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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二化改革：企业家与政治家的远近关系
初识苏乃熙
在20世纪80年代，苏乃熙与他领军的福州二化名气很大。福州二化是一家始建于1958年的地方国企，1995年作为“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更名为“福州二化集团有限公司”。 1998年由福建石化集团公司作为主要发起者，以二化集团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而组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我初识苏乃熙是在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停刊）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面谈话，他就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福建55家企业“斗胆”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松绑放权，并得到当时福建省省委书记项南的大力支持的故事。言谈之间，苏乃熙慷慨激昂，神采飞扬，令我颇受感染。
苏乃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有精明与干练的商人特质，又有强势与激情的政治偏好，带有政治家与商人二位一体的个性。苏乃熙是一个极有抱负的人。在他看来，大企业互持股份，由企业家阶层主导企业与经济的日本模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最该推崇的改革方向。他认为，一旦建立起这种完全摆脱政府行政干预的企业模式并假以时日，福州二化可以变成中国的杜邦，与世界上最成功的化工跨国巨头比肩而立。
承包制的围城
福州二化的咨询项目于1989年3月正式立项，我们为企业作了全面诊断，把咨询聚焦在以下几个难点上：承包制到底有没有两面性？应该局部改良，还是需要全面推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结构解决国有企业的制度难题？
福州二化这样的原材料企业，在短缺经济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集重点改革的政治地位（福州二化发起了国企松绑运动）与商品紧俏的经济地位（二化的产品严重短缺、供不应求）于一身，企业与苏乃熙本人都如日中天，那种炙手可热的良好感觉令他们对行政干预有天然的抵触。
但是，我在与苏乃熙私下谈话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尽管他已身处事业之巅，但内心里却深埋着高处不胜寒的恐惧与战栗。在苏乃熙看来，承包制固然带来了很大程度的经济解放，但正是这种体制，使企业家仍然受制于政治，处于政治附属品的不利地位。承包制改革越往下推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怎样长期稳定、规范，行政权力与企业家之间如何完全脱钩和真正分离等悬而未决的深层次问题就会越凸显。
与企业改革的矛盾相对应，福州二化在企业发展上面临的最大矛盾恰恰也是其最大优势，即产品供不应求。80年代中后期的福州二化，在承包以后正逢鼎盛期，化工产品供不应求，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扩大产能。当时的银行体制处在“切块分配贷款指标”的状态，企业自我扩张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怎样调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资源服务于福州二化的扩张，怎样在全社会融通资金，扩大再生产，就成为福州二化发展中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承包制只能靠自我积累追加投资，因而此时的福州二化，面临继续推进承包制，还是直接转换股份制的重大选择。
“承包已死，股份当立”
由于当时的三大阻碍--一是当时整个社会上很难找到多元投资者；二是用多元的投资屏蔽政府所有权，隔离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阻碍太大；三是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可以享受很多承包制的优惠政策，可以通过包死基数降低税率，将所有者的产权收入全部留存，因此会“就近利而废远筹”。福州二化不可能直接否定承包制和一步到位地推行股份制，并进一步推行产权多元化的全面改革。
经反复调研和深入探讨，我们对福州二化的咨询方案正式出台。
首先，我们给企业制定了一个继续向大型化工企业升级的规模化发展战略，把福州二化变成立足福建、走向全国的国家级大公司。由于这一扩张战略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们主张企业的发展仍以承包制为名义和前提。
其次，咨询方案推到突破性的第二步，让福州二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试行股份制，通过对各个下属企业集资融资的手段来扩大再生产，以超越承包制的局限性。股份制试点的争论除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障碍外，另一大客观不利是当时民间没有资金，无法解决实施股份制的投资来源问题。
但是，对福州二化而言，那些短缺经济时代的下游企业，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和充足的购买原材料冲动，福州二化可以借助产品短缺的优势地位，将下游产业各企业的分散资金聚合到子公司的项目平台上来，加速其市场扩张。
这种不完整的股份制推进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再次提升，由福州二化与国内其他企业互相换股，推进大企业集团相互持股制。大企业持股制，是以没收大型财阀的控制权、破除大财阀垄断为前提，推行企业分拆，形成企业间互相持股、环状持股、交叉持股的格局，建立企业家互相评价的一套机制，协调各大企业间的关系。苏乃熙始终对这一模式十分推崇，认为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最后，由于股份制方案涉及企业未来的框架和管理模式，因此我们又深入研究了怎样将福州二化变成企业集团，建立科学的企业决策机制和分层管理体制。
改革献祭者的悲情血色
1989年5月，我们在福州召开了一次由原省体改委、原省经委参与的“福州二化深化改革研讨会”，请到了原国家体改委的司长孙效良和股份制专家刘纪鹏参会。我在会上进行了改革思路的全面阐述与推介，方案得到省里和部里的全面支持与肯定。
