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人们，“承包制”的概念似已是恍若隔世了。但在经济生活几乎完全操之于政府行政控制之手的20世纪80年代，承包制的宏观释义叫“放权让利”，它曾经是企业家反对行政权控制的一柄利刃。承包制的推行，使我国企业家从放权让利入手，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撤销行政性公司的改革浪潮。当改革勃兴、“企业松绑”，当年的“企业政治变法”风起云涌，遂造就了一代政治型企业家崭露头角。
80年代改革之始，企业所受的种种束缚绝难为今人所能设想。以上海为例，政府设立了“条条”与“块块”的层层部门，控制着企业“产、供、销”一切环节，企业只是单纯执行生产任务的工厂车间，一切自主的经营性活力均无从谈起。改革的第一步表现为将各行政性工业局（如轻工局、化工局等）“翻牌”为行政化工业公司，其管理方式却并无质的变化，所有的工厂都是这些行政化公司的下属与分支。“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矛盾，大多依然存在。
然而，束缚之下，又遑论身手？企业家本该有的开拓性、创新性将无从体现。当年极其紧迫的城市工业经济改革，也是无从突破。而农村改革一声炮响，送来了改革成功最直观的示范。其核心内涵，恰恰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说到底，不过就是最大限度摆脱政府的行政束缚与行政干预，其中的政治性含义常常会大于经济性含义。1978年小岗村那18个按在“生死文书”上的红手印便已昭示了“先行破冰”式的政治凶险，更何况“文革”意识形态的巨大魔影仍然死死压在全中国的头顶。企业管理者不得不披上政治家的外衣，不得不去完成政治家的社会功能。这本来就是一种时代错位，一个巨大悖论。“企业松绑”成为当年改革推动的第一要义，承包制则是这“第一要义”的几乎唯一可行的现实手段。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承包制本身，在其承担着“对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控企业的否定与冲击的体制革命功能、用放权让利的简单方式进行的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管理转型功能、在短缺经济时代争夺资源的主要手段的运营方式功能、公有制条件下的企业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功能”四大功能的同时，由于其本身的过渡性缺陷，必然会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走向自我末路，这无疑又加大了企业管理者可能败亡的风险。
在这样奇特而难以预测的变异性环境面前，企业家将如何自处？他们应该有怎样的智慧？而往往又会陷入怎样的误区？
且看其中两例的实际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