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说清、贪楚官清都官是、官贪， 官因所此行，的要道，首先就需要说清楚什么是官，然后再探讨何谓清官，何谓贪官，何谓清官之道，何谓贪官之道。
官这个名称，产生于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礼记》一书中说：“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又说：“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原来官就是管事的人。在封建王朝中，国君、皇帝是老板，官员就是伙计，是协助老板管理老百姓的人。对于明君来说，官员是助手；对于暴君来说，官员就有可能成为帮凶。没有官员的协助，国君是孤家寡人，做好事做不了，做坏事也做不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从理论上说，皇帝没有了，老百姓成了国家的主人（即所谓“中华锦绣河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应该再有官老爷了，对于官员也改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公仆”。老百姓既是主人，官员就成了为老百姓办事的仆人，因为所办的是公事，所以叫做“公仆”。不过这都是理论上的事，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喊过一声“张公仆”或“李公仆”。在书面上，现在已经把官员称为“公务员”了，但是也还没有普及开来，从来也没有听到有人喊一声“张公务员”或“李公务员”，倒是官员的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封建王朝，皇帝被说成是太阳（天无二日），当官的也就成了天上的星星（《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说，有了功名，就是天上的星宿，打不得的），与平头老百姓的身份截然不同。做了官，就要头戴乌纱，身穿官服（所以至今我们还把官位说成“乌纱”）。官员外出，需要扛出“肃静”、“回避”的牌子，鸣锣开道，要老百姓一律避开。官员坐堂理事，传唤老百姓，老百姓需要跪着说话，一语不合，就可能被打屁股。这些陋规，现在当然都革除了。但是千年积习，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涤荡干净。《官场现形记》中所说的一些官场的怪现象不仅至今仍有残余存在，有时候还会一再回潮，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担忧。例如有人官气十足，有人官话连篇，写的是官样文章，保的是官场场面。甚至于跑官求官，买官卖官，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凡此一切，都为贪污腐败现象的孳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成为大家密切关注的焦点。现在把这些现象的根源探讨一下，也许可供今天反贪污反腐败的工作借鉴。
官是怎么产生的
远的不说，只就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的制度而言，当官的正途只有一个，在秦汉以后隋唐以前是通过荐贤———从地方上层层推荐而来；在隋唐以后辛亥革命以前通过考试———即科举选拔而来。
那么在正途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非正途”（歪门邪道）可以谋官？当然是有的。“非正途”可分两类，一是通过种种渠道不公开地谋官，如太监通过皇帝的关系而得官，外戚通过皇后或太后的关系而得官，唐代的“斜封官”是通过后妃或公主的推荐而得官。二是通过买卖的渠道公开向朝廷买官。有不少朝代曾经公开卖过官，不过所卖的官又有虚衔和实职的区别。如果所卖的只不过是虚衔，朝廷为了敛财，卖一些头衔给士绅和富商，让他们充充面子，摆摆威风，尚无大碍；如果所卖的是实职，买官者的确到任管事，老百姓就遭殃了。因为买官者自认为花钱买官是将本求利，理所当然，他在到任之后必然大贪特贪，坑害老百姓。你无法要求买官者去当清官，他如果当了清官，岂不连本钱都赔光了？
虽然历代的民谚有“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等说法，但是总的看来，贪官不可能是多数，所谓“无官不贪”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因为在许多时代里，官员们并不是人人都有贪污的机会。在道德的堤防没有全面崩溃之前，官员们即使有了贪污的机会，也不至于人人都去贪污。巨贪，特别是在皇帝支持下的巨贪，其破坏力是惊人的。一个王朝，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大贪官控制了朝政，就可以使国家财政崩溃，经济萎缩，民不聊生，民变蜂起，造成整个王朝垮台。多数的清官虽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等不到“无官不贪”的时候，这个王朝就已经完蛋了。
从隋唐以后直至清代，每个朝代大致是300年左右，也大致分为前期、中期和晚期。在前期，由于开国之君励精图治，重用人才，所用的宰相大都是科举正途出身、正派人物（清官），所以国势比较强盛。也可以说，这是一段由清官主持朝政的时代，时间大致是六七十年。到了中期，帝位传了两三代之后，继位之君都是些缺少实践经验的平庸人物，每每被佞臣、外戚、宦官所包围，大权旁落，出现了一些非正途出身的宰相，这些人大都是贪官。中期大约100多年，是清官与贪官互相争夺对朝政控制权的时代。如武则天时代就是如此，她既为满足私欲而包庇小人（贪官），又为了稳定大局而支持君子（清官），以此来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与政局的稳定。晚期一般也只有几十年，经过政局的反反复复，国势走上了下坡路。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朝政一再被非正途出身的权臣所控制，也就是贪官压倒了清官，导致一代王朝遭受内忧与外患的夹击而走向灭亡。这就形成了一条历史规律，也就是说能够重用正途出身的清官则国势强，贪官与清官争权的时候则国势弱，非正途出身的贪官掌握了朝政则国家亡。到了公开买官卖官，出现了贪官治国现象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气数已尽”了。
