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凑巧的是，赖雅有一笔欠款，正接受联邦调查局特派专员的调查。特派员来到他们家，板着脸孔，按部就班地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他们走后，赖雅歉意地对爱玲说，希望他们不要破坏了你的好心情。虽然丈夫欠了一屁股债，爱玲还是单纯地为这次难忘的生日暗自欣喜。她没有像一般的女人那样跟赖雅赌气，吵闹，而是与丈夫一道，将探员们哄走了。他们一起下厨房，做了一些肉，青豆和米饭，吃过之后，又一起去看了一场喜剧电影，两人都笑出了眼泪。可以说，跟赖雅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爱玲学会了他的豁达、开阔的心胸和孩子气般的童真，和独属于文人的、单纯的、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恰巧她也是一个并不排斥追求享乐的女文人，他们便一道开心，一道戏耍那些貌似认真的，斤斤计较的政府官员，不放弃生活中一切可以捕捉快乐，寻找笑料的机会。看完电影，他们迎着萧瑟的秋风，步行回家，把剩饭又吃了一些。
睡觉前，他们静静地坐在床头，爱玲对赖雅说：这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她脸上带着笑，话音中却传递着一种无奈的深切的凄凉之感。真的在她的生命历程中，连这样的一次生日都没有过过吗？她的目光仿佛在回答他：是的，在遇到你之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感谢你给我带来的这一切。
他觉得她真是太可怜了，简直跟自己一样可怜。
爱玲自幼在大都市长大，不适应乡下小镇的生活。她总是怀念着过去大都市里的繁华景象和熙攘的人流，而且，她觉得在大城市，会得到更多一展才华的机会。于是，她屡次同丈夫商量，迁居到大城市里去。但赖雅却一度不愿放弃小镇安闲舒适的生活，但他毕竟已经到了可以为妻子考虑和着想的年纪，于是顺从了她的意思，同意迁居到亨亭屯的哈特福利基金会，虽然这里也是一个文艺营。他们在1958年7月的时候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并与11月搬到了那里，住了半年的光景。
创作是需要生活源泉的，长期远离生活的文艺营对创作也有不利的地方。为了不影响对文学素材的挖掘，他们又计划迁居旧金山。
频繁的迁徙，并没有阻遏爱玲的文学之梦。
第二年年中，他们乘坐朋友们为他们送行的小车，来到旧金山。在这里，他们选定了一个住处，是布什街的一间小公寓，每月租金70元。赖雅甚至还在附近找了一间小办公室，作为自己的创作工作室。
但爱玲再没有写她满意作品的时间和精力了，虽然她依然高产，但都是为了赚钱而作。商业性剧本耗费了她大部分光阴，多半来自香港宋淇夫妇下达的写作任务，另外还有麦加锡的翻译任务。另外，赖雅每月还有50美元的社会保险，加上少得可怜的版税，他们的生活还可以安定地维持下去。
然而文学梦距离爱玲仍有万里之遥，这是最令她难以释怀的。
片刻的小小欢愉对爱玲而言，也只存在于她跟赖雅两个人之间。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只对最熟悉，最亲近的人才会敞开一点心扉，而对于外界的其他人，她宁愿与他们隔绝，才能体会到自己和世界之间物我两忘的真正幸福轻松的时刻。
赖雅感觉她很孤僻，其实是在美国这段岁月的不如意给她带来的深深的自卑感使然。他永远忘不了，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一只山羊作为礼物。狡黠和孩子气的赖雅，经常同妻子开玩笑。这次，他又使出了他幽默的小把戏。他对爱玲说，有客人来了，你需要出来见一见。爱玲背对着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并不回头，只是低着脑袋，默默地发呆，然后对他说，我谁也不想见。于是他走过去用双手扶住她两只胳膊，将她从椅子上弄起来，她却跟他拧着，挣脱他，仍旧坐到床上，不肯出去见客。他只好也坐在她身边，劝了她好久，问她：哦，你为什么不想出去见见外面的阳光和我的朋友呢？你该开心一点。
最后，他看到爱玲仍旧是一副自我封闭的样子，便只得实言相告：我说的客人只是一只羊。
