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全面紧缩型的调控，政府采取了吴敬琏的政策主张，并在治理通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不仅刹住了投资增长过快和需求增长过快的风潮，而且使价格双轨制因供求平衡而趋于消失。客观地讲，吴老的宏观调控思想和调控方式，对80年代末的两界政府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是，这次紧缩同样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清理整顿公司，打击了中国社会已经成长起来的市场活力。
在80年代初中期，确有不少并无真实业务、仅靠权力钻营生存的公司。但是，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去强制关闭市场主体，恰恰压制了正在觉醒的体制外活力。到1990年年底，全国撤并各类公司十万多家，占原有公司总数的352%，其中既包括行政权力性的“翻牌公司”，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市场化公司。整顿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将经济活动“回归”到传统的经济主体结构。这无疑与改革开放的方向严重背离，并使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步伐大大减慢。
其二，全面性地抑制投资、紧缩信贷，使1990年到1991年出现相当明显的经济萧条与生产衰退。与传统中“不患寡、患不均”的思维定式相类似，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一直把通胀的威胁置于萧条的威胁之上，从来没有认识到：与通胀对民生的破坏性相比，经济全面萧条的破坏性显然更大。
我们至今经常在讲扩大内需市场与缩小城乡差别，而在80年代中后期，农村承包制涌现的大批万元户与流通领域出现的全民经商，强烈刺激着城市职工工资的上涨，由此产生了超强的市场内需。我曾经在农村插队10年，对农民的收入变化十分敏感。记得1987年，我们给联想公司当顾问挣了8000元咨询费，在人均工资不到百元的社科院造成轰动。我当时就调侃地告诉同事们：比起我插队乡下的农民，还有漫长的路要追赶。如今看来，如果我们当时更多地重视厉以宁的资源配置理论，用所有制改革来刺激供给，我国经济一定会循着供给良性上升的轨迹持续发展，并从内需拉动的高速度发展，正常转入内外市场需求互动的超常规发展。
其三，治理整顿的调控政策助长了反改革思潮。当时，在理论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对改革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也变得日益严峻，“左”的思想强烈反弹，意识形态的思想禁区也明显扩大。
只不过企业领域的真心英雄，也不免会在其中“水落石出”。平日里怎么比也看不出来，一到艰难时世，谁弱谁强就见分晓。与旧体制关联过甚的政治型企业家在这“水落”之年里，日益显现出其经营开拓能力的软肋与“短板”；而在寒流与紧缩中能破土、能生存、能坚忍者，方显出英雄本色。体制的更替在这过程中，也演绎出紧缩当局者所未曾料到的结局，犹如一类生物在冰河期的衰败与灭绝，会给另一种更具适应性与生长顽强性的生物让出空间。看似优势强大却更不“耐寒”的国企们，也不断为毫不起眼的“草根民企”的崛起而困惑不已。正是这些草根民企在生存夹缝中的顽强表现，使体制外发展的“增量改革”蔚然成风，它与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草根性质”一脉相承，并在如此的困局里，迅速地覆盖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中国改革成功的真正奥秘，无不隐藏其中。
●7
上缆厂的寒冬：企业家与市场波动的关系
治理整顿的市场效果
上海电缆厂（以下简称“上缆”）是中国最大、最优质的电缆企业，与沈阳电缆厂（以下简称“沈缆”）形成南北两强并立的格局。在短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上缆联合南方的许多地方企业，组成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主要由上缆提供各种帮助，扶植地方企业发展，协调各个企业在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冲突。在此过程中，上缆利用自己的领袖地位不断克服短缺经济时期的生产瓶颈，使自身能力得到迅速发展。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认识了上缆的董厂长。董厂长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企业家，他善于学习，很愿意结交有想法的人才，很愿意接受各种有价值的意见。我们与上缆的最初合作是由于“企业横向联合”，即如何建立南方电缆企业集团。后来，董厂长委托我们总结上缆的质量管理经验，参加国家全面质量管理奖的评选。上缆希望靠质量管理的荣誉克服市场衰退的危机。这时，我才在一线体会到了经济紧缩的恶果。
1989年以后，治理整顿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紧缩期。由于电缆应用集中在国家的基本建设工程、发电网站的投资和建设等，所以政府投资的收缩很快传导至电缆企业，电缆市场迅速萎缩。在1989年的电缆订货会上，上缆从1988年的供不应求，突然转为1989年的完全没有订货，所有电缆企业都强烈感受到了巨大的市场压力和危机。
