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带着狗剩叔轧耱条。可是轧耱条是一件极苦极重的体力活，身材干瘦单薄的狗剩叔跟了父亲两天，就受不了了。后来，他依然小偷小摸，依然一贫如洗。
秋天是北方农村最美丽的景色，也是农民们最盼望的季节。这时候，包谷、洋芋、红薯、黑豆都成熟了，人人都能吃饱了。
记忆中的童年秋天，我有几次跟在狗剩叔的屁股后面玩。天高云淡，清风拂面，远处连绵的群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有一种旺盛的青翠，空中有大雁飞过，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小时候我曾经很诗人地想过：“能变成一只大雁多好，那就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还不用花一分钱。”可是，那时候我总是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要飞到哪里去。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范仲淹的诗词“衡阳雁去无留意”，我才知道了这些飞跃我童年记忆中的大雁，它们要从蒙古高原一直飞到洞庭湖边。
我跟着狗剩叔掏马蜂窝，还掏鸟蛋。掏马蜂窝的时候，要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用棍子把马蜂窝戳下来，马蜂汹涌飞来时，赶紧顺着埝畔往下跳。跳过几个埝畔，马蜂就追不上了。马蜂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它看不到自己的身下。马蜂全部飞走后，我们就捡起马蜂窝，抠出里面的幼虫，烧烤着吃。
掏鸟蛋的时候，狗剩叔站在下面，我踩在他的肩膀上，将手伸进鸟窝。有一次，我手伸进鸟窝后，感觉冰冰的，我说：“怎么是冰凉的？”狗剩叔在下面说：“拉出来看看。”我一拉，居然拉出了一条蛇。那条蛇多亏是无毒的。
那时候因为经常吃不饱，我们见到什么就吃什么，生产队的庄稼不敢动，我们就打起了动物的主意。点起一堆火，能爬的动物都放进去，夏天吃得最多的是知了，雨天吃得最多的是“夹子”（一种黑色的爬行昆虫，下雨天才会出现）。
后来，我上了中学，又上了大学，又参加了工作，然后来到南方打工，和狗剩叔断绝了联系。
参加工作后，曾有过多次站在悬崖峭壁旁对着对面的村子喊：“嗷——狗剩叔在不在？”
对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声音：“嗷——不在。”
“嗷——去哪了？”
“嗷——不晓得。”
尽管每次回家都没有见到狗剩叔，但是我从别人口中听到他依然贫穷，不好好种地，依然游手好闲，娶不到媳妇。其实，我常常在想：哪个女人跟着他，可就倒霉了。
现在，我没想到狗剩叔居然去盗墓了。
我决定跟着狗剩叔，看看他们是怎么盗墓的。关于盗墓的故事，民间传说很多很多，惊险刺激，千奇百怪，然而，报纸上却从来没有登载过关于盗墓贼的事情。我给报社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报社非常赞同。
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我不想让她老人家揪心。这些年来，母亲只知道我是记者，并不知道我做了一个又一个暗访，和各种各样危险的人物打交道。她一直以为我就是那种电视上扛着摄像机穿得人五人六对着路人哇啦哇啦的记者，她觉得这种记者很风光。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儿子做着最危险的工作。
母亲来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很早就出去上班，从值班领导手中领到当天的线索，然后像头猎犬一样奔出房门，挤在公交车上，奔赴现场采访。等到采访完毕，已是后半天，回到报社后，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打字。交了稿后，就已经很晚了，这时候又挤上回村庄的公交车。站在公交车上，手扶着扶手就打盹，经常坐过了站点。而回到村庄后，已是很晚，端起饭碗狼吞虎咽。
母亲常常会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悄声说：“我娃是不是累得很？累了咱就回家啊，家里还有几亩地，够一家人生活。”
我轻松地笑着说：“不累不累。”其实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累死累活我也只能待在这座城市。我已别无选择。
我想起了那段时间曾经和迟刀的一次交流。我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愿意生活在小乡镇，做一名小学教师或者小职员，一家三口过着恬淡安然的生活，与世无争。
迟刀说，他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好校长，可是现在要找到一个公正廉明的好校长，比在秃子头上逮个虱子还难。
中学语文老师迟刀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有很多惊人之语。他说，如果你赞美一个人，就说她是小姐，人靓有钱；如果你贬斥一个人，就说他是诗人，迂腐穷酸。
迟刀的这些话，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迟刀去了哪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