科举取士是最好的任官制度
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取士的制度，我们对它至今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在令人觉得遗憾。不少人只要一听到科举、考场、八股文、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名词，立刻大起反感，认为那是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可笑的，一直认识不到这个制度对中国的重大贡献，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对于科举取士，它考的是什么内容，那是另一回事，是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而改变的。只就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而言，则在1300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实施这样一种三公（公平、公正、公开）的选官制度，确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堪称人类社会的创举。那时候，世界上别的国家选拔人才，全都摆脱不了宗教的限制（不用异教徒），民族的限制（不用异族），阶级的限制（如古印度的贱民当不了官）。既有“三限”，何来“三公”？只有中国的科举制度，应考者没有宗教限制（信什么教都可以），没有民族限制（唐代的白种人如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都可以应考），没有阶级限制（不论富贵、贫贱），更了不起的是没有年龄限制，惟一不合理的就是有性别限制（不接受女生应考）。专制王朝都少不了贪官污吏，惟有科举一般不受贪污腐败的侵蚀。朝廷特别要保护科举的公正以选拔人才。如果科举也开后门，讲关系，漏题目，则当时农村里的穷读书人就不必读书了，请问他们有什么条件开后门，拉关系？历代都有“白屋出公卿”的例子，就说明科举取士基本上是公正的。当然，科举舞弊的事偶然也有，但是朝廷从来都以严刑峻法来对待，你敢舞弊，我就杀你的头，看你能有几颗头？
贪官污吏在别的问题上舞弊，受害的老百姓一般是不敢闹的，老百姓和官斗，岂不是鸡蛋碰石头？但是考官如果在考试中舞弊，考生就敢大闹。因为历代王朝对于考场的要求都很严格，只要出了问题，必然追查到底。考生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正是一个时代的精英，他们懂得朝廷重视考试的原因，心中有底，遇到考官舞弊，他们就敢闹个落花流水，闹个水落石出。例如1657年即清初顺治十四年秋江南乡试舞弊一案，经过考生一闹，主考官、副主考官及一般考官涉及受贿者，全军覆没，有的被杀头，有的被绞死，家产被抄没，妻子被流放宁古塔为奴。
当时上距清兵入关不过十余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民族大悲剧大家记忆犹新。清王朝为了收揽人心，在江南开科取士正是缓和民族矛盾的一种手段。这一舞弊案的出现，大犯清廷之忌，所以处理起来从速从严，毫不手软。当时江南乡试（选拔举人）在江宁（今南京）举行，主考官为方犹，副主考官为钱开宗。这两个人胆大包天，竟敢在这一次十分敏感的考试中舞弊，接受一些不学无术的纨 子弟的贿赂，使之榜上有名。在考试之前，已有传闻说考生、考官暗地交往，私谈交易。到发榜时，大家发现几个花花公子居然高中，而当时颇有文名的尤侗、汤传楹等人反而名落孙山，传闻得到证实。于是许多落榜考生聚集榜前，大呼“考试不公”，直指榜上的前三名为“贾（假）斯文、程不识、魏无知”，狂呼大闹，还聚众痛打了考官龚勋。当方、钱两主考乘船离开南京时，许多人在岸上边追边骂，并以砖头石块投掷官船。船过常州、苏州时，又被岸上群众追击、痛骂。考官舞弊的新闻，一时传遍江南。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万金记》，内容详记这次考试舞弊的各种传说，而以两个考官的姓氏作为书名（“万”字是“方”字去一点，“金”字是“钱”字去半边），一时成为畅销书，流传全国。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震怒。顺治降旨，要两江总督郎廷佐严办此事，把一切涉案人员解送北京刑部，审理明白，从重惩处。为了让行贿的考生心服口服，1658年3月，所有榜上有名的112名考生全部在皇宫里的太和殿中重考。试题由顺治亲自圈定。考试时，每一名考生左右各站一名八旗兵，全副武装，寸步不离，严加监视。许多考生胆战心惊，出乎意外地享受了一次在皇宫大殿中应考的特殊待遇。重考阅卷完毕，112人中有74人成绩优良，被承认为举人；24人成绩稍次，仍承认为举人，但是不许参加下两届的会试，即取消了两次考进士的机会；14人文理不通，对于他们是否向考官行贿，严加追究。
审理到1658年年底，这次舞弊案结案。正副主考与18个考官都受了贿，一律处死，家产被没收；行贿的考生8人各打40大板，家产被没收，与父母兄弟妻子一起流放宁古塔为奴。一人犯罪株连一大片的处理虽然是过火了一点，但是这种严刑峻法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至少在清代前期的五六十年，没有人再敢在考试中打主意。在官场积习难除、贪污腐败屡禁不绝的时代，比较而言，考场却能相对地成为一方净土。