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低，当时除了西安国旅这类开放型旅游城市的旅游企业受到了国际关系的影响，其他企业无此敏感性。上缆是国家重点电缆企业，其主要市场是国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大项目，特别是电力电网的建设等。因此，1989年，治理整顿的紧缩政策，从清理公司转入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上缆首先陷入了市场的危机。
市场形势严峻，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又雪上加霜。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保护地方电缆企业，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使上缆这样的优势企业的市场地位更为不利。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想不到的奇怪现象：上缆以横向经济联合扶植起来的企业集团成员，此时却反过来成了它的市场敌人，整个市场经济呈现出以劣逐优、以弱挤强的普遍趋向。
拯救上缆
为使上缆突破市场瓶颈，我们先是着手为其制订品牌推广计划。在对上缆做了非常细致的调研基础上，总结了企业注重科研开发、注重新产品开发、严格质量控制的宝贵经验，并提炼出了一套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导向的组织模式和管理运营模式。这份研究报告直接送交给时任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的袁宝华同志，得到高度认可。不久，上缆参选影响力较大的全面质量管理奖，并为此而开展各种渠道的品牌宣传，通过媒体公关方式，引导各大报刊传播上缆的经验。同时，董厂长还赞助并出席了1990 年的中央电视台元宵节晚会，利用央视媒体全面传播企业品牌。最终，上缆夺取了这块重要的奖牌。
令我们意外的是，国家全面质量管理奖的获得没有给上缆带来市场转机，让我们在80年代第一次领教了市场冷落的味道。为此，我们又着手为上缆设计第二套战略联盟的市场重组计划。
在计划经济时期，上缆与沈缆是国家重点投资的南北两强。改革开放以后，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明显有利于两大优势企业，两强之外没有第三、第四，而是一群小规模企业。全国各地的后起之辈也多是两强帮助兴建的中小型地方企业。为此，我们策划了一个南北两强联手整顿市场秩序的方案，由两家企业建立联盟体，分大区联合当地弱势企业，共同占领当地区域市场，排斥其他企业竞争，再按三方贡献切分利益。这一方案的市场目标，是通过两强联合，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市场竞争规则，消除盲目投资的竞争对手。在市场组织形态上，我们借鉴了嘉陵公司各厂家合伙经营的分成办法，按合作比例分享共同市场的利润。
方案制订后不久，我们推动上缆与沈缆在全国电缆订货会上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交流。在双方会谈当中，我才了解全国电缆行业在治理整顿中的困境全景，“紧缩、紧缩、再紧缩”的政策，不是导致了优胜劣汰的“水落石出”，而是加速了优势企业的毁灭。因为，当年的市场格局，是由条块分割的政府分散把控的不完全市场，紧缩政策在加剧这种市场封闭与保护。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搞电缆企业联盟，确实存在极大的体制障碍。因为，双方联盟的冲击对象，是打破地方政府对市场的保护和封锁，两家企业为此不约而同地知难而退。
以原有体制内的努力，去冲破体制内的障碍，特别是又处在产品需求直接被紧缩的严峻时期，是否往往会徒劳无功？这些设备优良的旧有国企，往往用尽了各种政治型的手段而仍难成功，它们的全部解困想象力似乎都被体制困境所围堵了。
但是，这一经历对我们后来的咨询服务影响很深。时隔近二十年，直到2008年7月，当新一轮的经济紧缩迅猛而来之际，我又在为浙江的民营企业设计同样是御寒脱困的方案。这是一批出口美国市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十几家企业的份额占到中国企业的80%。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增高和原材料涨价，使所有企业难以为继。我们借鉴当年电缆业的经验，设计了企业联盟竞争国际国内市场的合作方案，受到参加联盟企业的一致好评。与20年前的电缆企业相比，今天这些民营企业联盟所对抗的主体对象已不是政府，而是美国的市场客户。
南北两强衰败的反思
上缆与沈缆均在后来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衰退了，电缆行业的主导力量在90年代中后期转向了新一代民营企业。这一结果，我们在1990年到1991年的上缆咨询中已经预感到了。
中国的优势国企经不起市场大起大落的打击。在80年代中后期，如果国企改革不是被治理整顿抑制，如果有机会在高速发展中迅速推行股份制改造，并最终完成大公司互持股份，甚至是MBO（管理者收购）的改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中国企业的改革深度将完全是另一种状态。如果借高速发展的势能深化改革，靠所有制改革走向完全的市场化，在重组整合地方企业中健全全国大市场，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与分割经济的体制束缚，采取调整式解放而不是破坏性抑制先进生产力的方式，上缆与沈缆这两家优势企业本来是可以脱困，也不必衰败的。
但是，80年代末期，由于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失控局面，治理整顿的政策存在巨大偏差，其立足点和操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恢复计划经济的味道。这一政策确实引发了市场萎缩与地方保护并存的局面，造成了打击优势企业与保护劣势企业的不良后果。由此反观上缆与沈缆的衰退，也就是情理之中的必然了。
