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祖耀的突然离去，操他姥姥的煤老板一场精心策划的婚礼变得不欢而散。那些坐在前排的“达官贵人”和“土豪劣绅”，一个个面如土色，张祖耀的命运可能就是他们的命运，张祖耀的结局可能就是他们的结局。
蔡亮子匆匆嫁走女儿后，就回到了老家多年没有居住的窑洞里，关起窑门，仔仔细细地回忆自己和张祖耀交往过的每一个细节，他不断地回想着，不断地大汗淋漓，擦也擦不完，汗水像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喷薄出霞光万丈，照耀得操他姥姥的煤老板心急如焚口干舌燥。张祖耀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他知道张祖耀是个脓包，张祖耀一见巴掌抬起来，屎呀尿呀都会争先恐后地流出来。操他姥姥的煤老板在古老的祖屋里汗流浃背，如丧考妣。
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们也都先后散去，大道上小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脑袋，洒着香水的和落满尘土的，留着长发的和剃成光头的，梳得整齐的和乱发披拂的，脑袋们像密密麻麻的蟑螂一样从蔡家堡爬向了四面八方。各种型号各种款式的皮鞋布鞋旅游鞋将八月乡村干硬的道路踩得噼啪作响，道路上悠然散步的壁虎、螳螂、蚯蚓等，各种各样的昆虫惊慌失措地爬向收割后的麦田里，或者苍绿色的包谷地里。一辆又一辆的轿车一路长鸣着喇叭，飞速地从马路中间冲过来，好似小母牛拿大顶——牛×冲天。走路的人们又像壁虎螳螂蚯蚓一样惊慌失措地向两边躲避，他们对着一辆又一辆的轿车吐着唾沫：呸！呸呸！呸呸呸！
长生那天夜晚不用上班，那是他一个月来难得的一个休息天，在南方很多工厂里，打工仔打工妹们一月只能休息一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月收入一两千元，他们像工蜂工蚁一样勤劳，而得到的仅仅是一点儿微薄的收入。他们的夜以继日，换来的是工厂主的花天酒地和穷奢极欲。南方的私企老板，北方的煤老板，他们都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而众多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和长生一样，在金字塔的底端用生命换取生存。他们活得没有一点儿尊严和幸福感。
我和长生走到镇子上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斜阳的余晖照着破旧墙壁，让人恍若隔世。镇子并不大，与我以前上学时候相比，只是多了几间门店，街道依旧坑坑洼洼，游走着几只洋洋得意摇头摆尾的母猪；房屋依旧破败，屋顶上依旧生长着积年的苔藓和荒草。家乡这些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家乡的下苦人依旧贫穷，但是家乡诞生了好几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家乡的平均收入都是万元户，家乡形势一片大好，家乡官员步步高升，家乡成为了新农村的典型。
我和长生走进了一家饭馆，要了一盘猪头肉和两瓶啤酒。长生向我讲起了操他姥姥的蔡亮子。
蔡家堡有四大姓：蔡、刘、黄、叶。蔡家人数最多，占到全堡子将近一半的人数；蔡亮子家兄弟五个，个个膘肥体壮，如狼似虎，叔伯兄弟更是多达数十人，家族庞大。所以，蔡家老大的蔡亮子在蔡家堡一言九鼎。西北农村都是这样，家大业大势力大，在堡子里就能够称王称霸，无人敢惹。
蔡亮子从“文革”时候开始，就是蔡家堡的大队支书，当别人下地劳动，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时候，年轻的蔡亮子就手指夹根纸烟，游荡在瓜田李下，田间地头；当社员同志们食不果腹却还要参加超负荷劳动，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时候，蔡亮子却培养出了一身的肥肉。那时候的蔡亮子就是蔡家堡的土皇上，他和谁家的老婆上床了，就安排谁家的老婆干轻活，谁家分粮的时候，总能多分一些。
