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的时候，武则天更是把长安休祥坊的老房子改建成了佛寺。现在洛阳龙门石窟中能看到的大卢舍那佛像，也是武则天的手笔。至于写佛经、谍僧尼这类事，在武则天治下，更是比吃饭还平常。垂拱四年（688年），明堂修成后，武则天也不忘在明堂北面修建一座五级天堂来安放大佛像。前不久有导演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还拍了一部很火的电影，片名为《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总之一句话，则天大帝爱上了佛。
其实说来，武则天的这种倾向，跟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也有一定的联系。
唐朝是佛教大发展的时代。纵观唐朝前前后后的皇帝群体们，大多数都是佛教徒，连唐太宗也不例外。唐朝建立之初，为了美化自己，曾自称他们是老子李耳的后裔，把道教放在首位，曾经引起了佛教徒的激烈抗议。尽管如此，也并不代表唐太宗排斥佛教，唐太宗拔高道教，其实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佛教，同样可以成为政治资本。
武则天改唐为周，女人要称帝，总得找出一些理由来，儒道里边没有相关言论支持，就转而寻求佛教帮忙。然后有势利者果然在《大云经》中找到了女子可以称王的说法，经文如此，心理上自然也就要平衡得多。
后来武则天发现，不仅可以利用佛教争当皇帝，佛教还有更大的作用。时人普遍信仰佛教，武则天干脆将自己装扮成佛王形象，用以教化其民。延载二年（695年）正月，武则天自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是弥勒佛的佛王号，武则天利用的就是弥勒的佛王形象。她当初想当皇帝时，就宣称自己是弥勒下生，只不过把性别搞反了，但无所谓，弥勒下生肯定不是当平民的，而是要攀登人间高峰的，她就是这个人。
可惜，弥勒并没有沾上武则天多久的光，武则天晚年看上了另一个佛教仙子——千手千眼观音，于是摇身一变，她成了观音大师的佛王形象。
回过头来看武则天的年号也很有意思，这里面很多也是佛家的东西。长寿二年（693年），她自称“金轮圣神皇帝”，延载二年（695年），自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后来下诏去“慈氏越古（弥勒意译）”，表明她不再跟弥勒佛了，转舵找到了观音。
后来武则天又自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之所以不离不弃“金轮”二字，这缘于她对金轮王的偏好。佛经上传说人间到了一定时期，就会有金、银、铜、铁四轮王出现，其中金轮王地位最尊，统治四大部洲，有七宝导从，是人间的圣王。对于这个形象，武则天实在找不到替代品。
佛教于武则天而言，太重要了，郁闷的佛教徒也在武则天这儿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武则天下旨，认可佛教徒的地位高于道教徒。道教徒应该比较柔和，没见历史上有道教徒抗议的事情出现。
就在武则天处心积虑地利用佛教为自己的政治铺路时，狄仁杰出现了。
国老不信佛。
找到进谏的角度
准确地说，狄仁杰是个无神论者，不信鬼神，当然更不信佛。
以前，狄仁杰地位不高，没法直接跟武则天对话，只好眼睁睁瞅着武则天利用佛教的事情大捞政治本钱和愚弄百姓。现在他是首席宰相，从责任上来讲，他不能让武则天再玩过火。
也就是从这时起，狄仁杰频频向武则天进谏，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反佛的态度。
久视元年（700年），有西域来的和尚，奏请武则天前往寺庙观看舍利，武则天想去，狄仁杰不让去，拦住武则天的车驾进谏，称：“西域来的和尚不过是在利用您老人家驾临的事情打广告，为自己在经济上捞好处，迷惑百姓。再者，去那庙尽走些山路，安全没法保证，您老人家要是出了事，武周百姓咋办？”
狄仁杰没有大张旗鼓地说去看舍利有多少坏处，而是站在关心武则天的角度给她陈述看舍利是要不得的。武则天重新思考这事可为不可为后，同意了狄仁杰的谏言。
进谏，是一门艺术，是需要讲究角度的。在上司做错了一些事之后，往往需要下属规劝他一下。这时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下属，还是少管闲事的好，而有的人则非要管管不可。这“非要管不可”的人里面，最后有的头破血流，有的顺利地达到了目的。而达到目的的下属则大部分都是因为选对了角度。
唐太宗李世民因为魏徵的谏言骚扰，多次扬言要杀掉魏徵，有次长孙皇后听后非常着急，跑来劝李世民。长孙皇后一样没有一上来就说，哎呀，别杀这种贤臣，而是这样说的：“自古以来主贤臣直，只有君主贤明，当臣子的才敢直抒胸臆、有话就讲。今魏徵敢于直言劝谏，全赖圣上贤明。”李世民闻后龙颜大悦，打消了杀魏徵的念头。
长孙皇后站在李世民的角度行谏言之策，结果和狄仁杰一样收到奇效。如若不讲方法，哪一天李世民脾气一上来，说不定真要了魏徵脑袋。扁鹊的“三谏蔡桓侯”就是个反例。
