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来到了如往日一样深邃得浸着雨滴的静安寺路。胡兰成头脑是够敏锐，爱玲总记不住自己家中的车牌号码，而胡兰成却可以将她的住址轻易地倒背如流。这原本不算什么，说明的只是他在女人身上的那份用心。然而对于爱玲这样一个全无生存本能的天才而言，这又是何等重要！爱玲需要一个懂世事的男人扶携着她，伴她一起上路，却终不可得。
胡兰成不禁哑然地站在荒凉的楼门口，惘惘地望着幽暗中闭锁着的沉重的门洞，仿佛爱玲有意将他拒之门外。他开始怀念起她那熟悉的面庞，而今怎么再也寻不到了呢？他静默之中面无表情地向邻居询问她的下落，似乎已然猜透结果。有位妇人告知他，她已经搬走。他变得霎时间更加恍然若失了，举步之中也是一副呆板凄清的神情。他开始留恋那一室的华贵，开始眷顾那裹挟着一层金黄色阳光的窗前，独自踱步的那个神秘女子。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也再不会告诉他自己的去处。不是人未动，心已远，而是心早已麻木滴血，人还留在原地何用呢？他失魂落魄地乘电梯而下，铁栅栏仿佛一个牢狱将其圈入当中，他才发现原来过往的一切，于他只不过是春梦一场，黄粱半世。他与这个女人在梦中的相遇，实难再续，不吝是对他无尽的嘲讽和讥诮罢了。
大梦已觉，胡兰成发现，自己今生与这个女子邂逅的机会，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他轻易地圆了自己一个梦，又轻易地亲手将这绮丽华美的梦境击碎，如今，又能怪得了谁？
他不得不暗自承认，这样的机缘，足够他等上三生三世，然后横渡时间之海，在三生石旁历经几个轮回的痛楚磨难方可修得。十年同船，百年才得以共枕，可这机遇，就这么被自己糊里糊涂地埋葬掉了。只有爱玲，才是这场爱情游戏中始终清醒着的唯一的那个人。
自是临水照花人
自与胡兰成分别后，爱玲被政治命运的纠缠搞得身心疲惫。她在后来的文集中，原本加入了《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一篇，不知是不是由于熟识了胡兰成这个外表道貌岸然却败絮其中的花花公子的嘴脸，才得以成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极不情愿受众将自己与“汉奸文人”的字眼画上等号。于是，在新书的序言中，她申明自己没有参加那个所谓的大东亚文学会，当时已拒绝了邀请，但不知为何报纸上并没有将她从受邀者名单中去掉。
她又急切地为自己辩白，如果是因为我个人私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认定我跟汉奸文人四个字沾边，那么我不想浪费时间陷入无谓的辩白和无休止的争议中。她认为除了父母之外，她对于旁人，没有任何义务告知自己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
她牵情胡兰成，千里迢迢赶去看望他，并且不向政府举报。因为这在她是不可想像的。她只不过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因为一个滥情的男人而陷入即将失恋的泥沼中，却从未想过这同爱国、政治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有人说，如果不是她给了胡兰成那30万元钱，日后胡的逃亡日本，是不可想像的。而且胡兰成一生的作为，更表明他是十足彻头彻尾的汉奸。且看他在日本与佘爱珍的相偕终老，佘爱珍原本是上海滩伪政府女特工，心狠手辣，许多女犯人都是经她一手审讯的。而胡兰成对佘爱珍，不仅牵肠挂肚，甚至她在日本因贩毒入狱，胡四处奔走求人，以图将其解救出来；而且，他对佘爱珍的所谓“大度”等等，更是欣赏有加。连二人一起戏弄张爱玲，他都无丝毫愧疚，可见二人不知自耻的嘴脸是多么蛇鼠一窝。他们都是道德沦丧，毫无荣辱感的江湖无赖。正因如此，张爱玲对这段感情的态度，也只能扑朔迷离，暧昧不明。这又给了胡兰成以可乘之机，他一人发话，最终文学史对他们情感的认定，也只能靠胡兰成当年被台湾政府列为禁书的寥寥几笔文章照猫画虎地临摹下来。
胡兰成不可能为大陆所接收，而且就连台湾也不接受他。蒋介石同汪精卫素来有隙，而汪精卫的亲日路线也的确成为世人不齿的把柄。胡同汪精卫共事，爱玲又是胡的情人。那么，不但胡兰成无法在大陆及“台湾”立足，就连张爱玲，都自认不可在这两处地方容身。
1950年，她完成了《色·戒》第一稿，但当时的上海人民政府的领导却并不欣赏。后人分析说，她再为自己辩白、剖析，最终写的无非还是国民党。以当时政治气候的极其敏感，政治潮流的轰轰烈烈，她即使写成了《色·戒》，也一样抹杀不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胡兰成成就了张爱玲半生情缘的宿命，却也为她带来生生世世无法安宁平静下来的灵魂。恐怕当初那株低到尘埃里的小花，即使再度开出花来，也不会绽出尘世间有声有色的叶瓣，而是一些羸弱却带着韧度的细小手指，被她天国中的灵魂驱使，舞动开来，令胡兰成的如影随形的三魂七魄有那么一些即神魂颠倒，又六神无主的慌乱夹杂其间，渐渐在声色犬马的繁华场中消弭了踪迹。
