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米考伯先生介绍给乌利亚·希普和他的母亲。于是我就做了介绍。当他们在他面前极力贬低自己时，米考伯先生坐了下来，以最优雅的姿势挥着手。
“凡是我的朋友科波菲尔的朋友，”米考伯先生说：“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太卑微了，先生，”希普太太说，“我儿子跟我，不配做科波菲尔少爷的朋友。他太好了，肯赏脸来跟我们一起喝茶。他能光临，我们真是太感激了。我们也很感激你，先生，承你看得起我们。”
“太太，”米考伯先生鞠了一个躬，说，“你太客气了。科波菲尔，你现在在做什么？还做酒的生意么？”
我急着只想把米考伯先生支开，于是就拿起帽子，无疑脸也已经通红，回答说，“我是斯特朗博士学校的学生。”
“学生？”米考伯先生扬起了眉毛说，“我听到这话，真是太高兴了。尽管像我的朋友科波菲尔这样的头脑，”他对乌利亚和希普太太说，“根本不需要这种培养。只有那些为人处世知识都没有他那么丰富的人，才有这种需要。他的大脑依然是一片沃土，蕴藏着勃勃生机——简而言之，”米考伯先生微笑着，又做出说体己话的样子说，“他这种智力用来研究古典文学，要多深就能多深。”
乌利亚慢慢地交缠起两只瘦长的手，还从腰部以上可怕地扭动着身子，表示赞同米考伯先生对我的奉承。
“我们去看看米考伯太太好吗，先生？”我说道，一心想把米考伯先生支开。
米考伯先生落脚的是一家小旅馆，而且住的是这家小旅馆里的一个小房间，跟那些旅行商贩们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因而房内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我想这房间的下面一定是厨房，因为地板缝里一直冒出一股热烘烘的油膻味，墙上也挂着淋漓欲滴的水珠儿。我知道，房间还靠近卖酒的吧台，因为这儿能闻到烈酒味，听到玻璃杯叮当的声音。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看到了米考伯太太。她斜倚在一幅赛马图下面的一张小沙发上，脑袋紧靠火炉，双脚搁在房间另一头的一个食品架上，把上面的芥末瓶都推下来了。米考伯先生先走进房间，他对米考伯太太说：“我亲爱的，让我向你介绍一位斯特朗博士的学生。”
我顺便说一下，虽然米考伯先生仍跟以前一样，弄不清我的年龄和身份，但是他始终记得我是斯特朗博士的学生，因为这是件体面的事。
米考伯太太起初大吃一惊，不过看到我她很高兴。我见到她也非常高兴，双方亲切地互相问好之后，我挨着她在那张小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你把我们的近况跟科波菲尔说说吧。我认为，毫无疑问，他一定很想知道。我先去看一会儿报纸，看看广告里有什么机会没有。”
“我本来还以为你们在普利茅斯呢，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先生出去后，我对他太太说。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回答说，“我们是去普利茅斯了。”
“人在当地好找事嘛。”我提醒了一句。
“正是这样，”米考伯太太说，“人在当地好找事。可是真实情况是，当地的海关不用有才能的人，要想给米考伯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在那个部门安排个什么位置，我娘家在当地的势力还够不上。他们情愿不用米考伯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因为用了米考伯先生，只会显出别人不中用。除了这个以外，”米考伯太太说，“不瞒你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我娘家在普利茅斯的那一房，知道米考伯先生除了带了我，还带了小威尔金斯、他的妹妹，还有那一对双胞胎一起去后，他们就没有热情地来接待他，本来他们是应该热情地来接待他的，因为他刚从羁绊中摆脱出来呀。事实上，”米考伯太太放低了声音，“这话我可只跟你说——他们对我们是很冷淡的。”
“有这样的事！”我说。
“没错，”米考伯太太说，“人会变成这样，想想真让人痛心，科波菲尔少爷。不过他们待我们确确实实冷淡得很，这毫无疑问。我对你说实话吧，我们还没有待上一个星期，我娘家在普利茅斯的那一房，就很不客气地攻击起米考伯先生来了。”
我嘴里说，心里也这样想，他们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米考伯太太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像米考伯先生这样一个有骨气的人，你说该怎么办？明摆着只有一条路，跟我娘家的那房人借钱回伦敦，不管有多大牺牲，都得回伦敦。”
“这么说，你们一家又全都回伦敦，米考伯太太？”我问道。
“我们一家又全都回伦敦，”米考伯太太回答说，“打那时起，我又跟我娘家的另外几房商议，怎样为米考伯先生找个最适合的事做——因为我始终认为，他总得找个什么事做，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理由充足地说，“一个六口之家，还不算仆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呀。”
“当然，米考伯太太。”我说。
我跟他们告别的时候，他们俩都恳切地再三邀我再去，在他们离开前去吃一餐饭，我无法谢绝，便答应了他们。
第三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非常可口的便饭——有味道鲜美的鱼，烤小牛里脊，煎肉末香肠，还有鹌鹑、布丁；我们喝的是葡萄酒，还有烈性的麦酒。饭后，米考伯太太还亲手给我们调制了一钵滚热的潘趣酒。
总之，直到那天晚上，我跟他和他和蔼可亲的太太热诚告别的最后时刻，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米考伯先生这样快乐过。因此，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时，当我收到写于头天晚上九点半钟——我离开他们后一刻钟——的下面这封信时，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大势已去——一切全完了。今晚，我用故作欢乐的面具，掩盖了遭到毁灭的悲痛，没有把汇款无望的消息告诉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之可耻，思之可耻，言之同样可耻。旅居此店的债务，我已开出一张期票，约定十四天后，在伦敦彭通维尔我的寓所付清全部款项。此票到期，我一定无钱可付，届时唯有毁灭而已。雷霆当头，树木势必击倒。
让写此信给你的可怜虫，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做你终身的灯塔吧。他所以写此信，目的在此，希望也在此。要是此人尚可认为自己还有如许用处，则一线阳光也许还能射进他度过余生的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虽然他的寿命目前（至少在目前）极成问题。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亲爱的科波菲尔。
沦为乞丐的游民
威尔金斯·米考伯
这封内容令人断肠心碎的信，使我大为震惊，立即朝那家小旅馆奔去，想在去斯特朗博士学校时绕道去那儿，设法说几句劝慰的话，来安慰安慰米考伯先生。可是跑到半路上，迎面遇见了驶往伦敦的驿车，车的后部高坐着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先生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微笑着在听米考伯太太说话，一面从一个纸袋里往外掏胡桃吃，胸前的口袋里，还伸出一只酒瓶。他们并没有看见我，我觉得，从各方面来看，我最好也装作没有看见他们。于是，我心中除去了一个沉重负担，便拐进一条去学校最近的胡同。总的来说，他们走了，我也感到轻松了；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