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政府有无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要看它对决策资源的利用情况。无论从经济承受能力看，还是从精力、时间方面看，任何一个政府的决策资源都是有限的，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因此，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政府应能够有意识地去控制决策成本，把有限的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能够切实站在历史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及时解决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当前，我们党和政府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建立节约型政府，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重大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的决策成本，立足现实和长远，及时解决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
（第一节政府决策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决策成本并不是经济学上的成本概念在政府决策领域的简单运用，而有其自身特点。政府决策是政府的必须行为，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策是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政府不作为或者政府做出错误的决策，将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损失。正确把握政府决策成本的真正内涵和要义至关重要。
一、政府决策成本的构成
政府决策成本是指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所开展决策活动的全部支出的总和。它包括决策的执行费用，也包括因决策滞后或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全部损失。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决策成本至少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由于政府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二是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三是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和执行决策时的支出，这里包含的意义是政府在决策时必须选择一条最佳的决策路线，来达到解决问题、节约成本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决策。我们可以把第一和第二部分分别称之为政府决策的“前效应成本”和“后效应成本”，第三部分称之为“直接成本”。所以，对政府决策成本的研究必须放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去考察。政府决策行为反映的是公共意志，而不以单纯的利润为决策前提，政府决策成本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仅是经济学上量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持续的方向性问题。其意义在于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有成本观念，必须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定决策，切实履行好政府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成本的核算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多层面把握政府决策成本
在经济学上，成本一般是可以用货币或相应的实物数量较准确的表达出来。而决策成本不仅反映了实际支出，也反映了社会潜在损益价值的支出，如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对某一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看法等。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曾经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伐林造田，这些忽视自然规律的做法，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公众中形成了忽视生态环境、盲目自大的“人定胜天”的错误理念。而这一问题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的警示。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对过去50年间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后指出，人类活动已经破坏了地球60%的草地、森林、农耕地、河流和湖泊。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有利于环境的政策，地球的生态系统维持未来人类生活就不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根据中国科学院牛文元教授领衔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的研究，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决策正确，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决策正确，人均GDP将会是目前的167.9%。
作为经济行为，政府决策成本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其成本是伴随着决策行为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做某种决策，那么就不必要为此付出成本，但政府决策成本的付出却往往不以决策者意志或决策活动是否开始为转移。当今世界，因为政府不作为或作为不力而造成的损失比比皆是。诸如因为对某一江河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迟迟不能出台而造成河流污染，对于某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不够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对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而造成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等等。因此，作为决策者，政府必须对本国存在的事关全局的各类社会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科学的认识，合理的安排各项决策活动，因为决策不力而导致的损失必将大幅度的抬升决策成本，也必将影响政府在公民的影响力和信任度。
同个体行为相比，政府决策提供的是一种社会普遍性服务。企业成本的投入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决策成本的投入却是为了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合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氛围，也就是说政府决策成本的回报是以大多数人和全社会的利益受到合法保护为前提。反之，如果政府决策成本的投入只能为少数人谋利益，其决策将得不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决策的实施也必将陷入困境。
同企业决策成本比较，政府决策成本的投入具有单方向性。企业的投资要求的是利润上的回报，而利润上的回报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投资，从而形成投入和回报的良性循环。政府决策成本的投入是单方向性的，也就是说政府决策的投入方向未必是其回报的方向，或者说受益者根本不是政府本身，政府的收益是建立在公民受益基础上的。政府只是受公众和“纳税人所托”，将纳税所得更好地投入到有益于公众和纳税人生活和生存的方向上，一个过多追求政府自身利益的决策，一定是违背纳税人意志，哪怕是再低的成本也是违背政府决策的基本精神的。
三、影响政府决策成本的因素剖析
影响政府决策成本的因素有许多，但从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政府的组织框架、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程度以及领导者的好恶，决策做出的时机乃至国家的自然与人口状况对政府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政府管理制度是影响政府决策成本的基本因素