《色·戒》最终发表出来，是在三十年后，经张爱玲几易其稿，怕是已失却当初的本来面目。她写小说，认定作品中人物的力，是他们自己的力道，而不应由作者强加。《色·戒》1950年的版本，却无疑是想在一个拟定的框框中塑造出一些形象来，才能给一个说词。这不符合张爱玲的审美，日后被她几经增删，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色·戒》，内中人物，终究竟没有一个人是具有完备道德感的形象。他们更像夜上海霓虹灯下若隐若现的鬼魅。爱国，在张的笔下，每每同龌龊联结在一起。她认为这样更真实。易先生猥琐，王佳芝最终倒向了淫荡的深渊，而她的同学们，思想情结也未必那么干净。无非，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生灵，却如她自己所说，更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而且毕竟是认真地在生活，所以，是时代真正的负荷者。
有人说，《色·戒》写的是张爱玲自己。可以说，她对易先生在她心中的原型，已经没有一个褒扬的字眼可以使用了，由于易先生的全无一丝正面品德可以被塑造的心理现实，王佳芝也显得无法可爱了，虽不致一无是处，终究还是令人对其做法匪夷所思，或者认为理由骑墙。
是的，平凡，甚至猥琐的男男女女，以为自己可以干一票大的，进而左右自己的命运，甚至时代的命运，但最终，他们稀里糊涂地爱了，为堂皇却无根由的爱而舍生忘死了，并且成为自己和他人命运的可笑却阴森的刽子手。
为爱而爱，为单纯的男女之爱，而生，而死，这就是临水照花的张爱玲。
李鸿章为的是一个国家。那个胡须苍白的老朽先生，仿佛封建遗物般老迈中透出不知所踪的可敬可爱，腐儒愚忠却在历史上极尽风流地占有一席之地。而张爱玲，按照异性相传的说法，留存有老先生身上真正的根。可她为女儿身，不事家国，也不知封疆为何故。她只想赤裸裸地，却极富美感和奢华创意地将现实解析于人们眼前。她要告诉人们一个个关于现实、人性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的藤蔓缠绕，险些埋葬了她自己的满眼繁华。李鸿章的基因在她身上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异，而且是突变。她不希求改变现实，只是对你讲述，现实和人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有人说是胡兰成毁掉了张爱玲的才情，其实不尽然。感情的风霜固然袭人肌骨，但张爱玲自持地不回应，不表白，已经表明她的内心，最起码可以恢复最初的平静，哪怕这平静只是表面的，对她也已足够。她不愿写同自己志趣不符的作品，向往美国。日后迫于生计，只能以英文作品的撰写为主。美国社会长期生活基础的濡染，使她渐渐忘记了封建大家族遗留下来的奢靡繁华，旧上海的含蓄温婉，中国式生活的缛节情致。她不再是中国文明深厚根底润泽下的才情磅礴的妙笔一枝了。她彻底地改变了，变得同西方人一样直率、急性子，甚至躁怒。日后她在美国写的，为自己的小说辩白的辞令，再没有《自己的文章》中那些曼妙起舞的句子，不慌不忙的陈词，入情入理的解析，黯然神伤的苦心。她变了。她开始显露对那些无良批评者的极度厌恶和直白嘲讽。她成了一个道地的美国白种女人个性的复制品。
旧上海的张爱玲，翩跹缥缈，懒步芳尘。其实，于我们的距离反而是较杳远的。那时的她，虽从破落大家族走出来，却仍然洗脱不掉一身大家闺秀的芳华雅韵。二十几岁的张爱玲，是纯粹的东方佳人。她具备东方人的和谐，宽宥，隐忍，悲悯，虽几经风雪，依然横斜着淡然的疏影，在黄昏中独自饮愁，不忍看落英散尽、繁华逝去的清秋冷寂。
而美国社会，讲求的是平等，雇佣家庭仆人昂贵得令人咋舌而难以承受。她再不是当初世袭的贵族后裔，只是一个久久得不到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华裔作家，默默无闻，历尽生活艰辛。在这里，她极少有机会用母语同人们交流，是可以轻易想见的。连汉语言文字都无法频繁使用了，从前那仿若诗画中走出来的倩影的销声匿迹，便更是自然而然的结局。
她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隔绝的夹缝之中，得不到片刻喘息。既不为中国接受，也难逃脱美国人尖刻的直线性审视。而她的绝世才情，又使她不能单纯地停留于文学的百花园中流连忘返。后来她的治学，以及希望担当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使者的愿望，令她最终导向了做一名学者的樊篱之内，自然与文学的领域就渐行渐远了。
不过，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大家以为，包括张爱玲本人的生命，都早已结束了，这个宛若“活死人”一般的虽生犹死的精灵，她最精彩的故事在人生最繁华的时候谢幕，预示着她已是故人。所以好多人不知道她还活着，就住在美国洛杉矶，直到1995年她的逝世，才警醒世人原来张爱玲并没有早早地死去过。
爱情虽已死去，生命却还需在等待消磨中无妄地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