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丁玲出湖南到上海寻找真理，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有两位老师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两位老师竟然都堪称中共元老中的大佬。其中一位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五个党员之一，另外一人则是中共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更令人惊异的是，在20年代，这两位党内大佬出于不同原因，竟然先后主动脱党，但他们脱党不脱信仰，继续跟随共产党，最终成就斐然。老师光辉而奇特的一生，为学生丁玲指点了一条神秘而又可行的道路，不过显然，丁玲对此并不感兴趣。
李达
1922年，丁玲和好友王剑虹一起到了上海后，认识了正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的王会悟，在王会悟的建议下，丁玲和王剑虹入读了陈独秀与李达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自此，丁玲就与李达结下了不解之缘。李达在平民女校任校长，他也亲自授课，教的是代数，然而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思想上而非学业上。
按照丁玲的回忆，在平民女校她真正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更多时间是到马路上募捐，到纱厂演讲支持罢工。不过那时的丁玲虽然思想进步，但还不是坚定的革命者，她觉得这种东奔西跑的生活并不能真正地学到东西，于是便和王剑虹到南京去了。但无论如何，在这所学校丁玲她们还是接触到了新文化、新知识，了解到了社会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在将来她们“觉醒”的时候，平民女校的生活就具备了启蒙的意义。平民女校只存活了一年，但这所短命的学校竟然培养了好几个“第一夫人”，如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瞿秋白的夫人王剑虹，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李达曾在“一大”前任中共代理书记），堪称女校中的黄埔。
1920年8月，李达和陈独秀、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第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为会议的筹备者和组织者，李达在“建党伟业”中居功至伟。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随着中共“二大”的召开，李达在会上当众与陈独秀以及张国焘闹翻，愤而脱党。李达不满陈独秀在党内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他甚至当面骂陈独秀：“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是先把人杀了再跟人家认错。”1923年秋，李达正式宣布退党。但李达脱党不脱志，后来到大学当起了专职教授，在课堂上他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被进步师生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作为学者，李达倾一生精力于马列主义的研究，完成21部专著、31部译著，总计200多万字，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其中他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竟然读了十遍，学问家的李达终于超越了政治家的李达。
李达把自己脱党的26年称为“守寡”的日子，而在平民女校与老师一别之后，丁玲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也在守寡。1928年以后，丁玲再次来到上海，与李达一家过往甚密，胡也频牺牲后，她曾经避难于老师家里。李达夫妇在生活上对丁玲颇为照顾。由于对陈独秀等人“家长制”以及党内其他一些不良作风的不满，李达深深认识到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其对一个作家的天性束缚，因此，李达屡屡奉劝丁玲专注于文学创作，不要过多参与政治。但此时锐意进取的丁玲夫妇对李达的话无动于衷，丁玲被捕后曾感慨万千地说：“我们没有听他的，结果一个牺牲了，一个又陷入牢笼。”
尽管没能接受老师的劝告，但丁玲对李达始终敬重如一，自称为“一个忠实的学生”。有一件事很能反映老师在她心里的地位，那就是丁玲被捕后期居住于南京苜蓿园时，此时的丁玲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她向中统头子徐恩曾请求去北京看望老师，徐批准了，丁玲对此激动万分，她甚至把启程的这一天认为是自己新生的日子。
在这一次丁玲和李达短暂的相聚中，李达再一次诚恳的告诫丁玲：“以后你千万不要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很有才华的。”而后，李达还兴致勃勃地拿出宣纸为丁玲写了一幅中堂，勉励丁玲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这些天的相聚中，李达在丁玲面前总是“莫谈国是”，整天吃喝玩乐，而背地里丁玲却发现李达自己和共产党员交往的痕迹，但李达从来不让丁玲去见他们。丁玲知道李达是想在她面前刻意疏远政治，她用“装”来形容老师的举动。
如此李达让丁玲感到陌生，在李达那里她没有实现与党联系上的愿望，带着几分遗憾离开了北京。但我相信，许多年后，她一定会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施存统
施存统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老师。丁玲在上大的同学，后来成为新感觉派大师的施蛰存曾经回忆道：
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学，崇拜的是施存统。施存统是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丁玲的“傲气”》）
事实上，早在就读上海大学之前，丁玲对施存统就已经非常崇拜了。在长沙周南女校就读时，丁玲班上的教员陈启明是一个进步人士，他经常把《新青年》《新潮》上面的一些文章介绍给学生看。丁玲说这个时候的自己喜欢一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正是如此，当她邂逅了施存统的文章《非孝》之后，便深深被其吸引，终日吟咏。而《非孝》里面所透析出来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最终也赋予了丁玲巨大的力量，使她敢于挑战专横跋扈的三舅，并最终从封建大家庭出走。可以说，还没有见到施存统之前，丁玲就已深受其影响。在上大得以聆听其本人的教诲，更被丁玲视为三生有幸。而由于施存统和丁玲、瞿秋白在上大时同住一条弄堂，两人来往就更加频繁了。
丁玲这时也许还不太清楚，施存统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五个党员之一，其党内资格比瞿秋白和毛主席还要老。在上大执教时，施存统搞了场师生恋，赢得了女学生钟复光的芳心，为了和老婆成双成对，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复亮，“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便是他们的儿子。而更厉害的是，此公身为共产党的元老，却中途公然向天下宣告退党，而其退党之后共产党竟对其礼遇有加，在“文革”中亦得善终，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妙呢？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变脸向共产党举起屠刀，国共合作彻底破产，大革命随之夭折。施复亮觉得革命前途无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写下《悲痛的自白》，发表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由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施复亮还是国民党党员，施复亮在《悲痛的自白》中只退共产党不退国民党。
如果对比崔秋白一篇发牢骚的文章就被定义为“叛徒”的，施复亮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十恶不赦的。但这恰恰是人家施复亮的高明之处，脱党之后，他以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积极参与进步活动，以演讲、撰文而成为名声大噪的民主人士，重新赢得了共产党的尊敬。建国后，施复亮还当选为国家劳动部副部长。
置身于党内权力争斗之外，使得施复亮避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也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投入自己的兴趣和所长之中。此后，施复亮埋头书斋，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等二十余种译著，这些书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施复亮成就斐然，终成大家。
湖南人的傲劲
在上面我们提到了丁玲的两位老师，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而且都有中途退党闭门著书的经历，基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经历，我把他们放在了一起。事实上，中共元老级人物中脱党的绝不止这二位，但他们的特立独行之处在于脱党不脱志，因此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尊敬，而他们远离政治后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理论著作，成就蔚为大观。这对丁玲来说，简直是一个很好的比照。
我常常在想，如果丁玲能够接受李达的建议一心写作，或者选择一条类似于施复亮的道路，其结果会不会更理想？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回忆说：“50年代我看过丁玲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如果丁玲当时真的达成所愿，她的历史会不会就此改写？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它的不容更改、无法倒退。
顺便说一下，解放前夕，“守寡”的李达跟党“复婚”了。1948年底，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李达重新入党之后，继续在学术界工作，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
“文革”前夕，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从而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1966年6月3日李达又在武汉大学和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遭受了残酷地批斗。
这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被执拗的李达婉拒。但很快长期遭受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上面却不同意其接受治疗。形销骨立的李达无奈之下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叫“毛主席”。
毛泽东看到信时已经迟了，此时的李达病入膏肓，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在当年中共“一大”时，李达给张国焘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但是在残酷的政治迫害前，他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
“湖南人的傲劲”还是敌不过政治的狂劲，这样的悲剧场景，丁玲应该心有戚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