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墙上贴着几张年历，每张年历上都有几行字：“祝老红军、老八路新年愉快民政厅敬贺”。我惊讶地回过头去，看着这个腰身佝偻的老汉：莫非他是老红军老八路？
我脱掉鞋子，坐在炕上。我指着那个女子，问老汉：“这是谁？”
老汉说：“我孙女。”
我问：“多大？”
老汉说：“16岁了。”
原来她才16岁，夜晚我无法看清楚她的脸，还以为她是大人。
我又问：“娃她大她妈呢？”我们那里的人把父亲叫“大”。
老汉说：“都去省城打工了。”
老汉又说，他还有两个孙子，都20多岁了，跟着父母一起去城里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趟。
老汉说话的时候，一直咳嗽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愁苦，让人心中生出很多酸楚。
我指着墙上的年历问：“你是老红军？”
老汉说：“那都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情了。”
我饶有兴趣地说：“你给我说说那些年的事情？”
老汉轻描淡写地说：“说那些干啥，都过去了。”
我说：“大爷，我外爷也当过红军。”
我看到老汉的眼睛像火花一样突然闪亮了一下，他看着我问：“你外爷？哪个部队上的？他是哪个庄子上的人？”
我说外爷以前在刘子丹的部队干过，从红军、八路、解放军一路干下来，革命成功后，要求回家种地，后来就一直当农民，前年刚刚去世。
老汉突然问：“你外爷是不是白朝定？”
我惊叫一声站起来。老汉说：“你外爷和我在一个部队上，也是一搭回来的。”
我的外爷叫白朝定，当地县志上记载有他的名字。
外爷当红军的时候，都已经结婚了，那时候的人结婚早，但他也只有十几岁。外爷给后来的一位共和国少将做警卫员，少将当初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们在窑洞里开会，外爷就在远处站岗放哨。后来，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他们一起跟着去了陕北，被编在刘子丹的部队里。然后，东渡黄河抗击日军，后又跟着彭德怀的军队打马家军，一直打到全国解放。再后来，组织要安排外爷工作，外爷说：“我一个农民，一个字不识，我还是回家种地吧。”就这样回到了家中。
我问：“大爷，你们当初咋就回来？有工作多好，你看当农民多苦。”
大爷笑了：“你外爷和我一样，不识字只会给国家添累赘，咱农民就是农民的命。”
大爷还说，那时候很多人革命成功后，都回来种地。当初闹革命就是为了能够分上几亩地，地分了，就好好回家种地。
我问：“你当初咋个就想起当红军？”
大爷说，那一天他给地主家放牛，牛掉进了暗窟窿里，他不敢回去，看到山下过红军，就跟着队伍走了。那时候他还没有步枪高。队伍一直走，一直走，他走累了，就抓着前面人的裤腰带，就这样走到了陕北。
我问：“你杀过日本鬼子？”
大爷突然腰身挺直，目光炯炯：“杀过，杀了好几个。”
大爷把日本鬼子叫日本鬼，他说他拼刺刀的时候用大刀片砍过一个日本鬼的头，还有一次送信，看到埝畔下两个日本鬼正在拉屎，一个手榴弹丢过去，两个日本鬼就送命了。
大爷的生活非常清苦，但是那天晚上我看到他很乐观，他呵呵笑着，好像又回到了打日本鬼的峥嵘岁月。
我问：“大爷，你还会唱军歌吗？”
大爷腰身又挺直了，他用浑浊不清的嗓音唱道：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
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
这首歌我非常熟悉，因为当初就听外公唱过，我也跟着外公学会了。
我的眼睛湿润了，昏暗的灯光下，大爷的眼睛也泪光闪闪。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谈论到了天亮。天亮后，我要起身，大爷才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问：“你找谁？”
我说：“我狗剩叔。”
大爷说：“你咋找那货？”
我故意问：“他怎么了？”
大爷右手五指弯曲，做了一个向下挖的姿势说：“刨人家墓子，断子绝孙啊。”
杀下蛋鸡，毒看门狗，敲寡妇门，挖绝户坟，这是北方农村最忌讳的四件事情。
我谎称说，自己是写书的，想了解盗墓的事情。
我临走的时候，把给狗剩叔的一条红塔山拆开，留给大爷六盒。大爷说啥也不要，后来看我很坚决，就只收下了一盒香烟。我刚跨出院门，大爷又在身后叫住了我，拿着一个老南瓜硬要塞给我。我不要，大爷梗着脖子说：“收了你的，不还给你，就不成礼数。”
老南瓜，可能就是大爷家中仅有的能够拿出手的东西。
我像逃离一样地离开了大爷家，匆匆走在村道上，眼泪又流了下来。