她这才抬起头，用疑惑的眼神问他，真的吗？于是他又拉起她，推推搡搡地将她弄出屋子。赖雅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如此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呢？也许他明白爱玲在文学上的不如意，但他还是感到，这个东方女人的戒备心理，真是一种怪癖。
但他还是不能不爱她，因为她实在是很单纯，很可爱的一个女人。
他从这件事情上，看出妻子内心的极度沮丧和自闭，缘由都是来自于几次作品的退稿。
贫病交加中的艰难处境
早在1958年，爱玲就曾把她过去的中文小说的英文版寄给纽约的一家公司，却被这家公司以她揭露的旧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压迫同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不谋而合，拒绝出版这些作品。她在失望之余，一改以往在旧上海含蓄的处事作风，大声地抗议，对旧中国妇女的压迫，也正是她自己反对的。
转而，她只能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了合同，将她的小说交给这家公司，允许他们改编成广播剧。可是经过这样的改写，她的写作初衷已经全无一丝痕迹，被改得根本不像她自己的作品。一千多美元的稿酬并不代表一个文学梦想的实现，她又一次被极度的失望弄得几乎一蹶不振。5月份，她含辛茹苦写成的第二部英文小说《粉泪》又被退稿。
这对于张爱玲而言，俨然一个致命的打击。她生病了，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不喝，几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显然是极度的抑郁导致的。到了1959年，她改写并翻译了的陈纪纭的中文小说《荻村传》，又被纽约勒德尔出版公司退稿，因为这家商业化运作的出版公司，害怕这类题材引不起公众的兴趣，销量上不去，影响企业绩效。她转而向另一个代理商推介这部作品，仍然没能找到打算出钱买这本书的商家。同年12月，她收到炎樱的来信，告知她，她的《北地胭脂》未被采用，她再一次哭了。在好友炎樱的注目下，她惨遭出版商的否决和抛弃，感到无比的沮丧和丢脸，情绪也十分低落。在1961年7月，她完成了另一部小说，但寄出之后的命运，仍然是被退稿。
她现在已经不是上海的知名女作家，只是一个为生活所困顿，奔波劳碌的文学苦力。真正热爱的文学事业四处碰壁，得不到丝毫认可和赏光，而那些烂剧本和翻译工作，又并不是她的理想所在。她对自己说：不，我一定要重新寻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做一个文字的俘虏。如果我真的不能用英语写出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作品，我还可以走回头路。
她有了离开美国重返香港和台湾的念头，只是不知该怎样跟年老体弱的丈夫讲明。
是的，她来美国年深日久，对这里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适应，似乎没有赖雅的拖累，她会更好过一些。然而她忘不了当初自己懵懂地进了第一家文艺营，那个老作家在讲笑话的时候，屡屡对自己投来的渴求注目的眼光，和回眸时关切的打探。这是爱的讯号，更是她婚姻生活的一个指引，一个开端。平静祥和的生活，以及两人携手打造的文学梦想，是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强有力的基石和见证。这是爱情的誓言，不能用谁更依赖谁，谁更离不开谁来界定和衡量。
即便她要回去，重返前线，追寻她的文学梦想，当然也是为日后的生活寻找更宽广的出路，但这并不是对赖雅在感情上的背叛。可是她老年的丈夫却未必这样想。
他很惶恐，以为他的爱玲这次是真的要离他而去了。年轻时抛弃惯了感情的老男人，此刻也有了害怕被抛弃的感觉。但他无法阻挡爱玲前行的脚步，因为他无力为两个人将来的生活谋划出一条一劳永逸的康庄大道。自己已经心有余力不足，如果再阻止妻子去赚钱，那是不可想像，也是不合逻辑的。最起码他还不会像爱玲好友苏青的前夫那样，自己即不能赚钱养家，又不准妻子出去工作。他不是封建时代的遗老遗少，所以，尽管他明白，爱玲的出走只能使他日后独自一人的生活更加孤独、艰难，他也不能牵着爱玲这条风筝的线，让她动弹不得。
