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联合国面临的任务和问题来看，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都在走向全球化和一体化，以经济为纽带，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同世界大系统经济的运转优劣息息相关。人类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逐步加深和频繁，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在一个整体性的氛围之中，于是，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就愈益成为我们共同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全球意识”。由于世界联系的整体性增强，许多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共同问题绝非任何一国能够单独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与共同努力，需要世界人民广泛、平等地参与解决。但是，目前联合国的决策运转机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联合国与安理会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平等，安理会权力过大。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理会于履行此职务时，即系代表成员国”。安理会不仅有权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当安理会确认这些措施不足以缓解危机情势时，安理会还可以借助各成员国“适当的武装部队及便利”，即采取必要的空海陆军事行动，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这表明安理会是联合国行动能力的中心。也就是说，“假如安理会能行动，联合国就能行动；假如它不能，联合国所能做的也仅仅是作些姿态。”联合国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法律传统和政治制度设计的，按理说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应当是联合国的最高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91页。
权力中心。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联合国大会的职权主要包括就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和事项，或宪章所规定任何机关之职权进行审议和讨论、就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和事项（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争端除外）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或兼对两者提出建议及在大会开幕后举行“一般性辩论”。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对各国政府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联合国大会更不能采取行动且不得就安理会议程上的事项提出建议。因此，联合国机制的设计实际上使联合国具有分裂的特点，“联合国可能就同一问题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是大会的；另一个是安理会的，并且这两个声音之间没有有机联系。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2／3或更多的会员国可以提某项建议，而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中的9个，可以无视这一建议而另行决定。”由此，联合国的国际统治实际上就变成了安理会的国际统治。一旦安理会未能做出决议，联合国就不能采取行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权力的行使实行的是“大国一致”原则。也就是说，联合国的任务完全有赖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持久团结，一旦某个国家与其他四国的意见相左或某个国家对某一问题持反对意见，那么这个国家就可动用“否决权”，使联合国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否决权”的使用特别是滥用，不仅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职能，直接影响和阻碍了联合国作用的发挥程度，而且使联合国时常成为大国争斗的场所和维护大国利益的工具。这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是完全不相符的。
不仅如此，伴随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世界主要大国政治、经济实力所呈现的新的不平衡态势以及由此出现的安理会代表性不足的缺陷的凸现、联合国业务重点及维和行动的争论、联合国组织机构的日益臃肿和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联合国财政危机的频繁发生等等，都预示着联合国组织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联合国如何适应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更加积极、公正、合理地处理重大国际事务，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焦点问题。
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联合国提出的挑战
可以说，从成立之初起，联合国就是大国政治的产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困扰着联合国的整个发展历程。《联合国宪章》
虽然强调集体安全和主权平等，但其实质却是通过大国合作来维护世界和平，这主要表现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有关规定上。宪章中关于美、苏、英、法、中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联合国行动的决议需要取得五国一致同意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大国政治。因此，有人说，联合国是一个“大国共治”、“等同于安理会的国际政府”。“安理会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神圣同盟”，“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说是世界联邦的核心，是神圣同盟中的神圣同盟”。而在大国政治中，超级大国从来都是主角，因此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正因如此，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峙和冷战，就严重影响了联合国作用的发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联合国不但未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沦为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大国的操纵和利用给冷战时期的联合国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的侵朝战争和利用对联合国的控制长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就是突出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以“大国一致”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只能是边缘性的了，国际安全处于美苏两个世界警察的共管之下，它们把各种战乱控制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维持了一种“恐怖和平”和“霸权统治下的安全”。
冷战的结束和多极化的兴起，极大地冲击并改变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对于打破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高国际关系中民主秩序的水平有着重大意义。当今世界事务已不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577、590页。
