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年，各个朝代的国家命官大都来源于科举，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所有的官员，包括清官与贪官，全都来源于科举？笔者认为不能。从个别现象来说，两榜进士出身的，也有一些贪官；出身于外戚或宦官的，也有一些廉吏。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历代王朝的贤相、名臣、清官、廉吏，十之八九都是响当当的两榜进士出身，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反过来说，历代王朝的权奸、佞臣、贪官、污吏，则以非正途出身的官员为主，他们出身不同，来源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钻营，争权夺利，狗偷鼠窃。
1300年来，同样是官（包括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他们却因为踏入社会之后所作所为的不同，互相之间渐行渐远，逐渐形成了一个清官群体和与之尖锐对立的贪官群体。
清官群体既然是经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必然是读书有成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全信儒家学说，但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都是积极入世的，希望自己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绝无逃避现实的消极想法。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正如东林书院的一副对联所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勇于承担重任，一旦接受任务，就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总体说来，都是文官、文人，都有诗文传世。但是遇到祖国有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投笔从戎，义无反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例如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经统兵保卫西北边疆；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就以大宋右丞相的身份领军与敌人血战到底；写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能够临危受命，以一介书生成为保卫京城的最高统帅；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曾以钦差大臣领导军民勇敢抗击英国侵略军。这些历史人物尽管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籍贯不同，经历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有的是贫苦之家，有的是富厚之族），所建立的功业不同，所任的官职也不同，但是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他们都是清官，都是当时突出的大清官，所以笔者称他们为“清官群体”。
这个清官群体中的许多人物，当然还有不少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君子，朋友之间都是道义之交。即或政见不同，也能互相尊重，保持深厚的友谊，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之间就是如此。他们都能以诗文传世，流传千古，激励后人。尽管他们的出身与经历各异，但在他们共同接受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之后（在科举中名列前茅就能说明这一点），他们就几乎成了同一种类型的人物。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在人类社会中经过长期实践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做人做事的原则与方法，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将使后世受惠无穷。清官群体正是这种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与发扬光大者。
说了清官群体，再说贪官群体，内容就要简单得多。清官是君子，贪官是小人；君子之间是道义之交，小人之间是利害之交；清官是为国家建功立业，贪官是为自己争权夺利。贪官也有事业，那个事业就是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官做大了是便于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好把天下的财富都聚敛到自己家里来。财是发得越多越好，既已发财，更想攀比，例如严世蕃居然定下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各种财宝要比皇宫里多，自己的日子要比皇帝过得好。他不仅是心里这样想，还敢公开说出去，最后是目的没有达到，脑袋就搬了家。贪官的欲望都太强烈了，每每利令智昏，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有的大贪官一旦得势，权倾天下，但短短几年，就走到了尽头，一朝事败，灰飞烟灭，贻笑后世。
老百姓当然是拥护清官的，老百姓的歌颂对于忧国忧民的清官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安慰。至于皇帝的态度就很难说。有些励精图治的皇帝坚决支持清官，打击贪官，把贪官打得落花流水，这时就会出现治世、盛世。有些昏庸甚至是低能的皇帝竟然支持贪官，因为他受了蒙蔽，根本看不出贪官的真面目。于是清官受到打击，朝政日非，这时就会出现乱世。更多的时候是皇帝兼用君子和小人，用君子以稳定大局，用小人以满足私欲，让清官与贪官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共处，这时就会形成不好不坏、不死不活的局面。
清、贪两道分道扬镳
