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代十国长达50多年的战乱，赵匡胤一统天下建立了宋王朝，开始着手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到真宗成平五年（1002年），宁夏的移民屯田又有了很大发展，史载裴济知灵州“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民甚赖之”。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在贺兰山下屯田，是宋代西北屯田的开始。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考察，宁夏境内屯田大致是：贺兰山下、清远军、灵州、镇戎军和陇干城等处。贺兰山下指的就是银川平原灌区。灵州屯田意义重大，因灵州地理位置重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历史上理想的屯田之地。党项首领李继迁对灵州实施军事争夺后，宋朝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灵州的军事防御，一方面派高级官吏何丞、陈纬等“同往灵州经度屯田”，屯田没有停止。直到咸平五年李继迁调重兵攻陷灵州，灵州屯田才宣告结束。另外，北宋时期，今宁夏南部地区和甘肃陇东地区成为空前的战略要地。一方面，北宋统治者为防止西夏的攻掠而在这些地区重兵布防，修复故原州城，设置镇戎军（与州等级相同），与西夏军队长期对峙，另一方面，北宋统治者又欲灭夏而后快，把这些地区作为灭夏的前沿地区。因此，宁夏南部地区便进入军事经济时期。
为了解决军队粮草供应，减少馈运，北宋从11世纪初期便在宁夏南部地区大规模进行移民屯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陕西转运使刘综在镇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木峡口，各置宝寨，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每五百人充屯戍”。这说明北宋时期，统治者就开始了防战结合的屯田制。为了加强防务，北宋统治者还在宁夏南部地区实行“协防制”，即在当地招募一批土民训练成弓箭手，协助驻防正兵防守。并凭借他们的力量，进行大规模垦殖。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镇戎军曹玮在内地以闲田招募弓箭手，其方法是“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团一指挥”。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笼竿川熟户蕃部以闲田输官后”，曹玮又“于要官堡寨，募弓箭手居之”，并且“给田，使耕战自守”，而这些人大多是从内地招募的，屯田地区扩大到六盘山以西。曹玮采取的“协防”和“屯垦”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至庆历中（1041~1048年），泾源仪渭镇戎顺德军路弓箭手发展到“一百七十四指挥，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马六千五百六十八匹”，按每人给地二顷的规定计算，屯田面积超过400万亩。
王安石变法后，宁夏南部等地的屯田规模继续扩大。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蔡挺在其辖境（治所在今甘肃省平凉市，泾源和固原南部归其管辖），“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八千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又筑城定戎军为熙宁砦（在固原县北），开地两千顷，募卒三千人耕守之”。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在陇山一带“差官案视可耕官田，顺德军、仪州四千八百九十顷，已募三千九百九十三余户，请佃四千一百七十三顷，岁输计三千一百余石。其令王广渊籍佃户为弓箭手免所输租，不愿者听别募人，具所籍人马数以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王恩就任渭州知府，“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为三十一部，以省馈饷”。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权通判顺德军事卢逢原“根括打量出四将地分管下五砦、新占旧边壕外地共计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顷有奇”。这说明经过近百年的开发，宁夏南部地区的屯田已达到相当规模，除军队作为长期的军事性移民外，内地移民数量也比前代有所提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当时经济繁荣的情景：“地田饶沃，生齿繁多。内笼干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由此可见，宁夏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北宋时期，镇戎军同样有过民屯田，这里仅作一简略叙述。宋夏对峙时期的镇戎军，虽在地域上属北宋辖境，但境内也有不少吐蕃、党项人杂居。这里川原广衍，军事地理位置重要，宋朝不但在此筑城防边移民屯垦，而且要求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蕃部也屯田农耕。到大观元年（1107年），固原境内镇戎军、平夏城、西安州一带皆“建都仓草场”。德顺军（固原市隆德县）的笼竿城、羊牧隆城周围土地肥沃，也是蕃部屯田耕种的地方。宋代镇戎军屯田，是汉唐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为主，辅以民屯，它体现的是宋夏对峙时期镇戎军的位置和军事作用。
