南范围来看，春秋时期大波那铜棺墓出土的铜鼓与楚雄万家坝M1：12号鼓、昌宁八甲大山鼓、弥渡青石湾鼓、广南县沙果村1号鼓等同类，属早期铜鼓。这说明洱海地区的白族在无碑时代的墓葬文化与云南境内其他地区的墓葬有共通之处，同时又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联系。
通过无碑时代不同时期白族古代墓葬制度及细节的比较，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白族对个体生命的标志意识渐趋强烈。无论是墓葬空间规模的变化，或是风格各异的随葬品的讲究，都打上时代和死者个性身份的烙印，成为生命个体差异的“物语”标志。这种意识也催促着人们不断寻求其他的方式来纪念生命。墓碑这一直观简洁的金石之书达成了人们的愿望，它的出现宣告了白族碑刻时代的到来。
第二节 汉代棺葬与白族的墓碑时代
东汉永寿三年(157)“滇中第一石”——《孟孝琚碑》的问世打破了无碑时代的沉寂，宣告了白族古代碑刻时代的到来。从汉代直到白族为主体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南诏国之前，白蛮(白族的先民)墓葬以棺葬为主。这一时期，白族古碑留存数量极为稀少，除了《孟孝琚碑》之外，主要有东晋义熙元年(405)的《爨宝子碑》与刘宋时期大明二年(458)的《爨龙颜碑》即“二爨碑”为今人所见。这三通碑刻均为墓碑，碑主的身份乃当时白族大姓氏族孟氏与爨氏，碑文使用汉语撰写，显现出较高的文学造诣，在白族古代碑刻发展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一、汉代棺葬与墓碑“披于士”
汉代白族以棺葬为主，如西汉时期祥云检村的石棺墓、西汉晚期祥云县城西北红土坡遗址石棺墓。东汉时期的墓葬，根据考古发掘，主要有两个地方的遗址比较具有代表性：一是1982年由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发掘的；一是下关新桥北300米处，大理制药厂有东汉纪年的砖石墓。“从大展屯一、二号东汉墓和大理制药厂东汉墓在葬制、随葬器物的特点分析，该类墓葬与滇东北地区的东汉墓(即“梁堆”)有相同之处。……该类墓葬还与四川宜宾、涪陵等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有极其相似的地方。”这些墓葬中的“陶制建筑模型与中原一带出土的汉代模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依《蛮书·蛮夷风俗》的记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墓碑时代白蛮的墓葬制度主要受到汉代棺葬制度的影响。“西爨”、“白蛮”都为白族的先民。“原出自汉族‘豪民’的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到唐代初年，也都一概被称之为‘白蛮’了。魏、晋以来的南中大姓，如建宁、晋宁二郡的李、董、爨氏，朱提郡的孟、朱、鲁、雷、高、李氏，兴古郡的爨氏，云南郡的姚氏，永昌郡的吕、陈、赵、谢、杨氏几乎都可以在唐朝初年从滇东到滇西的‘白蛮’中全部找到。”可知，孟氏、爨氏乃当时白蛮大姓氏族。白蛮墓葬“依汉法为墓”表明其遵循汉代的棺葬制度。
汉代以儒学为宗，深受儒家丧葬观念的影响，重死重丧。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丧厚葬的观念，随着汉朝统治者对儒家重孝的推扬，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文心雕龙》言“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宋书·礼志》言“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均描述了汉代墓葬为死者立碑作铭风行一时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