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那些一贯受到蔡亮子欺压的农民，不再看蔡亮子那张丑陋的黑脸，不再闻蔡亮子带着大蒜味的鼻息，蔡亮子感到很失落。
蔡亮子一当大队支书、村支书就是30年。当初他能够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后来包产到户，就领取国家的工资和补助。然而，在蔡家堡，蔡亮子仍然是地头蛇土皇上，没有蔡亮子点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了蔡亮子点头，什么事情都能办成。
再后来，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蔡亮子以村委会的名义成立了煤矿公司，开挖了一眼小煤窑。几年后，企业改制，村委会的煤矿公司成为蔡亮子的私人企业，他成为了煤矿的法人代表。20世纪90年代，煤炭价格一蹶不振，蔡亮子苦苦支撑，没想到新世纪到来，煤炭价格节节攀升，蔡亮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亿万富翁。
蔡亮子像所有的资本家一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国营企业的工人是三班倒，但是在蔡亮子的黑煤窑里，是两班倒，矿工每天工作12小时。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蔡亮子还派出家族的子侄辈，在周边县市的网吧、车站和学校附近的路上，诱骗孩子来煤矿。
我突然想起了有一年在一座乡村采访的情景，采访对象是一个刚刚从黑煤窑逃出的青年男子，他满身伤痕，口齿不清，需要家人转达，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家人说，几年前，他在出门打工的时候失踪了，再回来的时候，就成了这样，而这些年，他一直在一家黑煤窑挖煤。我们正说话的时候，来了一对夫妻，他们寻找自己13岁的儿子，儿子半年前在上学的路上失踪了，他们怀疑也是被人诱骗到了黑煤窑。
我问：“早晨在煤矿看到的那些少年，是不是就是被骗来的童工？”
长生说：“是的。”
我问：“那些小孩从哪里来的？”
长生说：“不知道，说话口音南腔北调，可能周围几个省份都有。娃娃死在这里了，家人都不晓得，蔡亮子挖个坑把娃娃埋了，谁都不晓得。”
我们心中都一阵凄然。
走出小饭馆，我们沿着通往镇外的一条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小路像一条死蛇，躺在冰冷的暮色中。我们越向前走，越觉寂静，回头望去，小镇像一座巨大的坟茔，模糊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
不知道走出了多久，前面出现了一片干枯的河床，天上星光点点，照耀着河床里的鹅卵石，闪着细碎的波光。对岸的山峰黑黢黢的，像传说中的巨兽一样，传来了几声缥缈的鸟叫声，像从深深的岩洞里发出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鸟的叫声，也许是伯劳鸟，也许是斑鸠鸟。
我们来到蔡家堡的时候，没有经过这条干涸的河床。而且，在矿区的夜晚，也看不到繁星满天。这是什么地方？对岸是哪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迷路了。
八月乡村的晚风吹过来，让人感到异常惬意，风中送来了孩子清脆的歌声：“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先是一个孩子唱，接着是好几个孩子一起唱。那是一群晚归的孩子，他们此刻也许背着猪草，也许牵着黄牛。小时候，我总会在晚霞消失之后，才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回家中。
我们走过铺满鹅卵石的河床，来到了对岸。月亮升上来了，远处的山巅，近处的树木，都沐浴在没有添加三聚氰胺的纯净牛奶一样的光辉中，显得圣洁而唯美。月光也照耀着远处教堂的尖顶，教堂里传来了整齐虔诚的诵唱声，还有风琴悠扬的声音。一个平凡的夜晚，因为这些歌声和琴声而蓦地变得无限美好。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来到了县南。
