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才女的绝代风华
在被日本人封锁的年岁里，旧上海的文人们，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在抗日分子和附逆者之间谋求自保。
特殊的环境可以造就特殊的人。大放异彩的张爱玲，正是在这一时期，为文坛奉上了为数众多的佳篇。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明星，张爱玲得到大家的强烈重视和举足轻重的名望。
用文学艺术的笔墨粉饰太平，正是汪伪政府求之不得的。沦陷的阴森色彩，偌大的十里洋场，便成为张爱玲光怪陆离的文学舞台。
毋庸讳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也曾打破她内心的宁静。在上海抗战血雨腥风般的三个月中，张爱玲曾经从苏州河畔的父亲家，以激战正酣中的太过浓烈的枪声为由，到母亲的寓所藏匿了两个星期，惹得父亲勃然大怒。
父亲的经济情况远较母亲为好，可是他并不甘愿供女儿上学。1937年的日军大举攻占上海，更是使包括张廷重在内的上海民众的窘迫景况雪上加霜。父亲辞去了工作，便把张爱玲作为自己发泄怨气的对象。由于家庭矛盾纠葛，继母冲上楼去尖叫着向父亲告状，说张爱玲打了自己。继母是张廷重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的靠山，此时他已冲昏头脑，便对女儿拳脚相加。
恐怖一如暗夜一般弥漫，染透了没有鱼的鱼缸，还有那被细致描出的橙红色的鱼藻。世界仿佛静止一般，人声、嘈杂声、打骂声，似乎都渐次飘远了。钥匙在父亲手中，想跑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被锁在空屋子里孤苦无依的张爱玲，也只能望着天空中唯一相伴的月亮，任凭一些细小的声音从耳朵里钻进来。
上海这座城市，给她留下了心底的血痕，屈辱的印记，还有空皮囊包裹下的一段惨淡的人生经历。
在何干帮助下逃离父亲，投奔母亲的张爱玲，先是考取了伦敦大学却因战事不得入学，只能转入香港大学修习中文。奈何香港也是一片被战争阴云笼罩的不毛之地。饿殍遍地的景象，使因家庭体验而游离出视线的苍凉感此刻更加放大和凝重，社会的大背景无疑也在浓墨重彩地渲染着同一的色调，同一的主题。
姑妈在静安寺路的公寓，俨然一寸离散之中难得觅见的宁静处所。可喜的是，几年的奔波辗转，战事频仍的脆弱时代，并没有阻住张爱玲求学的热情，从香港大学到圣约翰大学，在求学的年龄，她一直未中断受教育的时日。只可惜，母亲的消息已无从知晓，经济来源的断绝同柔弱的身体一道，促成了最终辍学的结果。身世的缥缈不定，伴着乱世流离失所的痛楚，增加着她内心感受到的惘惘的威胁和深重的苍凉意味。
迫于艰危的生计，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拾起手中稚嫩的笔，开始了卖文为生的写作生涯。从1943年到1944年，短短两年时间，不经意地在许多人的指尖悄然溜走，可是对张爱玲而言，不吝是生命的一座里程碑。在灿若星辰的古今文学作品中，毕竟还是会有一席之地留给她的作品，即使对政治的不敏感和对时代主旋律的回避，遭人诟病般地曾被批驳、被否定，然而文学本身对人性虚怀若谷的探求，却是永世不会磨灭的人性印记。
流淌着贵族气息的文字，充溢着人们的留恋怅惘的泪水，迷蒙着看不到希望的恐怖的晨昏，令人们满心痴醉于对旧日繁华的追忆中，任凭唯美的苍茫和细碎的精致打破一成不变的沉寂，喧腾的霓虹灯闪烁下的舞场和咖啡厅，此时游弋在如影随形的文字里，呼吸着浑然的韵味，寄托着人生与情感的虚幻。许多人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了慰藉和共鸣。于是，她也为这些人所渐渐熟悉和喜爱了。
