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出逃以来，我还不曾想到提及佩格蒂的情况。不过，我一在多佛有了安身之所，不用说，我几乎立即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在我姨婆正式决定当我的监护人后，我又给她写了一封更长的信，报告了全部详情。当我进了斯特朗博士学校后，又给她写了第三封信，详细叙述了我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在最后这封信里，我还随信附去了半个几尼金币，用狄克先生给我的钱，来偿还以前向她借的债。当时我所感到的快乐，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有关那个赶驴的小伙子的事，我以前从没向她提过，只是在这封信中，我才告诉了她。
对我这几封信，佩格蒂简直像个商务秘书似的，回复得非常迅速，当然不及他们写得简明扼要。
她告诉我一个消息，使我感到非常难过，那就是，我们老家的家具全都卖掉了，谋得斯通先生和谋得斯通小姐已经搬往别处，那座屋子也封上了，打算出租或者出卖。上帝知道，只要谋得斯通姐弟住在那儿，那座房子就没有我的份儿，不过想到这座亲爱的老住宅竟完全让人抛弃，花园里会长满高高的野草，小径上积着又厚又湿的落叶，总让人感到伤心。我想象冬天的寒风在房子周围呼啸，冷雨敲打着窗玻璃，月光照在空房的墙上，映出憧憧鬼影，终夜伴守着它们的寂寞。我重又想起教堂墓地树下的那座坟墓，如今，仿佛那座房子，也跟我的父母一样死去了，跟我父母有关的一切，全都消逝了。
在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在我回校去上课以前（因为我们早饭前有一个钟点的课），我正陪着狄克先生从旅馆步行去驿车站时，在街上碰见了乌利亚。他提醒我说，我以前曾答应去他家跟他和他母亲一起喝茶，末了还身子一扭补充说：“不过我可没有期望你会不失约，科波菲尔少爷，因为我们太卑微了。”
我真的还拿不定主意，对乌利亚这个人，到底是喜欢还是厌恶。当时我跟他面对面站在街上，对此依然还是疑惑不定。不过我觉得，让人认为骄傲，总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所以我就说，我只是等着人邀请罢了。
“哦，要是就这么回事，科波菲尔少爷，”乌利亚说，“你真的不是嫌弃我们卑微，那请你今天晚上来好吗？不过要是因为我们卑微，你不肯赏脸，我也希望你别把这当作一回事，放在心上，科波菲尔少爷，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我说，这事我得跟威克菲尔先生说一声，要是他没有意见，我是很乐意去的。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一定不会有意见的。于是那天傍晚六点钟（那天事务所下班算是早的了），我对乌利亚说，我已准备停当，可以去他家了。
我们走进一个低矮的老式房子，从街上一直就通到屋内。我看到了希普太太，她长得跟乌利亚像极了，只是矮了一点。她接待我时谦卑到极点，连吻自己的儿子时，也对我说了一番抱歉的话。她说，他们虽然地位卑下，但仍有着互相关爱的天性，他们希望，这不会让任何人看着不顺眼。
“我的乌利亚，”希普太太说，“盼这一天，已经盼得很久了，少爷。他一直怕你嫌我们卑微，不肯赏脸，我自己心里也跟他有同样想法。我们这会儿卑微，我们从前卑微，我们以后还是卑微。”希普太太说。
“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那样的，希普太太，”我说，“除非你们喜欢那样。”
“谢谢你，少爷，”希普太太说，“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觉得，希普太太渐渐地离我越来越近，乌利亚也慢慢地凑到我的对面。他们恭恭敬敬地硬要我吃桌子上他们认为最精美的食品，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口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物轻人情重，所以也就觉得他们的招待非常周到。不久，他们谈起自己的姨妈来，我也跟他们谈了我姨婆；他们又谈起父母，我也跟他们谈了我父母；接着希普太太又谈起继父来，于是我也开始对他们谈起了我继父的情况；不过我很快就打住了，因为我姨婆嘱咐过我，要我不要谈这方面的事。可是，一个松软的木塞是对付不了一对瓶塞钻的，一颗稚嫩的牙齿是敌不过两个牙医的，一个小小的板羽球是耍不过两只板羽球球板的，同样，我也对付不了乌利亚和希普太太两个人。他们爱怎么搬弄我，就怎么搬弄我；把我原来不想说的、说了都要脸红的事，全都慢慢套了出来；特别是当时我年幼天真，以为我这样对人推心置腹，是自己的长处，完全是对两个恭恭敬敬款待我的人的一种眷顾。
他们母子俩非常相亲相爱，这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情况也影响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性。可是他们俩，一个说了什么，另一个就接着说什么，这种一呼一应的技巧，还是使我难以抵御。等到有关我自己的情况已经没有什么可套问时（有关我在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的那段生活以及出走的情况，我只字未提），他们又开始议论起威克菲尔先生和爱格妮斯来。乌利亚先把球抛给希普太太，希普太太接住后，又回抛给乌利亚，乌利亚把球捧了一会儿，接着又把球抛给希普太太。他们就这样不断地把球抛来抛去，直弄得我闹不清球到底在谁的手里，把我完全给搞糊涂了。而且这个球本身也老在变化，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先生，一会儿是爱格妮斯小姐，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先生如何杰出，一会儿是我对爱格妮斯如何赞赏，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先生的业务和收入，一会儿是我们晚饭后的家常生活，一会儿是威克菲尔先生喝什么酒，他喝酒的原因，以及他不该喝那么多酒。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然后是这个那个，诸事并提。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好像并没有怎么说话，除了怕他们因过于自卑以及因我的光临而太受拘束，偶尔说几句给他们凑点趣之外，我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可我还是发现，自己一直在那儿透露这样或那样不该透露的情况，这只要看看乌利亚那凹陷的鼻孔，那一张一翕的样子，你就知道了。
我开始有点不安起来，但愿自己这次拜访能安然结束。就在这时，街上有个行人经过门口——因为当时天气闷热，房间里热，所以开着门透风——又走了回来，朝屋内瞧了瞧，就走了进来，一面高声叫道，“科波菲尔！竟会有这么巧的事？”
原来是米考伯先生！正是米考伯先生！他身上挂着他那只单片眼镜，手里拿着他那根手杖，脖子上挺着他那副硬领，全身摆出他那副绅士气派，说话带着他那有优越感的洪亮声调，一切俱备！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同时把手伸了出来，“这次相逢真让人感到世事沧桑，变幻无常——简而言之，这次相逢，真是不同寻常。我正在沿街走着，心里琢磨，也许会有什么事发生（我现在对这一层相当乐观），没想到竟遇上了一位年轻但受我敬重的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多事之秋结交的一位年轻朋友，可以说，跟我的生存转折点相关。科波菲尔，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你好吗？”
我现在不能说——实在不能说——我在那儿见到米考伯先生很高兴；不过见到他我还是高兴的，跟他亲热地握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