几天后，我送母亲和弟弟回家。这次，我们买的是卧铺车票。母亲一直坐在窗口，向窗外望着，她感慨于窗外的土地怎么是红色的，农民怎么吆喝着牛在水里耕地，牛怎么能长那么大？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牛，北方的牛是黄牛，南方的牛是水牛，水牛要比黄牛大很多。她不认识水稻，不认识甘蔗，不认识香蕉和很多南方庄稼和植物。她感叹地说，咱国家这么大，有这么多庄稼。
农民母亲最关心的也是庄稼。她对庄稼最有感情。
回到家乡后，我们先来到山下的乡镇中学，妹妹在这里做民办教师。一年前，一名做公办教师的远房亲戚推荐妹妹做了初中的民办教师，也就是代理教师。这所初中的公办教师都想着往县城调动，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在这所学校里，妹妹教初一数学，每次考试，她的学生都排名第一。但是，因为她是民办教师，每月只有80元钱的工资。而那些教学成绩不如她的公办教师，工资是她的十倍。
那时候，妹妹最大的理想是，能够转正成为一名公办教师。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我就谎称回南方，偷偷地翻过深沟去找狗剩叔。
二十年前，我们就好几次翻越深沟，来到了狗剩叔所在的这座村庄，偷红枣，偷柿子，偷表皮刚刚有了一点红色的西红柿。还有一次我们和这座村庄的孩子打群架，结果被占据了地利优势的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满沟乱窜。
二十年后，我再次踏上了这座村庄，童年的生活一下子回到眼前。
二十年来，这座村庄一点也没有变化，村口还是那棵老槐树，长得粗壮干枯，枝条上是细碎稀疏的树叶，树身斑驳，树根凸出地面，屈曲盘旋，显得面目狰狞。曾有一只小狼被狗剩叔吊在树杈上，想引诱老狼掉进陷阱，而最终没有成功。距离老槐树最近的是一座孤零零的古庙，古庙的大门在“文革”中被拆除，当成柴禾烧掉了。古庙里的泥塑东倒西歪，和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古庙的窑顶上有一些粘贴上去的泥巴，这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掉下来。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雨后，我们用手捏成碗状的泥巴，向上抛起来，碗内空气爆破碗底，就将泥巴牢牢地粘在了窑顶。古庙的墙上只有四个字“忘记阶级”，和我们二十年前看到的也一模一样。想来以前这里应该有一排墙壁，上面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文革”时期遍布全国的一条领袖语录，后来，两边的墙壁坍塌了，就只剩下了“忘记阶级”。其实，想想古庙墙壁上剩下的这四个字也挺有意思，它可以说是一种预言。现在谁还提“阶级”？谁还提你是贫农还是地主？特殊年代的人斗人让人们吃尽了苦头。
这座村庄像个裤裆，老槐树和古庙位于裤腰的位置，两条裤腿的地方，是两排窑洞和房屋，裤裆的下面，则是深沟。深沟同样深不见底，只有冷冷的风飕飕地吹上来，让人头皮发麻，让人眩晕。悬崖上有几棵枣树，落光了叶子，几粒红色的枣子珍珠一样点缀在骨头一样坚硬的枝干上，让人倍觉寒意。
二十年前的这座村庄很热闹，人喊马嘶娃娃哭，鸡鸣狗跳猪羊跑。二十年后则显得异常沉寂。几间院子的土墙已经坍塌了，从半截土墙望进去，院子里的空地上长满了齐膝高的荒草，荒草间游走着蜈蚣、蚂蚱和蛐蛐，残破的房屋窗子紧闭，门上铁锁高悬。村中仅有的几棵树木，白杨树和梧桐树，比二十年前长得更高大了，却落光了叶子，显得异常萧索。村道上见不到觅食的鸡和散步的猪，只有一根蓬草像圆球一样在村道上滚动着，掉进了深沟。
人都去了哪里？
狗剩叔家在村子的另一头，裤子的裤脚处。小时候我曾经去过他家。
他家的院门敞开着，所谓的院门，其实就是用柳条编织的栅栏门，这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院门下的水洞，就是狼曾经钻进去过的地方，他也差点被狼从这个地方拖走了。他家的院子倒没有长荒草，还种了一点蔬菜，韭菜、大葱和辣椒，还有白萝卜，肥大的白萝卜撑开了地面，露出洁白的根系。他家只有一间窑洞，窑门上锁。我从门缝看进去，看到炕上还没有折叠的棉被、放在箱盖上的碗筷。估计他肯定没有出远门。
我去了几户有人居住的院子，看到家中只有老人和孩子，老人们听说我找狗剩叔，就摆摆手：“那个货，谁知道多会儿回来。有时候半夜才回来，有时候好几天不回来，没人管。”从老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他们都很厌恶“那个货”。
“昨天和今天见没见他？”我问。
“昨天还见了。”
可能狗剩叔今晚就会回来，于是，我决定留在村庄里等他。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北方的天空清澈如洗，空气清冷。小时候每逢这个季节，就能看到大雁从头顶飞过，飞向南方，它们的声音清亮而高远，一声一声，声声相连，田间地头扶着犁铧的农人总会停下手中的活计，仰头望着大雁排队飞过的身影。大雁飞远了，他们才会接着甩响手中的鞭子：“驾——”犁铧前的老牛又会慢腾腾地走起来。然而，那天我却没有见到飞跃头顶的大雁。听说，蒙古大草原已经不再绿草如茵，而变成了沙子和石头夹杂的荒漠。大雁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不知道迁徙到了什么地方。我也没有见到扶着犁铧的农人，他们去了遥远的城市打工，田间长满了萋萋的荒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