再是一两个大国能够左右得了了，而要取决于多种力量的竞争共存和协商合作。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的作用也开始发生变化。用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话说就是，“联合国历史上新的篇章已经揭开……因冷战而运转不灵的联合国机制突然间成为处理过去数10年的遗留问题以及现时和将来事务的国际努力的中心。”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作用确实引人注目。联合国为一系列久拖不决的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但是，冷战后的联合国并未取代昔日由大国关系塑造国际格局的基本模式。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作用的发挥仍然要取决于大国的合作，仍然要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较过去相比更为露骨和直接。在某些方面，联合国甚至成了少数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经强调：“世界不能忍受全球和区域的霸权，但可以接受影响。权力越大，越有责任主动和客观地按正义行事”。加利也向各大国呼吁：必须全力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努力。由于大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的影响，因而在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有些国家热衷于以实力支配国际关系的霸权主义，希望联合国围着自己的指挥棒转，借国际安全合作实现自己的私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虽然世界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股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势力，所以，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争端和局部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后已“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舆论还大肆宣传“霸权稳定论”，说什么必须有一个大国作霸主，世界才得安宁，和平才有保障。在对待联合国问题上，美国认为应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充分利用联合国来推行其外交政策，推进国家利益。为此，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一度十分积极。199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保证美国将继续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发挥领导作用”。布什希望联合国在建设新的国际程序中赋予自己“新的生命”。克林顿政府认为继续在联合国的活动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强调联合国要为时代服务而不能“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服务于联合国。美国要积极推进联合国的改革，通过联合国更好地贯彻美国的外交意图。”克林顿甚至提出要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美国部队交给联合国统一指挥。但是，自从美国策动的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遭到失败后，美国开始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它不仅不再积极策动或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而且从1995年起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将美国应承担的联合国经费份额减到30％以下，并且故意扣缴会费，向联合国施压。1997年，美参院外交委员会宣称，《联合国宪章》“绝不能规定美国国会应承担‘法律义务’批准并为会费拨款。”美国的行为致使联合国连年处于极端困难状态，维和行动被迫减少。自1998年初美国企图再次利用联合国对伊拉克动武遭到失败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更加消极。在美国看来，美国可以利用联合国的合法性，将人道主义和干涉主义掺杂在一起推行自己的政策，然而一旦联合国成为阻挠其实行全球战略的绊脚石后，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美国前副国务卿博尔顿就直言不讳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联合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不时听命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组织。……当联合国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就会利用它。当它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就会抛弃它。”为了顺利地实施霸权政策，在华约崩塌、对手消失的情况下，美国不仅使北约继续存在，而且进一步强化其功能，对其进行改造。1999年北约华盛顿会议对北约战后奉行的战略作了重大修改，抛出了由美国一手炮制的所谓“战略新概念”，公然提出：北约的使命将从“防御侵略”转向干预“可能导致危机和冲突”的事态，包括民族冲突、宗教纠纷、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北约的管辖范围将从北约内部扩大到外部，逐步实行“泛欧化”和“全球化”；北约的干预行为将不再受联合国安理会的约束，而是可以自行授权。很显然，北约正从过去的单纯军事防御组织摇身一变成为通过军事手段向外输出价值观来进行全球扩张霸权的进攻性军事联盟和政治性组织，“成为安全问题上的磁极”。北约也就成为美国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为了检验北约新战略，1999年3月，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以维护“人权”为由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这一行为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一个极为危险的先例，不但粗暴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致使主导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联合国处于极为尴尬的边缘化境地。因为，北约新战略和北约对南联盟科索沃事务的干预，等于篡夺了国际社会赋予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置于美国关系下的北约军事强权的控制之下。2003年3月，美国不顾联合国内绝大多数会员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继科索沃战争之后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权威的又一次严重挑战和沉重打击。美国这种单边主义的作法及构筑的格局若被确认，世界将不再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而只能是“强权下的和平与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明确指出：“尽管地区性组织毫无疑问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际社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安理会的批准。”他警告说，如果违背这个惯例，那将意味着“倒退到一种划分势力范围的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在单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奉行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的基础上。”美国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迈克·格莱农也认为：“任何一个由一个特超级大国支配的体系要维持或建立真正的法治是非常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