不同的政府组织架构对政府的决策理念、决策效率和决策程序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将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成本的大小。在集权制国家，政府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里，他们对政府的决策有着绝对的权力，某项决策出台的程序异常简单，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决策过程，因此，决策的直接成本可能很低，甚至几乎不用什么成本。如果其决策过程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没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若政府决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不符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就可能导致很大的后效应成本，国家也将因为这些不够科学和负责的决策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民主国家，政府决策程序可能非常复杂，部门之间相互制衡，一项决策的出台需要经过非常“漫长”的过程，部门之间也会因为对问题认识的不一致而“争论不休”。但是在这种“漫长的争论”过程中，可以提高政府和公民对这一决策的认识，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这样决策的直接成本可能会很高，可是其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那么决策的后效应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同时，不同国家的政府，其组织框架和运转的机制不同，对决策成本也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总统制的国家里，其决策效率会高，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总统能够及时做出相关决策，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降低直接决策成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集权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缺乏有效的论证而导致决策失败的例子，从而大大增加了决策的后效应成本。在议会制国家里，总统行使权力时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政府的一些决策可能因为程序的繁琐而不能及时出台，政府的直接决策成本会相应的提高。但由于程序的制约，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政府会更加谨慎，论证也会更加充分，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了，会降低决策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政府决策成本。当然，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很难得出应然的结论，只能得出概率性的判断。
（二）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影响政府的长期决策成本
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权力就会受到更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就会迫使当政者对每一项决策必须考虑到更多数人的利益，会自觉地提高其成本意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从而有效地降低决策成本。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公民对合理的政府决策具有高度的“配合和服从”意识，会提高决策执行的效率，降低决策执行的成本。反之，如果公民对政府的决策缺乏共识，也会自觉地形成一种对抗政府决策执行的力量，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决策执行的成本。
同时，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也决定了公民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程度，一个国家公民参与程度越高，对决策的影响就越大，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必须最大程度地听取民众意见，而民众意见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政府决策过程的延长，决策效率会降低，会大大的提高决策的直接成本。
但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也将大大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会大大降低因为决策失误而可能付的不必要的代价。
（三）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协调程度是影响政府决策成本的重要因素
政府的决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利益调整和分配的过程。
政府的权威直接影响到其在社会利益分割和调整过程中的影响力。
任何的决策都不可能是绝对公平的，也不可能是绝对有把握的，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才能够在利益调整过程中和涉及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政策方面及时做出决策，并且能够对决策负起责任。一个没有权威的政府在决策过程就可能瞻前顾后，摇摆不定，就会增加决策的成本。
因此，当代政府管理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法则是政府必须能够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在管理社会的实践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这也是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重要一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平衡相关利益集团的关系，否则政府的决策就难执行下去，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每个国家的利益集团的数量、性质和特点都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相对平衡，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具有对政府的决策绝对左右的能力，那么，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就面临相对小的压力，尽管一些决策会损害到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中有一个或几个的力量是绝对强大的，那么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就会受到干扰，一些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决策的出台就会受到巨大的阻力，决策成本会明显地增加。同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倾向某一利益集团，久而久之，会影响政府的在公民中的威信，也会导致一些不恰当的决策出台。
（四）最高当权者个人的好恶是影响政府决策成本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当今政府管理理论中，既强调决策的民主与科学，同样也强调政府的权威，更强调政府首脑的个人魅力。政府最高当权者的年龄、性别、民族、性格、教育背景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方向和决策成本。如一个学经济出身的政府首脑，其对经济方向的决策就可能比对其他方面的决策更感兴趣，会及时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其他军事、政治方面的决策可能就不太敏感。一个军人出身的政府首脑，就可能很轻松的驾驭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和应对国际军事斗争局势，而其对经济建设方面的决策可能要显得吃力。有关专家在研究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决策问题时发现，总统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对其进行决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总统在形成自己的意见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职业官僚的建议取决于很多条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总统本人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在肯定政府最高当权者的专业知识会提高政府就某一领域的决策效率的同时，我们也不免发现，正是由于最高领导者的这种专业知识，有时也会增加最高当政者武断的决策可能。因为其专业知识毕竟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最高当政者，哪怕其是在相关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也很难保证仅依靠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判断就可以做出科学的政府决策。如果因为最高当政者的这种盲目自信制定出不切合实际的政府决策，其决策的后效应成本就会提高，也会在公众中形成专制政府的形象。通过对一些先发国家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发现，也正是因为最高当政者对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不足，才聘请诸多的官僚和专家对决策进行充分的论证，目的就是增强决策的针对性，最大程度地降低决策成本。
（五）决策时机影响着政府决策的机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