人类的文明是逐渐发展进步而来的。我们反对过去的专制王朝，欣赏现代的民主政治，但却不能忘记，正是来自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三公（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促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现。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文官制度之上，而健全的文官制度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建立起来。作为制度而言，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最好的考试制度，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英国的文官制度举世闻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样板。要问英国的文官制度是怎么来的，英国的史学家就会郑重地告诉我们，是从中国的科举制度学来的。美国的文官制度、香港的文官制度都来自英国。我们欣赏他们的制度，觉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却忘记了这些他山之石，正是我们老祖宗坟山上的石头。我们如果把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忘掉了，那就是大笑话。
如果我们把问题考虑得更加深透一些，还可以说，正是科举制度保存了中华文化，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受惠无穷。返观历史，从隋唐开始，总是北方各族武力强大，一再征服南方。就算宋、明两代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最后竟被蒙元与满清所灭，这在隋唐以前的历史是没有的事。如果隋唐不建立起科举制度，不能在全国选拔人才，则1300年来，各个王朝在任官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唐朝的皇帝虽然自称汉人，其实是鲜卑血统；辽、金、元、清的皇帝都不是汉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他们任官就难免会偏重自己的民族，歧视汉人和南方各族。如果是这样，以汉人知识分子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就很难保存下来。元、清两代在政治上公开歧视汉人，惟有在以科举选拔人才方面大致能够做到不分民族一视同仁。所以1300年来的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帝王、武将大都出自北方；文人、才子大都出自南方。民谣中的“江南才子山东将，关西自古出帝王”正好画龙点睛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帝王、武将的出头是靠打仗打出来的，即所谓“大丈夫功名自以弓马得之”。文人、才子的出头则全靠科举，是硬考出来的。在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朝廷之中，一些南方民族（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能有一席之地，参与治国，有时还能对治国工作起到主导作用，他们是怎么选拔出来的？是靠科举。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他们无权、无势、无钱，也不会走什么歪门邪道，那就永远出不了头。
清代是一个自始至终都歧视汉人的朝代，直到覆亡前夕，慈禧太后还在说“宁赠外人，不予家奴”的话，就是说宁肯把江山送给外国人也不要留给汉人。在他们的祖宗家法中，满人、蒙人可以封王，汉人不能封王。汉人即使拜相，担任内阁大学士，名次也得在满人之后。但是在官场上比出身，谁是响当当的“两榜进士出身、天子门生、今科状元”，那就会使得一些帝室之胄、皇亲国戚、四世三公、汗马功劳各种出身的人黯然失色。清代尽管歧视汉人，但是要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又不得不依靠汉人，在汉人中选拔人才，因此就不能废止科举。清代晚期，表面上歧视汉人，实际上重视汉人，等不到辛亥革命，许多实权早已转移到汉人手中。这些有实权的汉人，全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是和近代民主政治的概念同时产生的。想到这些问题并不难，但是要做到却不容易。现在人人都会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真想做到这一点，实在太不容易，恐怕还在遥远的将来。但是“科举之前，人人平等”这件事，我们在一千多年前就做到了。试想：一个穷山村里的苦孩子，通过凿壁偷光，牛角挂书，苦读苦学，长期奋斗，一旦金榜题名，就可以立朝当官，从此建功立业。这样的事在外国只能是神话、童话、天方夜谭；但在中国古代，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国已经行之千年的“科举面前，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作为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已经被英国的文官制度所接受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块奠基石。
推行科举制度的帝王未必想得到这么远，他们开科取士，只不过是为了网罗人才，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已。唐太宗眼见许多应考者规规矩矩地进入考场的时候，自鸣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含义是大家都着了他的道儿，进入了他的掌握之中。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原为君主政治服务而且服务得很不错的科举制度，以后竟然能够发展到也为民主政治服务。
清官与贪官的来源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