曲曲折折的华丽演绎着动人心魄的别致，来源于她本能驱使下的对当时上海两大文学阵营的疏离。犹如一株鲜嫩的含羞草生长在新旧社会体系的夹缝之中，人们面对金钱和战争时的无奈和脆弱的情结，无限逼真而又近切得被她发诸笔端。芸芸众生都会在心底里沉淀出一幅新旧交融的庞杂画面，只是这画面被张爱玲用善感的文学颖悟，立体多维地诠释出来。
欧风东渐的没落，一如夜的影子般吞噬着人性的完美，文过饰非的写作根底，毕竟不是她所要追寻的真相。她细致缜密地一味醉心于生活中的片段琐碎的小插曲。譬如电车上遇到的女人们，有仿佛中葡混血的肿眼泡女人，还有梳着乌溜溜发髻的中年老板娘，无一不操着自己的声调和方言，谈论来谈论去，总离不开男人。于是张爱玲感慨道，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直至永远。可是她的男人，她又同谁去讲，又同谁倾诉？
入微地对生活的窥探，宛如薄纱后面的隐约的影子，将自己已然完成的作品，揉成一团，或撕毁了，内心涌起一阵悲凉和无奈的张爱玲，终究对自己的作品不甚满意。她一面慨叹着纸的发明对推动人们下笔千言的写作风格的作用，一面惋惜着人们没想到或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也算一种遗憾或一大损失。
在繁华湮没的背后，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着只在戏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尽管写作对她而言，是为自己制造愁烦，那旧式的朱漆皮箱，还是深刻地记录着她对文字的喜爱，宁愿困锁在“文字狱”里，只为那归根究底之后领悟到的文字的韵味。
每每写顺畅之时，感觉可以接着写下去，却发现故事已经结束，所以慨叹麻烦的终结，也是人生的终结。《紫罗兰》杂志对于张爱玲作品的首次刊载，真的是对这个起初被人们简单归类为“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才女的重要发掘。
当她经人介绍，用颤抖的手，把自己的处女作拿给老作家周瘦鹃品评时，周瘦鹃不由得拍案叫绝。于是有了《紫罗兰》创刊号上的发表。
那霉绿斑斓的铜香炉里杳杳升起的第一炷香就这样燃起了瘦弱的火光。并不褊僻却偏狭的小公寓里，墙上灯下，满是她笔耕不辍的身影。别致细腻的景物描写，在她的笔下熠熠生辉，颇具名家风范。
偶尔她也会回忆起在香港求学期间的亚热带秋景：带有长方形草坪的华贵住宅里的花园，如工笔画一般浓墨重彩的英国玫瑰组成的艳丽多姿的花床，鲜亮的虾子红的杜鹃花孤单地开放着，被秋风秋雨灼得摧枯拉朽般嫣红的野杜鹃，更是争奇斗艳地一路烧下山坡。
美丽的景致流连在张爱玲的记忆深处，令她洋洋洒洒喜不自禁地描绘着现实的图景。时而葛薇龙的面庞会像童话里的七个小矮人般从她的脑海里跳出来，为她做伴。
姑姑的步履会时不时在她耳边回响，而且姑姑的话语也似乎发出一股如她自己所说的“冲淡之气”。姑姑本不喜文人，可是对于侄女的从文，她似乎从未反对过。想是因为需要爱玲自谋生路，所以也无法干涉什么。既然无能为力，也只有顺应自然。
同姑姑生活在一起，徜徉在文学园地里的张爱玲，原本生活是中规中矩、清淡和谐的。偶尔姑姑会在睡前说上一句视睡如归之类的打诨玩笑话，而她则侧耳听着，想着姑姑有一次头发很脏，洗了一盆黑乎乎的水的时候，对她说头发好像在掉色的情景，不由一丝笑意浮现在嘴角。
显然日子谈不上十分富足，由于战时而带来的清苦，还会时不时搅扰一番。可是姑姑毕竟还有个年老唠叨的朋友，可以引得她一番感慨，而且姑姑是个干练精明的职业妇女，曾经专门负责打电报，所以言简意赅，利落之中显出一股职场女性的英气。
