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胡家族的密切交往
解放初的爱玲是迷茫的。她的新作《秧歌》所引起的注目，多半是将作品的题材定为“反共”，而故事中的世态人情，却不为大众和评论界所关切。她自认到底是上海人，而香港，并没有她在旧上海那么芜杂庞大的读者群。这时，她想到了胡适。
这位五四运动的发起人，是中国文坛当时出名的老好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几乎成了一句流行语。爱玲同胡适的接洽，其缘由却可以追溯到那个古香古色的文字盛行的年月中去。因为，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同胡适的父亲胡传，自来就曾有过很深的交情。
但爱玲对这段世故，究竟晓得的并不多。她对胡适的印象，来自于家中从她幼年时起，便对胡适作品的重视和赏析。连堕落成性的父亲，都曾亲自买来胡适的著述，郑重地摆在书架上，自然逃不过自幼聪慧过人的爱玲的品读。她七岁时的读物，便是《西游记》，这个年龄，恐怕即使是现代的孩子，也是在能否过了识字这一关上徘徊的年纪吧？
但胡适对于张佩纶对其父亲的提携引荐，却是不敢轻易忘怀的。因为他父亲，也不曾对这份情谊有丝毫怠慢。足见胡氏父子，始终是将张佩纶视为胡家的恩人一般。
这因由起自胡适父亲胡传的郁郁不得志的前半生。胡传，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未跨入二十世纪的门槛，便已辞世。他死之时，胡适只有三岁八个月。在这个日后文坛巨擘的人生轨迹中，父亲的过早离去，恐怕是偶然中的必然。何出此语？因为胡传本身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在十六岁的时候参加科举，本已通过县试和府试，然而从此他虽师从刘熙载，却仕途无门，原因在于，他未能受到当时唯一的做官途径——科举制度的评卷人的赏识，漂泊辗转半生，却再未曾中举。
正如吴敬梓笔下文人的辛酸经历一样，这失意的打击，对胡传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男儿有志，皆愿功成名就，兼济天下。奈何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还是报国无门，任一世风流被雨打风吹去。然而他终究不是一个囚笼困兽，不会任凭自己耽溺于娼馆酒楼繁华地，独毁了救世的心胸。
有句话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岂止忠孝，就连夫妻之情，天伦之乐，同男儿志向相比，都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古有苏武牧羊，同妻子隔绝音讯十九年，红妆独守空帷，倒也难为了苏武的妻子。但假使有这样的丈夫，毕竟比嫁给一个流连声色的浪子，还是强上许多。所以，当胡传为了自己的志向，抛下妻儿只身赶赴东北边陲的时候，倒没有记载家人可曾缠磨阻遏过。即便有，他也是去意已决，再留无门的。在他看来，既然自己的文章，难得考官青睐，那么，实现人生理想寄予和宏达抱负的，便只有另一条路，就是通过引荐，去当时谁都不愿去的地方，做没有多少人愿意、或是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他决定长途跋涉，尽自己绵薄之力，为末时代的国民，找寻一丝维权的希望。彼时，清政府与国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多如牛毛，1881年，俄国更是肆无忌惮地又大片侵占了我国领土，进而逼近东三省。胡传本来志在四方，家的小氛围包裹不住他一腔豪情。他无法解脱，只能顺着理想指引的方向一径走下去。于是，刚过不惑之年的他，竟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惊人决定，要只身赴东北报效国家。他匆忙赶往上海，处理了家族在上海经营的店铺，又在同一年，舍去薄面，向一位富商亲戚借了些银元，留在家中一些，自己随身携带一些，于是访天津同乡章洪钧，又见北京族兄胡宝铎。他此行是想托熟人代为引荐给清廷的三品卿 ——吴大澂。而当时，吴大澂已胜任太仆寺正卿督办。他在受任三品卿衔时，在吉林辅佐当时的大将军铭安办理东北边防事宜，遍查边陲要隘，并且协助吉林将军一手建立起靖边军。这位吴大澂，据胡适讲，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大学者。而历史记载，他是清末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虽然历史的定位同胡适的考证有出入，但无疑，吴大澂是一位专心治学，品行超凡，既能以学问济世，又能凭文治武功安邦的护国良才。能在这样的人麾下效力，想必胡传是心向往之的。
怎奈其族兄胡宝铎虽与吴大澂同年，却不甚熟识，毕竟不能保证引荐的成功，于是建议胡传再去找章洪钧。胡传似没有成行。后来，他的同门姚子良又表明愿为他去请彭福孙通融，因为此人曾授业于吴大澂，总不至没有说话的机会。可是，在这群人的保举推荐之中，张佩纶起了决定性作用。