战国名医扁鹊去见蔡桓侯，在旁边立了一会儿，就对桓侯说：“国君有病了，现在病还在皮肤里，若不赶快医治，病情恐怕将会加重！”桓侯笑笑：“我没有病。”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桓侯，说：“国君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里，如果不治，恐怕会更加严重。”桓侯不理睬他。再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桓侯，说：“大王，您的病已经转到肠胃里去了，再不从速医治，就会更加严重。到时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桓侯仍旧不理睬他。又过了半个月，桓侯死翘翘了。
扁鹊是好心，但却没有起到效果。扁鹊的直谏令蔡桓侯颜面尽失，毕竟被人反复强调身体有病是件不愉快的事，更何况是一位君主，他更不能容忍一个臣子三番五次地当着大臣的面说自己有病。
武则天观看舍利的事虽然过去了，不过她信佛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武则天晚年，不仅佛寺越建越多，而且用料越来越名贵，为此耗费极大。狄仁杰为此上书极力反对，认为如此巨额的花费，绝不可能全靠僧尼化缘、人们施舍而来，必须动用国库资源。他认为不论建造佛寺的钱从哪里来，始终是社会财富，所有这一切，都要损害到百姓的利益，久而久之，必将财力紧张、用度不足。
狄仁杰这次进谏的角度是国计民生。这一时期，有很多和尚得到过武则天的照顾，武则天常让其出入宫廷，赏赐甚多。在当时人看来是狐狸妖精，专门弄权的印度和尚惠范，却被武则天看作是圣僧，对其宠信有加，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对其更是尊崇，称其为“梵王”，允许他骑乘官马在宫中出入，被赏赐的绫罗器物及金银珠宝无数。另外给武则天制长生药的西域和尚也获利颇丰。
和尚受宠，社会上就出现了太多假和尚，名曰游方僧，到处妄陈祸福，骗人钱财。有的和尚更是置清规戒律于不顾，私自纳妾，诱骗百姓子女。有的佛寺也擅自剃度，据狄仁杰估计，这些私度的和尚、尼姑全国达数万之众，仅仅在洛阳查出的就有数千人之多。这些现象在社会上的反响强烈，不少人要求唐朝中央停止这种包庇和尚的行为，狄仁杰也不例外。
不过，和别人的直说不同，狄仁杰选择的角度是佛寺和僧尼的增多对百姓盘剥和对国家税赋收入有影响，前前后后没有提半个字说武则天不对。狄仁杰指出，广建寺院精舍，名义上是化缘，实际上是强征摊派，比官吏收税还催得急。甚至僧尼作法事，买单的也是普通百姓，加上为数众多的不纳租税的僧尼，使得国家的税收大受影响，长此以往，国库将空。
久视元年（700年）八月的时候，武则天嫌现在的佛像不够威武壮观，又要造尊大佛像，以配她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声。建佛像要钱，国库拿不出，武则天下令全国僧尼每人每天出一钱，狄仁杰赶紧上书劝谏，主旨是南朝梁武帝多信佛啊，结果呢，弄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女皇啊，忍了吧。但狄仁杰在奏疏中表现出来的却是：这样做国力和民力都将不堪重负，不要再干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了。最终，武则天忍痛罢去了这次大规模的建佛像活动。
劝谏的角度不一样，效果确实不一样。历史上最会进谏的魏徵，最终安然度过一生，虽然有时惹得李世民不高兴，但终归没对其痛下杀手。其实，魏徵也是很讲究进谏的艺术的。
李世民和大臣们一起吃饭，长孙无忌打开话匣子：“以前魏徵可是陛下的仇敌啊。没想到现在大家却坐在一起喝酒。”
李世民笑答：“是啊。不过当日大家各为其主。现在魏徵能够尽心为国，朕也乐意重用。”言罢，对魏徵说：“只是卿每次进谏，都那么尖刻。朕不同意卿的意见，卿就连朕的话也不回了。”
魏徵听后说道：“臣认为事情处理得不对，所以才向陛下进言。如果陛下没有采纳臣的意见，而臣又回应附和的话，那陛下一定会执行错误的决定了。所以臣不敢贸然回应。”
“那你可以表面上先回应一下，等下去后再进谏，也没有什么损害。何必让大家都下不了台呢？”李世民说。
魏徵：“以前舜曾对他的臣下说，千万不要表面上服从而背后又提意见。臣明明知道事情办得不对，却表面上去附和陛下，那怎么是舜的臣子稷、契侍奉舜的本意呢？”
太宗听完就高兴了：“有人说魏徵举止散漫，常带傲气，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朕就是觉得这样很好，有真性情。朕器重魏徵，也是这个原因。”
魏徵站起身来，拜了两拜，正色道：“陛下让臣直言，臣方敢进谏，若是陛下拒不接受，那臣又怎敢多次冒犯龙颜呢？”
谈话到此结束，大家都很高兴，又回到觥筹交错之中。
魏徵并非是那种什么时候都硬着脖梗子上的人，他明白李世民想成为圣君的心情，他讲究进谏之道完全是为了国家。他明白只有李世民真心接受，诚心采纳，那些治国理论和方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才能转化成巨大的动力，推动国家不断前进。