我们县分为县南县北，中间隔着一条河流。县南覆盖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县北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我还在县政府上班的时候，县南经济好于县北，那些新提拔的科级干部都争着抢着向县南跑；而最近几年，县北经济远远超过县南，让那些去了县南任职的公务员后悔不迭。那时候，县南县北的界河碧波荡漾，河水里游荡者各种各样的鱼类，还有螃蟹和对虾之类的水中生物。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些螃蟹就爬到河滩上晒太阳，懒洋洋地铺成一排，一见到有人经过，就慌手慌脚地跳进水中。而现在，在乡村八月雨水充盈的季节里，这条界河居然干涸了。
反正已经迷路了，我们就继续向前走，看今晚是否能够找到借宿的地方。
我们穿行在树林里，双脚踩在铺着一层落叶的林间小道上，窸窸窣窣。惊起了落叶下什么昆虫，仓仓皇皇地爬向路边。路边张望的什么小动物也被惊起了，尖声叫着在树木的缝隙间跑得弯弯曲曲。树杈上巢窠里刚刚栖息的鸟类也被惊醒了，一齐鸣叫起来，声音干燥短促的是乌鸦，声音烦乱急迫的是麻雀，声音低沉浑厚的是鸱鸮，声音连续不断的是野鸡……没想到，我们两个不速之客，惊扰了森林甜美的仲夏夜之梦。
我们在幽暗的树林中走了大约半小时，看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是一片瓜地，溶溶的月光照着一颗颗碧绿的西瓜，也照耀着瓜蔓上的一朵朵小黄花。瓜地的中央，是一个人字形瓜庵，瓜庵里透出荧荧灯光。站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小说中的句子：“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也想起了小时候月夜偷瓜的情景。
我们刚刚走进瓜地，就突然听到了狗叫声，银色的月光下，一道黑影从人字形瓜庵边冲过来，像一道闪电一样扑向我们……
瓜庵里走出了一个老头，他一声吆喝，狗就气急败坏地停住了脚步，愤愤不平地呜呜着，恶狠狠地盯着我们，长生和我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老头走到了我们跟前，看着我们问：“哪里来的？”他剃光了头发，葫芦瓢一样滚圆的头颅，在月光下熠熠闪光，像远古祭祀的法器。
我说：“老伯，我们迷路了。”
狗在老头的身前身后忙忙碌碌地打转，摇动着僵硬的尾巴，间或歪斜着头，用怀疑的目光很不服气地望着我们，像个谄媚的小人一样。老头踢了多事的狗一脚，狗就又伤心又失望地躲在了一边。
老头说：“进瓜庵啊。”然后就自顾自地扭头走了，月光下的老头摇摆着肩膀和双手，步履蹒跚，现在我们才看到老头的腿脚有问题。
瓜庵里还有两个老头，他们看到我们走进来，就很友好地站起来，给我们让座，他们一个高一个矮。瓜庵地方狭小，他们不得不弯曲着腰身。先前那个头顶光秃的老头从床下抱出了一个西瓜，一刀下去，西瓜分成了两半，他慈祥地笑着说：“走路口渴了，先吃个瓜啊。”
瓜庵里点着煤油灯，灯火昏黄，灯光如豆。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制作的，在瓶盖上扎个眼，把自行车内胎上的气门桩穿过去，再把棉线穿过气门桩，作为灯芯，瓶子里倒上煤油，煤油渗透棉线，就可以点燃了。所谓煤油，就是提炼原油后剩下的最劣等的油，只能燃烧，再一无用处。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每个同学都有这样一盏自己制作的煤油灯。上完一节晚自习后，每个孩子的鼻孔下都有两道乌黑的印痕。瓜庵里还充溢着刺鼻的劣等香烟的气味，我看到床边的木板上放着一个拆开来的大雁塔香烟，地上还有一堆烟蒂。这种香烟现在已经见不到了，那时候一盒三毛钱，而在更早的时候，当地农民抽的香烟是九分钱一盒的羊群牌香烟，大雁塔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高个子老头问我们：“娃娃从哪里来？”
我说：“从蔡家堡来。”
高老头问：“得是看蔡亮子嫁女去了？”
我点点头，问：“老伯您认得蔡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