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来，我国共有四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第二次是90年代中的全面紧缩；第三次是2007年起一路持续的宏观调控；第四次则是全球金融海啸后，自2010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评价80年代的治理整顿是个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的问题，它既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不可分割，也与中国起步改革时期的特殊经济矛盾紧密相连。
第一次宏观调控的经济背景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从1982年到1986年，承包制从农村走入城市，从国有企业到地方政府全面展开。放权让利的承包制给全社会增加了巨大活力，也刺激了市场需求的急剧膨胀，计划时代普遍性的商品短缺矛盾更为突出。这时的“通货膨胀”因“承包制+价格管制”而以“价格双轨制”的形式体现，价格“寻租空间”高达GDP的２０％。大量的行政权力渗透其间，全民皆“商”和大肆贩卖批文的“官倒”现象一度猖獗泛滥，严重扰乱国家经济秩序。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方案”由此出台。吴老认为价格之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因而，该方案被形象地称为“价格闯关”。但是，价格改革的消息一出，短缺经济的供求矛盾与价格闯关的心理恐慌结合，导致了1988年的价格暴涨。从1981年到1984年，物价指数每年只涨2%，到1985年则猛涨了119%，之后虽稍有回落，但1988年很快又攀上207%的高峰。当1988年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后，抢购风潮闻风而至，到8月份更是演变为涉及绝大部分消费品的全面抢购潮。价格闯关被迫中止。
价格闯关的失败，促使吴老的价格改革理论趋于成熟。即改革必须首先用紧缩手段平衡供求，在市场平衡后放开价格，靠充分竞争的市场力量淘汰所有劣势企业，而后在优势企业中展开企业制度改革。这就是“紧缩、紧缩、再紧缩”的“水落石出”。研究表明，这也是东欧各国改革中，所谓“休克疗法”的重要含义之一。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政府从1988年开始，推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治理整顿”，中国改革史上第一次宏观调控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