但此时，中国政治结构中出现明显的反改革思潮。苏乃熙一年前的忧虑无情地变为现实，福州二化的发展最终沦为一场改革的悲剧。1989年年底，苏乃熙被捕入狱。苏乃熙出狱后，我陆续见过他几次，他说入狱后先是查他的政治问题。但审查了他很长时间，实在没有证据，无奈之下，为了区区千元钱的礼品加之于罪。很多年来，我一直深为这位可能会成为最优秀企业家的人才惋惜。
在我看来，苏乃熙是这一特殊时代的改革先行者，是这一特殊时代的制度突破者，是这一特殊时代的政治牺牲者，他的骤然失败在中国改革的大画板上泼上了一抹另类的悲情血色。这摊血色，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反复映入很多人的眼帘，成为改革进退轮回的一个鲜明标志。
但中国改革突破制度围城的大方向已无可逆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乃熙其实是改革的献祭者……
“悲剧”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招致毁灭。以苏乃熙之宏才远志，在巨大的政治风浪面前也只能徒唤奈何，最终锒铛入狱。这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所要付出的“另类成本”。
80年代的政治型企业家往往是从政治化的旧体制中直接脱胎出来的，本身带有“半政治家”色彩，在当时的改革大潮中很容易为了改革和企业的发展等因素，与政治家的诉求紧密联系。
我们在对当年往事的回顾中，谈论最多的还是企业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当年的事实似已证明，在政治多变、急速转轨的中国，企业管理者“玩政治”永远是危险的，不管你有多少正当的、必然的理由。企业家之为“企业家”，就在于他应懂得在企业运营与政治操作之间设立必要的绝缘隔层。与西方的政治民主不同，政企双方搞得再紧，在获得相关资源、项目或利益等方式上还是公开的、透明的、法治的，想额外获得超额利益，就可能被新闻及社会舆论曝光。而中国往往并非如此。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机会型企业成为当时主导，企业家要靠与政治家的密切联系，才能取得大量的资源与利益，其中又恰恰带有相关的灰色成分，其风险也因此而带有彼此寻租的“原罪”性质，实际情形表明，并不比80年代危险性小。到了21世纪，此类关联仍大量存在，特别是这几年政府实力越来越强，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企业家更需要与政治家建立联系与沟通，以把握政策走向和政策机会。企业家在追求经营松绑、资源获取或其他经济要素的同时，也永远要警觉于与政治之间的捆绑。永远要明白，政治的维度充满了波动、轮回与沉浮，充满了权力斗争的不可测性，充满了不断的调整与“再平衡”。为了平衡，也往往要牺牲掉一些人以求其功。身为企业家者必须明白：“时代”是不会错的。“政治”也是不会错的。在这“永远不错”的强大的时代与强大政治面前，企业家该当如何？可能唯一有意义的，就是调整自我，修炼自我、警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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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承包理论：企业家与政治主张的关系
周冠五与赵玉吉
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始建于1919年，在中国企业联合会按2011年数据评选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首钢营业收入列第11位。
首钢是中国承包制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企业。首钢与政府间的承包合同，是钢铁产业处于低谷期签订的，其利益安排非常有利于企业。承包之后，中国经济很快进入快速发展期，上游原材料产品明显供应不足，钢铁产品的短缺尤其突出，致使钢铁原材料一路涨价。首钢因此大受其益，积累了大量资金可用于全面投资与运作。因此，坚定不移地维护承包制，源于首钢承包制理论的利益基础。
首钢的改革是在铁腕强权人物周冠五领导下推进的。我与周冠五在各种会议上见过很多次，没有深交，但与他的副手赵玉吉却关系很近。赵玉吉与周冠五的关系十分传奇，我见过他们四种状态下的不同关系。
1988年，初识赵玉吉时，他从中央书记处调入首钢，被当做周冠五的接班人培养，意气风发，并时时刻刻关注着改革大势和改革理论，与我们高谈阔论的都是各种敏感前沿的政治话题。但是，与赵玉吉的开放性格截然相反，首钢内部是一个周冠五权威至上的封闭“王国”，赵玉吉的思考热点常常游离于“王国”之外。
不久以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赵玉吉，他被贬到机械板块任职，操作着首钢收购的一批军工制造企业。这时的赵玉吉已不再有任何的高谈阔论了，且对首钢的产业扩张战略充满忧虑，一旦说起首钢的内部政治关系，他便讳莫如深。
到了90年代初中期，赵玉吉又回到权力核心，并培养起一班少壮派人马，与首钢的“老人圈”展开权力周旋。那时的赵玉吉，已经对首钢的理论体系、发展战略、政治生态和管理模式有了很多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我们谈论的问题更多地聚焦于怎样超越首钢的旧时代。
但赵玉吉的好景不长，他的改革努力归于失败，周冠五认为他在抢班夺权，将他与整个少壮派团队全面清洗。最后一次见到赵玉吉时，他已调入物资军工公司。首钢的这段阴霾历史，仍然让人感到震撼。
首钢的承包制理论
承包制到底是放权让利、解决政府和企业家之间权责利关系的临时措施，还是一种永久性的企业制度安排？中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有过激烈的争论，而且是在农村承包制推行之初就存在。当时，面对“左派”的意识形态压力，必须论证承包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此，农村承包制改革被认为是在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以家庭为经济主体进行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在农村，没有人把承包制作为过渡性措施看待，而是作为长期不变的制度安排定位。
我国农村改革的热潮期里，我正在北京市党校上学，我的表哥周其仁是农村改革的全程参与者，是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左膀右臂，他带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一号文件。他本人当时也把农村联产承包制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是，我从1970年到1978年在农村插队八年，既见过东北白城地区的偏远农民，也十分了解北京近郊的现代农民，因此对承包制的作用及其向城市改革的延伸，一直另有看法。伴随第一轮改革成效收尽，承包制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