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政府成本必将滋生更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矛盾。社会政治不稳定，往往发生在公众对政府不满之时，例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大面积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无法解决，而这些问题恰恰同政府成本一绩效指标体系紧密相连。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府运行逐渐趋向透明化，政治稳定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随之逐渐清晰。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助于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而政府低成本的运作和经济高速发展则有助于社会政治稳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最根本因素是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并且保证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第三节降低中国政府成本，提升国家竞争力）
政府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这种发展能否持续下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对变革的影响、推动和调节方面的潜力是无可比拟的。当这种能力得到良好发挥，该国经济便蒸蒸日上。若情况相反，则发展便会止步不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力的良好发挥，即要取得高的政府绩效。而要取得高的政府绩效的关键又在于政府成本控制，即国家的竞争力系于政府成本的控制水平。因此，必须努力降低中国政府成本，以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一、中国政府成本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政府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必须正视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政府管理方式转轨，制度性成本过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政府过去对资源的占有、使用、调控、分配的手段都将改变，从而会提升政府的成本；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要求政府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去核算，使得过去依靠体制特征隐去的成本显性化。同时，政府在经济重构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还要承担起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既要把过去没有确认的成本显性化，又要将新增成本显性化，政府成本从账面上一定会增加。
（二）决策体制不科学，影响政府管理效率
由于决策程序不规范，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风险，加大了政府决策的隐性成本。决策的制度化是决策程序化的保证，决策的程序化对决策的结果有着重要的意义。一项对香港的土地使用管理审批程序的调查表明：按照程序对申报、初审、考察、复核、形成报告，到提交由不同界别专家和管理精英组成的董事局投票表决，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执行规定，上一环节未完成就不能进入下一环节，程序重于实体，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公正。但是由于中国缺乏契约法治传统，不重视决策程序，往往导致决策的失误。政府管理效率低下是很多政府存在的主要弊端，因而也直接造成了政府的运行成本和决策成本居高不下。邓小平同志力主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三）政府预算缺乏硬约束，运行成本过高
中国的预算缺乏约束力，支出的随意性很大。由于《预算法》的规定太笼统，没有配套的实施办法，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可操作性。同时，一些地方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包括财政、财务人员预算观念淡薄，有的地方随意调整预算、追加支出，使预算不能正常执行。预算编制不科学，且监督不力。中国各地在编制部门支出预算时，基本上是采取“基数法”加“因素法”的编制方法。预算编制缺乏必要的量化分析和科学论证，历史上不合理的财政供给范围和支出结构难以调整，支出预算从下达预算控制数开始到拨款的全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同时，预算的支出监督不力，支出监督滞后，缺乏内在的制约机制。社会中介监督体系独立性差，行政干预使其发挥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府的运行成本是很高的，其中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造成政府运行成本高主要是人为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文山会海”、政府采购、行政审批的内容多而滥，程序繁而杂，这些不仅使政府运行成本增加，也使社会成本上升。
（四）部门权力利益化，增加了信用成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已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增加，社会的信用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即信用要求由模糊到清晰，信用约束机制由弱到强、由软到硬，信用关系作用范围由小到大、由狭窄到宽泛，信用价值取向由从义到从利。新的变化要求政府信用也应由人伦信用过渡到契约信用。
然而，由于对过去信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当前市场发育的不成熟，政府信用往往过分强调信用的道德性，而忽视信用的物质基础；在信用建设上过分强调德治而忽视法治；在日常信用关系中，过分强调情而忽视理，等等，从而使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观念和信用秩序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建立在传统信用观念上的政府信用行为必然具有过分的人伦性，没有制度的刚性约束。一旦政府行为失效或失败，难有进一步的惩罚，由此而导致的百姓损失也很少有后续制度赔偿的保障。政府失灵行为使日后政府行为很难取得公众信任，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和威信就会大大下降。
一、控制政府成本、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对策
提升国家与政府的综合竞争力就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行、成本较低的新型政府，必须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大力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政府的效率，从而提高政府的竞争力。
（一）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制度性成本
从历史的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均可以看出，政府和国家机关的制度设计与改革、创新同样重要，离开了制度设计，改革和创新都没有保障。因此，不但要深刻认识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而且要研究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来保证改革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改革，最根本的就是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我们的创新，最根本的也是制度创新。理论、科技、政策等的创新，都需要制度创新作为前提和保证，这一切都离不开制度设计。改革、创新和制度设计及其成本，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决策机关和部门关注的新课题。在政府决策领域，把改革、创新与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表明我们的改革正在从政策层面纵深到制度层面，从浅层次的政策调整发展到深层次的制度安排，从政策创新走向制度创新，这在加入WTO以后中国需要在体制上更大程度地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就显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