北方初冬的早晨很冷，杨树灰色的树皮上结了一层白霜，屋瓦上湿漉漉的，也是霜打的。太阳刚刚升起来，红彤彤的，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没有一点热量。路边的荒草，树上还没有掉光的叶子，都瑟缩成一团。
我来到狗剩叔家门前，看到没有上锁，心中一阵狂喜。狗剩叔的木门从里面闩上，此刻他正在呼呼大睡。
敲了好一会儿，狗剩叔才起床了，他睁着惺忪的睡眼，拉开房门看着我问：“你找谁？”
多年不见，狗剩叔还是非常矮小，身体瘦得就剩下一把一捏就嘎巴响的骨头。他那年还不到40岁，可是头发已经一半花白，脸上皱纹密布，像网眼一样。
我还没有吭声，他突然就认出了我：“啊呀呀，你是幺傻啊，个子比原来高了很多，脸还是没变，叔认得出来。”他很为自己的眼光自得。
狗剩叔的家非常简单，一盘土炕，炕前放着桌子，桌子上是仅有的几件锅碗瓢盆，墙上楔个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自行车外胎，但是我没有见到家中有自行车。
我坐在炕沿上，狗剩叔坐在脚地的杌子上，显得更为矮小。他问：“今个咋想起看叔来？”
我正在很难为情地想着怎么回答，他又说：“听说你当官了，来是不是开的车？”
还是和以前一样，狗剩叔说话从来不考虑。他不会考虑对方会不会难堪，也不考虑会不会让自己难堪，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一个心无城府的人。
我说：“我不当官了，我现在写书。”
狗剩叔说：“憨娃，当官多美，要啥有啥，你写书能挣几个钱？”
我说：“我不会当官，不会和人拉关系，也不会给人进贡，就只知道踏踏实实干事，就这人家还弹嫌。我写书不看谁的眉高眼低。”
狗剩叔说：“那你写一本书能挣多少钱？”
我说：“弄得好的话，能挣一万元；不好的话，一分钱挣不上，人家不给你出版，你就没钱。”
狗剩叔有些得意地说：“你那事情，还没有叔的事情来钱。”
我心中一阵狂喜，这些天一直想着怎么才能打开狗剩叔的话匣子，一直想着他会对自己的职业讳莫如深，没想到他主动给我提起自己的职业。
我问：“你能挣多少钱？”
狗剩叔说：“叔出去一趟，就弄一杆子；弄得好了，还能挣两杆子。”他先伸出一根指头，接着又伸出两根指头。
我也伸出一根指头：“一百？”
狗剩叔轻蔑地笑了：“后头再加个零。”
我故意惊讶地问：“干啥事啊？这么来钱？”
狗剩叔面不改色地说：“挖墓子。”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我跟着狗剩叔来到了田地里。
狗剩叔家的土地本来很遥远，沿着陡峭的山路需要走半天，可是，因为村子里的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了，很多本来很好又很近的土地就都撂荒了，长满了荒草。狗剩叔就在村外找了两块地，点燃荒草做肥料，一块种小麦，一块种包谷。
狗剩叔不喜欢种庄稼，可是农民不种庄稼，又吃不到口，狗剩叔就不得不种庄稼。那两块本来很肥沃的土地，就像两头肥猪，可是落在狗剩叔手中，就喂得瘦骨嶙峋。两块巴掌大的土地上，麦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好像一群还没有睡够就被父母拎起耳朵让去上学的孩子。包谷都已经扳完了，包谷秆还没有挖，横竖都不成行的包谷秆叶片低垂，像一群被缴了枪械的士兵。
那天，我帮着狗剩叔把包谷秆全部搬进了院子里，这些包谷秆足够他烧一个冬天的热炕。
夜晚，我们躺在炕上，抽着香烟聊天。
狗剩叔的家中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甚至连半截蜡烛都找不到。其实，他的家也没有人来，而他一个人在这个居住了40年的窑洞里，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任何东西。
我们先聊起了那个老红军，我问：“那老红军也是恓惶人。”
狗剩叔说，老红军这些年一直老老实实做农民，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过那样一段经历，他也从来没有给人提起过。几年前，有一个大官来到村子里找到老红军，说老红军是他的战友，这些年一直在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大官要把老红军接到城里享福，老红军不去；给他钱，他也不要。村里人就问他，老红军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就在眼皮底下倒下了，能活着回来就是福气。要钱干什么？现在日子就好着哩。”
他们这代老红军太让人敬仰了，外爷也是这样的人。外爷回家后也一直没有给人提起过自己那些往事，有一年，少将回来省亲，和一帮儿时伙伴说起过去的事情，突然就问：“白朝定现在在哪里？”有人就说了外爷家的地址，少将来看外爷，就这样，外爷当过红军的事情人们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