南宋时期，金朝取代北宋占据了宁夏南部地区，宋夏抗衡变为夏金冲突。在政权更迭和夏金相互攻掠之中，北宋时期曾一度繁荣的宁夏南部农业经济便遭到破坏。12世纪中后期，夏金关系有所缓和，金廷为了巩固政权，采取减免税收的政策，恢复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并沿袭历代军屯制度，组织军队屯垦。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金廷命“德顺州建营房，以处屯军”，在镇戎州给军队“授以荒田，使耕且战”。这些措施，使宁夏南部地区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出现了“县官省费而食亦足”的景况。
北宋统治宁夏地区只有40多年，随后即被西夏取代。西夏时期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是宋夏对峙时期双方接触的前沿。双方在边境地区有战争冲突，也有商业贸易。党项人入居内地后，与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贸易交往，双方都设立各种类型的贸易市场进行交换。镇戎军设立的榷场，就是当时规模较大的边境地区的贸易中心，宋朝每年要从镇戎军、保安军两大榷场购进数千匹马、数万只羊。西夏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包括香料、红花、甘草等。这样大的商贸市场，要有众多官方的、民间的商人来完成，他们所带来的商业经营繁荣的背后，体现的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移民。毕竟要维持完整的商业运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才行。
北宋时，党项羌族拓跋氏1032年建立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西夏国，定都兴州（即银川市），后改兴庆府，又改中兴府。原先逐水草而居的党项人入主河套黄河灌区农业区后，受到前人屯田的启示和优越自然条件的影响，逐渐从游牧经济中脱离，向定居的农业经济生活转变。在《天盛律令》中规定：“国中生荒土地归开垦者所有，并可世代继承，允许买卖。”西夏国地旷人稀，劳动力不足，兵源缺乏。为解决粮食问题，军队中正军与屯田军明确分离。正军专事操作战斗，屯田军（即“负担”，多系军士子弟）则专事屯种及杂役，以负担正军给养。夏制：国人“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备弓矢甲胄而行”，平时务农，战时为兵。国中“人人能斗计，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即使对俘虏的汉人也区别对待：“勇者为前军，脆弱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为加强屯田领导，还设立了“农田司”，作为管理全国农业的专门机构。统治者为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将历次战争中掳掠的大批汉族百姓强制进行耕作，不仅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有利于先进耕作技术的传播。
西夏全国为22州，在现宁夏的有8州2县，即兴州（今银川）、灵州（今灵武县西南、后改西平府）、顺州（今永宁县西南）、静州（今永宁县附近）、怀州（今银川掌政乡）、定州（今平罗姚伏乡）、盐州（治在定边、包括盐池）、韦州（今同心韦州堡）、鸣沙县（今中宁鸣沙乡）、应理县（今中卫市）。屯田遍及整个宁夏平原。西夏很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除了加固旧有的渠道，还新开了全长300多里的“昊王渠”（又称李王渠，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改“靖虏渠”，后此渠被废）。由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州、灵州等地区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粮食储存甚多，鸣沙县“御仓”窖藏粮食达百万（石）以上。在贺兰山麓建起了著名的“摊粮城”，成为西夏国内最大的粮仓之一，“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西夏国力较弱，能与宋、辽、金相峙195年，全赖以自给自足的屯垦事业，而屯田事业的发展又与广大移民的辛勤劳作密不可分。
同时，主动由内地迁往西夏的人数也不少，西夏的很多手工业者都是从内地迁入。另外，由于统治者大兴儒学，延揽人才，元昊立国仿中原汉制，因此在其左右借以参策的汉人当不在少数。史载宋仁宗于道明二年（1033年）和宝元二年（1039年）两次放出宫女共470人，元昊“均高价购入安置左右，不但询知朝廷大小事务，宫廷之事莫不详备”。同时因西夏历代崇信佛教，所以从中原进入的佛教徒也应有一定的规模。因此，进入西夏的移民数量也相当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