上缆一案，包含着企业家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即一旦到了全社会的经济低谷期，该怎么办？上缆作为国有企业，历史上赖以生存的空间主要是计划经济下的基本建设投资市场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订货，在经济、货币、投资突然紧缩的情况下，赖以生存的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缆固然尽力采取了各种方法以摆脱困境，但其措施均治标不治本。比如南北两大公司联盟等。但市场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电线电缆正从国家消费转向市场消费和民营化的消费供求，这时需要对经营手段方法进行根本性调整，而我们的国有机制在这次危机中暴露了很深层次的问题，整个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市场波动，不善开拓全新的或补足所缺的市场化能力，这些全新的问题甚至很难进入当时企业家的视野。
尽管在我看来，当年的治理整顿把中国经济突然扔进了冰窖，在调控原则及具体做法上都有较大的消极作用。但从正面去理解，第一次经济低谷对传统国有企业有着重要的警示。套用《菜根谭》里“念头稍异，境界顿殊” 一句话，用在上缆当年，叫做“机制稍异，生死两途”。上缆案例表明，遇到外部的危机性环境时，不能够走出传统计划经济的企业家和企业，必然被市场经济淘汰；而能够迅速把握新机会、新成长点的企业家，就会走出困境。
20年之后我们所顾问过的那些汽车零部件民企所遇的外部压力和环境难题，似乎比当年的上缆所遇犹有过之，但它们能挺过来而上缆却不能。由此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眼界有限，可利用的转型空间也有限，因此很难像90年代中期和后来的21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中很多企业那样转型自救。毕竟，外部环境常常是无法选择的不可抗力，但企业家本色的试金石，正在于发生危机或市场风波时的临危不乱和多出善策，正在于不同的机制内涵会有不同的市场发挥。那么保持和更新企业自身在机制动力上的“优质基因”，永远是企业家们的重中之重。
●8
温州民企御寒：企业家与转型转轨的关系
温州改革开放概况
改革开放前，温州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当时的情况是“三少一差”。即人均耕地少，全市人均耕地只有033亩；国家投入少，新中国成立后到1981年的三十多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655亿元；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少，除了矾矿外，没有更多的可开发的矿产资源；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火车，仅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路况很差的104国道。温州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一个薄弱基础上起步的。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改革按照邓小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解放思想、大胆起步，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温州从“一辆车子（发展商品经济）、两个轮子（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起步，找到了最低投入的有效启动点，开创了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局面；第二阶段，从80年中期到90年代初期，温州在家庭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创新，创造了温州经济格局的新优势；第三阶段，“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温州开展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实行质量立市，集中解决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第四阶段，党的十五大以后，温州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东部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市进入由提前实现小康向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新的发展阶段。
由此，温州经济奇迹般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292557亿元，财政总收入从135亿元增加到4114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51亿元增加到14981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11416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1年的42264元，增加到2010年的31201元，远高于长三角16城市，排名江浙沪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