张佩纶初见胡传，想必也倾听过他的一番报国言论。胡传一向认为中国的大患是在西北，而必始发于东北。对于他这种见识，正确与否且不去评说，但对于当时外患四起的神州而言，也算是颇显宏图大志的高论了。胡传一出言，张佩纶便觉非同凡响。更何况张佩纶本是清流派骨干，曾兼署福建船政大臣，以三品卿衔会办海疆事宜，本是个能干的角色，而他又因福建水师的覆灭而被革职充军过，其离世也是由于八国联军侵华后的精神重压导致的，足见其爱国情操，还是非后世之人所能比拟。所谓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张佩纶之见胡传，虽不能说相见恨晚，把酒言欢，但也一定令张对胡的为人、志向、抱负有所体悟和欣赏。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张佩纶这位伯乐，助了胡传一臂之力，恰似那东风，携胡传直上青云。想来，胡家父子对张佩纶的感念，是不无道理的。
而此时胡传的一席话，更是令张佩纶为之深深动容。张问胡：东北偏僻遥远，如果你还没有走遍东三省，身上带的钱财便已用尽，你又该如何呢？胡传当即言道：边防军里面，淮河流域的人自来很多，如果我的盘缠用光了，我就去投边防军，将半年的军饷积蓄起来，就可以再行游历。张佩纶听罢，十分感动，认定胡传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便起身为他壮行，当即写下荐书，向吴大澂引荐胡传。这吴大澂与张佩纶，本是莫逆之交，早在光绪年间，便同驻京师，过从甚密。有张佩纶的举荐，不怕吴大澂不买账。
张佩纶一封言辞恳切的推荐书，后来又附上他致吴大澂的另一封信，皆表明胡传在吴大澂麾下，定会效犬马之劳。吴公看后，想必已经被深深打动。而胡传与他一见面，一番毫无私心的表白，更是令他十分激赏。胡传是这样说的，他并非来求职，只盼吴大澂能给予通行证，助他遍游东北三省，考察边疆地理。吴大澂素来品行高标，闻听民间居然有如此贤能之辈，将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真正放在心上，担为己任，岂有不为之感动之理？况且吴大澂系有作为之人，手下毕竟需要这样的人才。从此以后，吴大澂将他对胡传的赏识化为实际行动，每到巡行阅边之时，必带上胡传同往。
胡传是真正想有一番作为的人，不会辜负吴大澂的厚望，自然也不辜负他自己。他意志坚定，加之丰富的地理知识，愈发成为吴大澂的左膀右臂。终于，在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吴大澂一封荐书，向朝廷保举胡传，才使他得以被任命为候补知县。从此，他走上了仕途，并且在东北做过大量实际工作，包括户口调查，土地测量，边地垦务，国界绘勘等。他在为国家效力四年多的时间里，几度遇险，几乎丧命，与吴大澂的友谊也升华到了至高境界。在这之后，他去过台湾任职，仕途可算通达。
而张佩纶的人生道路，此后却开始走下坡路。马江战败，政敌进谗，他被朝廷下旨，要远戍边疆，一去就要三年。可是，张佩纶毕竟人缘极佳，竟不断有俄国人、日本人，乃至蒙古王公替他上访求情。清廷当时不得不重视，只能收回成命，将其遣返张家口。尽管如此，张佩纶的仕途际遇，日后再难平坦了。
然而胡传毕竟是个不忘旧恩的君子。当张佩纶被发配到张家口的戍所之时，只不消一个多月的光景，就收到胡传汇过来的100两银子。其实胡传这个清官未必能聚敛多少资财，更何况一家老小，他也不能总不照应。这100两银子，想必是他平日里积攒下的，礼虽不重，情义却非比寻常。因为此刻正是张佩纶仕途失意，甚至穷困潦倒之时，与当年的胡传如出一辙。张佩纶不计较胡传是不名一文的布衣老秀才，而胡传，也不因一时的政治风云变故，而忘却当初恩公的点化。张佩纶虽曾写信给胡传婉拒过胡公的好意，但对胡的情谊，显然已经心领神会了。
时间一晃又过了五年，感天地悠悠，此时的张佩纶，已是换了一方人间。他还朝之后，投靠李鸿章为其幕僚，不想得李鸿章器重，竟将长女李菊耦许配于他。张佩纶就这样做了封疆大吏李鸿章的老女婿。但这段姻缘的成就，毕竟无伤大雅。因为张佩纶德才兼备，李菊耦也受他珍爱，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倒也算是一段才子佳人的虽落俗套，却不免令人羡慕的情缘。
而此时的胡传，已经进得京城，之后将要赴江苏繁华之地任职。他路过天津之际，仍不忘前去拜访张佩纶，二人相携交谈甚欢。
可以说，张佩纶的政治前景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十年光阴，造物弄人，虽然二人的地位，来了个乾坤颠倒，却并不妨碍君子之交的情深义重。
欲寄彩笺兼尺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张爱玲还是时不时喜欢伫立于窗前，只是窗外的街道上，欢腾热闹的人群，仿佛升得比平时高一些的那轮日头，已表明，日后必定是换了一幅人间的图景。她也许跟着增添过一丝淡淡的欢娱的心情，给自己的过往画上一个若即若离的句点。可是她还要谋生，而此时，可供她发表作品的途径，只剩下一份令她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感慨良多的《亦报》。她从1947年7月——1948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以“梁京”为笔名，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这两部作品都已引入政治潮流的因素，可还是挽回不了她唯一的发表渠道——《亦报》岌岌可危的地位，在她离开上海赴香港不久，此报就被停刊了。