姑姑是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她的语录，也会构成张爱玲写作生活的一部分很有养分的素材。她会跟她争论“很好”与“狠好”之间的细微区别，也会无端端地怀念起自己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收到的姑姑用办公室里省下的拷贝纸的边角余料为自己写就的一封封书信。满纸的惊叹号隐匿了仿若春夏的晴天般无聊的情趣，为平实的语言增添了一点时髦色彩。
姑姑总保持着年轻时和妈妈黄逸梵一样的爱好，裁剪衣服。所以她会今天裁一条裤腿，明天缝一道裤线地经营自己的小园地，而且还会十分逼真地写在信里，随一些琐碎的唠叨一起寄给友人。
能有这样一位清朗幽默的姑姑相陪伴，爱玲的日子过得应该还算舒心。于是她的点点胭脂红的魅力，就一直点缀着那似真似幻的老式公寓，任凭风吹雨打，不曾改变。
浮世脱去奢华的外衣，却仍掩不住旧上海那弥漫在周遭的时刻压抑着人的神经的世故、圆滑、周到、细腻，然而不一定同时具备她的贵族般的骄矜、冷艳的才情。
犹如珍珠落玉盘般的追捧盛况，俨然将她奉上了文学的圣坛。机缘和才气共同为她锻造了一个“出名要趁早”的经典论断。
她亦不是不求腾达，但那昙花一现般的优雅别致，同十足的妖冶一道，令她如罂粟一般灿然开放，迸射出刹那的辉煌。前辈的提携固然重要，贵族的身份也着实难能可贵，但更重要的，是她惊世骇俗的对人性的探求。
然而她毕竟只是一个年轻而柔弱的女子。文字之内，她是女王是统帅，呼风唤雨，皆在一念之间。可是放下手中的笔，她所触及的，只不过是一些生活的琐屑。阴雨连绵的日子，她要用盆子淘水解救家中的“围城”之困，动辄下厨帮忙做菜，也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道风景。
此时的张爱玲，似乎真的需要一个坚实有力的臂膀，来抚慰她柔弱纤细的内心，解读她幽独的灵魂。
才情折煞胡兰成
南京城的初春像樱花一样绽放了。翠绿的草坪上悠然踏过一串悉悉率率的足迹。一个带着细框椭圆眼镜的中年男子，目若窄杏，唇如扁桃，国字脸上梳得板正柔顺的侧分头，小巧精致的一双耳朵，显出南国文人潇洒俊俏的英气，飞舞在晌午柔媚的日光之下。
他踱到一处藤椅上坐下，端起茶壶不经意地斟了一杯凉茶，送到嘴边，独自抿了一口，于是拾起旁边小圆桌上的一本杂志，瞟了一眼封面——是张爱玲的好朋友苏青最近送过来请他品评的杂志《天地》。
青芸此时踱着细碎的步子，一径走到他跟前，轻声对他说：“叔叔，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正等着你吃去呢。”
这位被青芸称作“叔叔”的中年男子，便是当时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而名唤青芸的女子，正是他的亲侄女，一位被后世称作虽凡人却犹胜凡人的女子。
胡兰成平日里对青芸的话是十分在意的，不过此刻他仿佛没有听见这话音，青芸只好又放大声音再次说了一遍。可是胡兰成依旧头也不抬地盯着《天地》杂志上张爱玲的文章《封锁》，似乎魂魄都已经被其中的内容勾了进去。他忽而做了一个手势，是将手一摆，然后急匆匆地对青芸说，你们先吃吧。
青芸不禁有一丝诧异，又想这位自幼喜欢摆弄文字的叔叔，如果因为一时的雅兴而流连于一篇文章的意境里，也不足为怪，便眨着一双大眼转身离开了，为的是不打扰叔父看文章。
胡兰成就这样仔仔细细，一遍又一遍地玩索着张爱玲的《封锁》，仿佛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周遭的一切景物。那平静之中带着几分灵动讥诮的文字，直指他的心弦，一时被拨弄得如蚊虫叮了掌心一般，令内心奇痒难忍。他不得不承认，这篇作品真正让自己头一次开了天眼。
