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问题能否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及时提上决策议程，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一个触发机制，并且与其触发的时间、强度和范围直接相关。这些触发机制包括战争、自然灾难、经济灾难、技术突破等等。在相对和平的世界里，政府如果要做出不切实际的加强武装力量的决策，即使能够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扰乱国内经济秩序。也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那么这个政府对其决策出台就将会付出更大的决策成本。而在一个动荡和战争阴云密布的世界，加强武装力量建设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无论政府和公民都会很容易达成共识，直接决策成本将会大大降低。自然灾难对政府决策成本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对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政府对地震问题会高度重视，对预防地震的一些决策会得到民众的最大拥护，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直接决策成本会降低。再如我们国家在2003年发生了SARS病毒流行，其波及面之广，影响面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在这一情况下，政府做出了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控制疾病流行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无论是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得到民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防控体系。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政府关于控制疾病流行的各项决策就不可能如此快就出台，其付出的直接决策成本会大幅度提高。大家知道，SARS病毒在广东流行的初期，并没有引起行政当局的足够重视，原因是触发机制的强度还不足以刺激政府及时做出决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触发机制的强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经济事件对政府决策成本的影响也是直接而又是巨大的，东南亚经济危机迫使世界各国政府认真引取教训，及时做出相应的决策，加强了对国际游资的管理，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政府对防止“泡沫”经济相应问题的决策成本大大降低，也避免了可能因为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的效应成本，提高了政府决策的效率。技术突破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手段之一，往往会使政府及时做出某项决策，甚至会使政府对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从而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如上世纪以来信息网络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使政府不得不在建立发展信息网络产业、建设网络化社会等方面及时做出重要的决策，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之后影响国家生存和发展又一重要的安全形式。
（六）国家的自然条件和人口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常规因素
一个国家的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其决策的成本相对越高。幅员辽阔的国家一般都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影响力，在那些不支持决策的地区，政府为了保证决策得以执行，总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同时，幅员辽阔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一些必要的通信、运输费用，无疑也增加了决策的直接成本。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难以很好的达成共识，决策成本的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政府决策成本的控制与评估）
用一定的数理模型把决策要素综合集成，进而保持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是政府降低政府决策成本的重要工具。
一、政府决策成本的模型分析
控制政府决策成本要从3个环节人手。一是决策时机的控制。政府必须在最恰当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做出最合理的决策，决策不及时就可能使问题扩大化，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本来花很少代价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终要花费高额代价，也即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前效应成本。为此，我们可以建立“政府决策时机成本控制模型”。
二是决策方案的控制。对一件事情，政府做出决策很容易，解决的办法也很多，节约决策成本一个最重要的办法是选择最恰当的决策方案。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最科学、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不仅重视结果，也要重视过程。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绩”不择手段，表面看上去是做得不错，但没有考虑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政策来替代，这显然会大大的增加决策成本。为此我们建立了政府决策方案成本控制模型三是效应成本的控制。效应成本控制的实质是前面谈到的两个问题之和。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决策时机是恰当的，决策方案是最优的，那么其效应成本就必然会大大降低。但是，在这里把效应成本单独拿出来研究，主要是对政府决策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衡量和评估。也就是说，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仅要立足当前，又要立足长远；不仅要考虑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考虑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不仅要考虑到强势群体，更要考虑弱势群体；不仅要考虑到利用好国内资源，也要考虑到利用好国际资源。归结起来，政府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考虑到自己执政期间的问题，而应该建立科学的发展观，任何决策都应该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从这意义上讲，政府对效应成本进行认真考虑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效应成本逐渐成为现代政府考虑的首要因素。为此，我们建立了“政府决策前效应成本控制模型”和“政府决策后效应成本控制模型”。
表示的是决策时机对决策成本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决策方案，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时机的丧失，而大大增加了前效应成本，人为的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对这样的滞后决策行为负必要的责任。
还表明，由于最佳决策时机的丧失，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大，解决问题的方案也随形势的恶化而有所变化，本来很有效的决策方案就会丧失应有的效力，决策后所付出的后效应成本明显增加。对有些问题，丧失最佳决策时机意味着，这一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如图中所示的问题解决方案4，丧失最佳决策时机后，既使最佳决策方案也难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政府机关抓住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机会是至关重要的，丧失时机就意味将为此付出成倍的决策成本。