为此，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定位不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公共行政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环境因素的变化，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在公共行政体制下，首先要建立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职能有限，其管理范围限制在公共事务领域。政府不再对社会事物全面干预，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把政府职能范围内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对于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政府通常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或企业管理。其次要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服务者；公民则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顾客或“客户”。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将迫使政府像企业家一样增强成本意识，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通过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为公众服务，既能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也能提供公众所需要、所满意的物品，从而减少因政府不了解公众需求而过量提供公共服务所带来的超量政府成本以及公共服务缺失所造成的损失。在重新定位政府角色的基础上，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那样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同时，合理调整政府各项管理职能间的关系，降低政府运行成本。通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弱化微观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弱化管制等，来调整政府各项管理职能之间的合理关系。另一方面，合理调整各政府部门间的关系，降低政府的协调成本。通过理顺政府部门的职能关系，防止某一政府机关所管理的事情被另一政府机关所管理，以免造成职能“错位”、相互扯皮。
（二）再造流程，降低政府决策成本
政府流程再造的核心思想是：反思传统政府业务流程的弊端，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摈弃以任务分工与计划控制为中心的工作流程设计观念，树立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的流程设计理念；通过权力的分散和下移，让员工组织成一个强调合作的工作团体，对突发事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及一定程度上对组织日常事务的决策权，改变过去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打破政府内部传统的职责分工与层级界限，实现计划化、串行化、部门分散化、文件式工作方式向动态化、并行化、部门集成化、电子化工作方式转变。
第一，行政审批流程再造。行政审批流程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工作流程，是政府以社会需求为起点，在行政组织内部设计的收件、决策、监督控制等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个审批过程。随着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逐步暴露出许多问题。尽可能有效整合审批环节，以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审批的运行成本及社会成本。一是通过推行政府超市，在空间上将审批活动集中在一起进行，以减少审批文件传递所耗费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二是在时间上将连贯、平行式的流程改为同步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简称CE），提高审批质量，减少审批的时间成本。三是改变活动间的先后顺序来产生一个高效的流程，从而达到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降低审批的运行成本和时间成本。另外，还要推行审批流程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降低政府成本。在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中，必须运用计算机、网络、通讯等信息技术全面公开审批的内容、条件、方式和程序，建立政府审批部门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资源信息共享机制，从而促使政府在审批过程中有效地降低政府成本。
第二，构建“政府超市”，提供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超市是超级市场的简称，一般是指将货物摆放在开放的柜台上，由消费者自由选购。而“政府超市”是指政府部门把与市民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服务职能集中在一起，设立统一的对外办事机构，以推行公共行政服务社会化，方便公众和服务公众。“政府超市”是办理各种公共事务最为便捷、公开的公共服务场所。在“政府超市”中，政府通常把原先市民或企业需要分头、分部门办理的相关审批或证明的环节集中在一起，采取导办、代办、一条龙服务、一站式收费、窗口式办理等形式，让来办事的市民或企业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把事情办好。由于“政府超市”把一些行政服务职能集中在一起办公，这样既能方便公众办事，节省公众的时间和金钱，也有助于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减少部门间的推诿、扯皮现象，降低政府的协调成本。同时，由于采取窗口式办理、一站式收费、公开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等形式，“政府超市”能极大地增强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减少腐败现象，降低政府的腐败成本。
（三）引入市场机制，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公共服务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克服政府垄断导致的制度缺陷，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降低政府的成本。公共服务由公共部门垄断生产，普遍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服务价格居高不下的现象，令广大消费者不满。一方面，垄断部门或行业作为市场上的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控制着公共服务的供给市场，据此它不仅可以维持低效率运转，而且还可以通过垄断价格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这种超额垄断利润不需要垄断部门的生产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或从事更多的生产就可以获得，是不劳而获的“垄断租金”。另一方面，寻租行为猖獗，腐败现象滋生，效率损失严重，也会导致政府非生产性成本的上升。一些公共服务生产部门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与垄断利润，必然会向政府部门寻求管制，以阻止潜在的竞争者的进入。而“政府经济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千方百计的扩张其“权力垄断”，如扩大审批范围，有意识地繁琐审批手续、模糊审批程序时限、降低政府管制的透明度等，以此设置租金，催生腐败交易，获取不当利益。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后，公共垄断的制度缺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
市场竞争将促使公私部门的服务提供者改善管理，节约资源，推陈出新，注重投入的成本效益分析，以提高效率，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萨瓦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要高35%～95%。在大多数情况下，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比公营机构费用低。但如果阻止公营和私营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在相仿的规模上，那么，它们的成本和质量大致相同。
（四）推进诚信建设，降低公信力成本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中枢，只有政府做到诚信行政，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建设公信政府才能成为可能。政府的各级干部应在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认识自身的言行对于社会信用、政府信用和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做到谨言慎行，言出即行，言而有信。要克服短期行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严格守法、守德，维护政府信用，维护政府形象，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在信用建设方面的组织、宣传和带动作用，努力实现建设公信政府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