打开胡兰成天眼的，居然是比他整整小14岁的一个窈窕淑女写就的大作。从这一刻起，也就注定了胡兰成终其一生都想与张爱玲在文学的天地里比个高下的念头。这念头随着岁月的积淀而日益加深，只不过给张爱玲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烦恼萦怀。
胡兰成，是一个靠一支笔只身闯荡天下的摇摆不定的文人，生于浙江绍兴，清朝才子频现的锦绣之地。
他贫寒出身，由母亲带大，吃过的苦头自不必说，仿佛老天爷一心要历练其肌骨和体肤，令其动心忍性以成大事一般。可惜他非但没有成就什么大业，后来还做了汪精卫的汉奸文棍。他的发妻玉凤离世之际，他四处借债以葬妻魂，怎奈竟不可得。后来他以文人的悲凉笔触，描摹他当时的窘迫、困顿和伤心欲绝的景况，直言一生之眼泪，幼年时给了生母，成年后则全部给了玉凤，再不肯流下一滴了。所谓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他为自己辩驳，说自此已回到如同天地之不仁的心境，好一番随意嫁接的辩白之词。
也许是早年生活经历的坎坷，令他有种心灰意冷的玩世之志在内心悄然萌芽。从此，他未曾以文济世，却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阴阳怪气的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因而受到汪精卫妻陈碧君的赏识和提携，旋即被破格提升为《中华日报》总主笔。
此刻，在这世外桃源般宁静的小花园里，面对绿草如茵的眼前景致，他已无心去回忆这往昔岁月的一幕一幕。尽管早年也在燕京大学做过旁听生，也曾师从海宁书法家周承德先生修习过书法，然而往事毕竟一如从前那般令人不堪回首，而今，权且当其没有发生过吧。
现在的他，已经是汪伪政府的文化要员，法制局长，还兼任《大楚报》主笔。既可以与自幼擅长并喜爱的文字朝夕相伴，又能做到仕途通达，精于实务，试问天下还会有更成功或更惬意的生活可以与之比肩么？
在此之前的胡兰成，大有春风得意之情状，可以在汪伪小政权的暂时的虚幻安逸庇护之下，过着还算悠闲惬意的舒心日子。可是近来他为“新政”大造声势的利用价值似乎已消耗殆尽，而他本又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于是发表了一些反汪和预言日本必败的文章，吃罪于汪精卫，竟被关押了一阵子。然而日本人终究强力干预了此事，因而他有幸得脱牢狱之灾，只是人身还不甚自由，只能携妻小和挚友在过年的时令逛逛庙会而已。
而今天，也许是他好久没有品尝到为什么事物而纠结激动的滋味了，他竟一迭声地在心中拍案叫好。文章贵在通达，直通天地之气，正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在这篇佳作中，仿佛觅到知音一般，胡兰成只在一瞬，便下意识地被张爱玲的文字所俘虏，成为她为数众多的粉丝中的一员，而且狂热程度比起任何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连忙请自己的画家朋友胡金人也来赏读，胡金人也是连连称好。
他是天生喜欢同女人打交道的。除了发妻玉凤，他十二岁便暗恋财主干爹家的庶母春姑娘，二十三岁时又和同学斯颂德年方十六岁的小妹妹斯雅珊眉目传情，互通灵犀。而陪伴他度过最艰难岁月的第二任妻子全慧文，虽为他生儿育女，也没能拴住他一颗如贾宝玉般怜香惜玉的心。自从来到上海，他便在一处小公寓中搞起了金屋藏娇的把戏，包养歌女应英娣。
此女体态丰腴，肤色白皙，鸭蛋脸型，自从搬进胡家与全慧文朝夕共处之日，就全然未将全慧文放在眼里。
后人写胡兰成，将他定义为“走到哪就吃哪儿的饭，在暮色里碰见谁，就和谁一起漫步剩下的道路的朝秦暮楚的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