政治潮流令她感到时不我待。有人说张爱玲不晓得政治，其实不然。如果她没有政治嗅觉，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创作调整得一如《十八春》和《小艾》般彻底，但未必是她想要的。于是，她穿着不合时宜的过了时的白绒线衫旗袍出席了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不知是由于抗拒，还是不喜欢列宁装，还是没有悟到自己的装束会起什么负面的作用，总之，一切令她感到无法释怀，更无所适从。于是她在《亦报》被关闭之前，动身去了香港。可见，她对于自己的去向，有着独到敏锐的眼光和迅速及时的行动，并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不解政治。
在香港，她靠着女作家的名气谋到一职——在美国新闻处任翻译。此间，她翻译的海明威小说又在香港刮起了一阵旋风，被誉为经典。随后，她同红楼梦研究学者宋淇切磋着，写就一部《秧歌》，后又写了《赤地之恋》，还是不免旋即被解读为受美国新闻处指使而作。即便在政治观点上受到非议，如果尚能引起注目，倒也可以成全一个作家的收入。然而，《赤地之恋》连《秧歌》所激起的强烈反响都得不到了。
香港此时开始渐渐在经济和文化包容方面赶超上海。然而未来都市的消费文化，还不是张爱玲可以预见，或者甘心囿于其中的。香港她曾来过，殖民地的旧气息仿佛镶了金边的鼻烟壶，腐败着旧时的遗迹，毕竟还是会令她十分不堪。当初的沉香屑飘离出的不绝如缕的魅惑气味，此时却愈发放纵着她海阔天空的，一如呼吸着早晨刚清醒时的空气一般的情思遐想。而今，文学自由的土壤，似乎在中国，只有小小弹丸之地的一隅，才索性可以容留几分。然而，容纳下自由的空气，也会同时藏污纳垢，一样摆脱不掉那片晦索阴暗的荒凉之感。
这时，她因同美国机构接触，便对美国这自由的土地，产生深切而渺远的向往。天地之大，不会没有文学理想的一片立锥之居。然而她在美国并不认识谁，唯有一个闺蜜炎樱，是混血儿，但也并不在美国。有谁能于大洋彼岸的遥远国度里，给她些指点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哲学底蕴的张爱玲，知道自己只身留洋，如果没有贵人相助，恐怕还是会禁不起独自闯荡世界的风霜雨雪，到头来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她已没有了退路。踯躅良久，终于想到了胡适。
胡适与胡兰成同姓，但品行却相去甚远。这位大学者，论出身，与张爱玲都是安徽绩溪人。论成名，他们又都是得益于上海沦陷区中虚假的平静。学者大家浑然天成的胡适，早在1939年，就被诺贝尔文学奖提过名。他不但是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写作的学者，而且同陈独秀一道，同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在政治上，他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
与胡兰成不同，幼年的胡适，家庭氛围和谐幸福，父母恩爱有加。他三岁时，便得父亲胡传启蒙，用红纸上书写的毛笔字教他识文。父亲是教师，不但教他，也教母亲，而父亲忙时，母亲便代理教师一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成年后的胡适德才兼备，终于成就了名士大家的凤仪，让他得以与结发妻子相携走到生命的终点。他对西式文明的接受，也不像胡兰成，需要旁听才能不伦不类地敷衍一段学业。他入的是上海的新式学校，接受的是澄明端正的规范教育。
大学者的治学之路，总不会是跟投机二字搭边的。胡适的中国公学，以及赴美留学名额，都是他一径考取的。康奈尔大学的学业，是以农科而始，却以文科而终，可见他对文学之倾情。可以说，从胡适的求学经历能看出他的专一性情，有始有终，最后学业有成，从未入旁门左道经营过毁坏伦理纲常的事务，更别说做汉奸了。俗语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然而在赴美留学考试中，胡适的文章竟考出100分的好成绩。他的过人天资加上后天的勤奋，令近代的大多数学者无法望其项背。
胡适的研究生生涯，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渡过的，而1917年回国后，他作为正宗的归国学者，登上北大讲坛，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美德和学识，可以锻造出一代先驱。终于，在文学改良运动中，胡适领衔担纲，推波助澜，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推动了历史进步潮流的发展。他发表了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也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学而优则政，抗战初期，他出任国民政府参议员，1938年再度赴美，成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