对政府管理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时机，决策方案能够在最佳的时机内解决问题，就不会产生大的后效应成本，如图中的方案A和方案B。决策如果没有在最佳时机解决问题，就会使问题扩大化，会在经济上造成重大的损失，或者在政治上、舆论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产生较大的后效应成本，如图中的方案C。如果决策缺乏科学的论证，根本上就无法解决问题，其后效应成本将趋于无穷，这样的决策不仅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威信，并且可能导致问题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如方案D。因此，每当政府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做出不切合实际，或者不顾民意的决策时，一个国家将会陷入一种灾难性的境地，这样的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决策史都不乏例证。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决策时机对决策成本的效应成本部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把握决策时机是降低决策成本的重要途径；科学合理的决策对决策的直接成本及效应成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最佳机遇期内做出决策；政府决策成本中直接成本和效应成本是可以相互抵消的，而并不单纯的递加关系，在有些情况下，对决策直接成本的投入，根本上是为了降低未来决策的效应成本。这一现象在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决策方面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证。如，国家对一片湿地采取应急保护，这一决策的直接成本很高，甚至还会损害部分人员的切身利益。但如果不对其进行保护，就可能导致当地的气候恶化，后果更加严重，其效应成本是将来的任何决策和投入都无法弥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采取果断的决策是必须的。
因此，从降低效应成本的角度看，这一决策的总的决策成本并不高。
二、政府决策资源与政府决策的机会成本控制
政府决策资源并不是使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行政开支是以国家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的，而用于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资金是有限度的。二是政府不可能在其执政期内对任何问题都有精力和能力做出决策，对问题的解决是一渐进的过程。这就是说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解决问题的数量是有限的，而这种解决问题数量的有限性也说明了政府决策资源的有限性。
政府决策资源的这种有限性使得政府在做出决策时必须谨慎从事，应该能够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处理好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对某一领域和某一方向做出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如果这一决策资源投入到另外一个领域是不是对社会的发展会有更大的益处。也就是说，政府决策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机会成本问题。
机会成本是指从事某一种业务而损失别的业务的代价。机会成本不是指实际的货币开支，而是指本来可以得到，但实际没有得到的损失。机会成本也可以说是由于经营了某项业务而放弃了除此项业务之外的最好（从收益角度看）的业务的损失。政府决策与商业决策尽管存在诸多的不同，但是政府部门在从事决策过程中应该懂得机会成本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把有限的决策资源用到刀刃上。在决策阶段，政府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过程中，可能有诸多的方向可以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更好地选择，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面对如何更好的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政府面临3种解决方案的选择。其一，选择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以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其二，选择在某一大江上修建水坝，以缓解国家电力紧缺的情况，此举可能使国家每年获得100亿元的收益；其三，加快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如果政府当前只能对其中一种方案做出决策。如何选择呢？下面我们对3种方案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
如果选择方案一，其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其未来的收益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保证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但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环境的保护，是否能够让公众对这一决策达到相对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依靠保护区资源生存的人而言，如何保障其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能够解决，选择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证明，在过去几十年里，甚至当前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在选择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仍然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难道他们不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是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生存的需要。在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国家，谈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政府决策而言并不简单，我们今天可以讲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来换取眼前利益，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众也都不会容许一个让国家贫穷落后的政府的存在。在发展的长远性和政府执政的短期性的矛盾中，很难保证一个政府不考虑其在有限的执政期内对其政绩的直接表达，至于10年、2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事，考虑较少或者不去考虑也是难以避免的，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几十年来决策过程，没有哪一个政府在决策问题上没有留下决策的“遗憾”，透过这些“遗憾”的表面现象，我们都可以找到政府急功近利的影子。因为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决策效应成本及相应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有些灾难性的后果是难以弥补的。既然如此，是不是一个后发国家或落后国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无所作为呢，一个政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对一问题做出及时的决策呢？第一，政府必须善于从别国对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吸取教训，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明确本国环境问题上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第二，政府必需对本国的自然环境状况有所了解，特别关注是否已经或者即将出现灾难性的环境后果。第三，当前国家经济在多大程度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第四，国家每年能够拿出多少资金用于环境的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受到巨大的破坏，其灾滩性的后果是及时呈现的，那么这个政府无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都应该及时决策，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在环境的保护问题上要不惜一切代价，因为环境灾难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对此别无选择；如果一个国家自然环境状态良好，国家经济发展并不是从根本上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态势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第一决策选择可以不是环境保护问题；对于一个国家自然环境优美，而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以从发展环保型产业的角度，充分利用好现有的环境资源，开展旅游等相关产业，避免走无限制地开发自然环境资源求发展的“老路”，因此，这样的国家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也非常及时而又必要的。
关于修筑大坝，其效益是非常明显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家会在大坝的建设中受益。但是，这一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第一，大坝对环境的破坏究竟有多大，这些破坏能否弥补。
第二，因大坝移民而带来的社会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第三，从军事上说，如果战争爆发，大坝的安全性能否得到保证，如果大坝一旦在战争中遭到破坏，附近居民的安全有无保证。第四，技术上是否可行。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考虑过修筑三峡大坝的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和技术上面临很多困难而推迟。上述问题如果能够较好的解决，修建大坝的决策就有了基本的依据。正是经过反复调查、咨询、论证和比较，中国政府才决定修建三峡大坝，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