狄仁杰也一样。他明白武则天的内心其实是想稳住民生，让大家认可。抓住了这一点，然后入手进谏，事哪有不成之理呢？
自掩其美
晚年的狄仁杰转了个性子，平生并不贪恋钱财的他变得爱起钱来，直接违背了正义人士信仰的教条，很多人也对狄仁杰的这种做法口诛笔伐过。
喜欢说三道四的唐代小说家张鷟在其《朝野佥载》中就说：狄仁杰晚年爱财，是和峤一类的人，自己把自己的光辉形象给毁了。
和峤是西晋朝一代名臣，政绩不错，但却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这家伙爱钱。他本人家产丰足，富甲王侯，却一毛不拔，毛毛分分的钱都要算计着花，当时的大学者杜预讽刺他，说其有“钱癖”。
不过，张鷟把狄仁杰看成守财奴，是只看到了表面，根本没认识到狄仁杰这样做的动机。张鷟文章写得好，虽然没机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新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一来到唐朝，都会削尖了脑袋找他的作品，甚至不惜重金买下，回国后广为传诵。但是，名声在外的张鷟认识却也是不够的。
张鷟不知，狄仁杰是故意这么搞的。通观狄仁杰的一生，他绝对称得上是个好好先生，性格豪爽、乐于助人、爱民如子，这样的人说他是守财奴估计很多人打死了都不信，但是，狄仁杰偏偏就守财奴了，他有理由这样做。
置身官场中的人，除了那些十足的奸佞之辈、利禄之徒外，很多人还是希望生前身后能够留下一个不错的名声的，岂不知这样做的危险系数也很大。最高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行优异、名望崇高、口碑传颂的大臣们也是心怀嫉恨的，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王，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态势，那你麻烦就大了。
狄仁杰到了这个年纪，功有了，名有了，对武则天的潜在威胁也就形成了。他如果不自掩其美，武则天难免会对他下黑手。而且狄仁杰遇上的武则天，本来就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
武则天拿下魏玄同和裴炎等几个大臣就是个例子。如果说魏玄同与裴炎的死与他们一贯不追随武则天有些关系的话，那丘神勣和周兴的死则更能反映武则天怀疑一切的心态。丘神勣和周兴都是鼎鼎大名的酷吏，以整人、诬陷人为乐事，对广大人民来说，他们是凶神恶煞的恶魔，但对武则天来讲，两人却是两条忠顺的走狗，鞍前马后，给她出了不少力气。但在有人密告时，武则天仍然毫不手软地将他们治了罪。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容不得狄仁杰不加倍小心。
一般而言，古代大臣中的一些聪明人，一般都会注意把握一个分寸，不会使自己的光芒太过耀眼，以免让君王的形象在自己的映衬下黯然失色。他们总会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求得君王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从而释疑化妒。
在刘邦的智囊团中，陈平是分量较重的一个，他曾经六出奇计，多次把刘邦从死亡的悬崖边上拉回来。刘邦死了后，吕后临朝称制，让陈平做右丞相，国家大小事他都管得着。但恰恰这时，有个人要阴陈平。
因为陈平当年曾受刘邦的命令出讨过吕后的妹夫樊哙，而为吕后的妹妹吕媭所痛恨。以前刘邦是老大，吕媭也就忍了，现在吕后称制，吕媭算是忍不下去了，天天在吕后面前进谗言说：“陈平为右丞相，天天饮醇酒，调戏妇女。”
陈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现在正受吕后忌讳呢，不干点不得民心的事，转移吕后视线，又怎么能打消吕后担惊受怕的心理呢？因此陈平听到吕媭的话后，不但不改，反而日甚一日。对此，吕后不仅不怪，反而十分高兴，当着吕媭的面对陈平说：“她一个妇道人家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了，我不会错待你，你也别担心我会听信她的坏话。”
陈平就以这样荒唐的生活方式，让吕后认为他并无大志，而是专心于声色犬马，从而安然度过了吕后专制那一段西汉社会最为复杂的政治时期。吕后权欲心极强，又心胸狭窄，对于那些追随刘邦而又立过大功的人，难免心存畏惧，陈平要是对朝政过于认真、扬才露智，必有揽权之嫌。他的无所事事，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狄仁杰干的就是陈平干过的事。最高掌权者只有在夺取权力的艰难岁月里，才需要武将的勇力，文臣的智慧。一旦权力到手，天下太平的时候，勇力和智慧就成了悬在他们头顶的利剑，他们不但用不着，反而会想尽办法除之而后快。这时候，如果不想小命不保，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掩其美，把自己搞得臭一点、坏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