用英文写作的不被美国主流出版界接受的事实，使她意识到母语写作的重要性。也许美国真的不是她追寻文学梦的最终舞台。她感到她还是属于中国的，最起码，在香港弹丸之地，她的作品还可以辐射到东南亚各国崇尚中华文化的华侨读者群中去。于是，在1961年10月，她只身从美国飞往香港，在阔别了这座城市六年之后，终于又踏上了这片昔日为她所熟悉的土地。这里有她高中求学的年岁的印记，也有她的文学梦可以肆意滋长的华语题材的深厚土壤。
她首先到了台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根基深埋其中的一片乐园。这里可否接受她，容纳她呢？还会否有她的一席之地呢？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她是新文学当之无愧的祖师奶奶。可是，嫉妒与恶语中伤的文艺界人士容不下她。一个年龄比她还大的女作家，因为害怕她的重返文坛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写文章嘲讽她是过了气的老人，古董，不该再度出山。她在这里，首先得到的不是热心读者的欢迎，而是台湾狭小文学空间中文人相轻的轻慢刻薄的诅咒。看来，在台湾，上了位的文人骚客里，也有人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否则轻易上不来。即使美国人出于她作品的文化局限性和商业价值方面的考虑，而不接受她的英文作品，但最起码打开天窗说亮话。可是华人的世界呢？又是另外一番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景象。她见到的还少么？她笔下的曼茵父亲那样的人，终究是绝迹不了的。
她在香港与台湾之间两地奔走，狼狈地寄人篱下。文人自来清高，但她现在连清高的资本都没有。正如凡·高死后才出名一样，她也只有在死后，才给出版商们留下近亿元的经济收入。文学作品得到社会最终认可，经受住重重考验的时间迟滞性，使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文学艺术大家，没有在生前过得十分富足的例子。如果你富有，你反而成不了最伟大、最优秀的作者。
但她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丈夫赖雅的病。想给丈夫治病，她就需要赚钱。小时候她并不缺钱，缺少的是爱。如今，为了这唯一水乳交融的亲情和爱情，她可以承受经济的重压，而且一向承受得住。无论当初对胡兰成，还是现在对赖雅，只要男人给她一个与子偕老的希望和信心，她就不惜用终日劳作的辛苦换取的廉价收入，来支撑起两个人生活的屋脊。可是，她并不是宋霭龄，不是女商业巨头，她是张爱玲，一个女文人。文人一向收入不固定，在纯文学与生计的双重压迫下，过着不知被什么所奴役和囚禁的悲苦生活。但她可以承受，不留一滴脆弱和不值钱的眼泪。
然而当得知丈夫再度中风，却没有足够的钱买回程的票的时候，她却流下了悲恸的泪水。这里面有屈辱，有不甘妥协和败阵的倔强，更有对生活深深的失望和对丈夫无尽的思念、牵挂的重压。无奈之下，她只得打算先到香港，赚一笔钱之后再回美国，好为丈夫治病。
她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编写电影《红楼梦》的剧本，一旦被采用，可以得到近两千美元的稿酬。她想，这些钱也够我跟赖雅在美国开销一阵子的了。于是倾力写作，从早上十点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经常为了写作而累肿了手脚。这时她的身体健康也是每况愈下，却还要承受一个作家巨大的、耗费心力的工作量。然而她全然不顾自己的病痛，每当一想到丈夫熟悉的身影，周身就仿佛被上海公寓里的小电火炉烤得通红溽热。
有时，她写着写着，在昏黄的灯光下，会突然感到眼睛一阵灼痛。起初她并没有在意，揉一揉眼睛便又开始爬格子。实在受不了，就闭目养神几分钟，还是继续工作。正因为她对自己身体的疏忽和不经意，她患上严重的眼疾，眼部因溃疡而充血。她自己心里清楚，这跟她的重重心事和工作压力有关。她实在是太操心了，实在需要在一个温暖紧实的臂膀的簇拥下，美美地睡上一觉了。然而不行，她年老的丈夫需要她带回钱去。
面对人生的义务，确切地说，是对爱情和婚姻的承诺，她只能夜以继日，不顾肿胀疼痛的眼睛，不顾眼疾的恶化，继续着艰难的创作之路。可是这样辛苦打造出来的作品，居然由于宋淇没有审批权，而被束之高阁，供奉起来了。
这使她在经济上陷入极端的境地，连买副眼镜的钱都没有，更何况是她平时最喜欢的衣服。由于长期坐着，她的腿经常是在水肿状态，但她想买一双大一点的鞋子穿的愿望，竟最终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