清官是人，贪官也是人。虽然大清官的功业是在一生中的某几年建立起来的，大贪官的罪行也是在一生中的某几年暴露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有根有源的事，绝非偶然。当官，是他们成年以后的事。在没有当官以前，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早已养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不管以后有没有机会当官，当小官还是当大官，他们早已各自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一个人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大致已经定型，他的人生道路大致已经选定。以后不管环境有多么大的变化，他自己又有些什么样的遭遇，他的人生道路都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变化。正如一棵树长到一定的时候就已经定型。如果它长歪了，你即使把它扳断了也纠正不过来。所以《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家庭教育的责任）；教不严，师之惰（学校教育的责任）。”从许多历史人物的一生经历看来，他们的人生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君子型，也可以说是贡献型。那就是认为人生一世应该多做贡献，不管自己的能力大小，而以能对家庭、群体、社会、国家做出贡献为荣，自己也能从中得到安慰。这样的人当然就会重廉耻，不苟取，品德高尚，心情舒畅。所走的道路是清廉之道。另一种是小人型，也可以说是掠夺型。那就是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夺取，不管采用任何手段，只要能够夺取权力夺取财富就是成功。蝇营狗苟，巧取豪夺，才是真本领，有助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道德是虚假的，没有用的。这样的人是理直气壮地无所不为，所走的道路是贪婪之道。以上这两种人的人生观完全对立，所走的道路背道而驰，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即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果我们对清廉之道与贪婪之道这两条不同的道路之间的是非曲直一时还说不清楚的话，那就不妨把话说远一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过去说是5000年，现在知道已不止此数，可能接近万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文化基本上是崇尚和平的农业文化，而不是尚武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只能是贡献型的，因为从事农业的人群只有先付出劳动，才能得到收获。不像游牧文化可以培养出好勇斗狠的掠夺型的人物。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特别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即社会秩序的维持要依靠和平、理性的原则。那种掠夺型的贪婪之道，完全违背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人也是一种动物，动物的生存要靠本能。肉食动物十分凶猛，能够捕杀别的动物，它失掉这种本能就无法生存。素食动物没有凶猛的本性，但它们必须合群，不合群就无法抵御天灾和猛兽。人类的生理结构（小肠很长）说明我们是素食动物，我们的祖先长期以来一直过着群居生活。群居动物的本能是个体必须服从群体，只能牺牲个体以保护群体的安全，绝不许为了个体而损害群体的利益。因此，维护群体的利益也就是人类的本性。所以《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
一个人如果走上了掠夺型的贪婪之道，以至发展成为大肆损公利私、损人肥己的大贪官，那他就不仅违背了人情，触犯了国法，还违反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丧失了人类的本性。
就个人而言，一个人如果是君子型，清廉自律，一丝不苟，说话算数，做事负责，那当然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一个人如果是小人型，贪得无厌，卑劣无耻，欲达目的，不择手段，那当然会受到大家的鄙视。除此之外，还有为数甚多的常人型。他们既够不上是君子，也说不上是小人，一生没有多大的追求，只按人情之常为人处世。也就是说，还保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人类的本性。这样的人当然还属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范围。
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他只是个平头老百姓，没有当官，他所造成的影响（也无论是好影响或坏影响）不大，只在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之内起到一些作用而已。如果他当了官，当了大官，并且在关键时刻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那他就会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成为改写了历史的人物。例如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以后，皇帝被俘，敌人兵临北京城下，大清官于谦振臂一呼，领导军民奋起抗战，终于把明王朝从灭亡的边缘上挽救了出来。至于一些大贪官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最后造成一个王朝垮台的事，更是历代都有，史不绝书。
何谓清官之道
清官走的人生道路是清廉之道、君子之道；贪官走的道路是贪婪之道，小人之道。两条道路背道而驰，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道”是个多义词，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清官之道是道德之道，道理之道，道义之道，文以载道之道；贪官之道是歪门邪道之道，五迷三道之道，着了道儿之道，甚至是黑道之道。
清官之道有些什么内容？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清官？这都需要探讨，绝不是一口就能回答的问题。清官都需要有知有识有为有守。这里的“知”指的是真正的知识（在历史人物中够得上“两榜进士出身”的水平）；这里的“识”指的是有见识，也就是有处事的能力；这里的“为”指的是有所作为，也就是有自己的事业，既包括文治武功，也包括科学事业与艺术事业，总之是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贡献；这里的“守”指的是有所不为，也就是有气节、有操守。就算一个人已经有知有识有为，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但他如果缺少一个“守”字，最后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不仅当不了清官，还会堕落成为千古罪人。
清官一定有知有识。如果无知，他就过不了科举这一关；如果无识（没有见识，没有能力），他就算闯过了科举那一关，也只能当个糊涂官，对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也就当不了清官。
清官一定都有所作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事业，才不会以清贫为苦。清官正因为眼光远大，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所以才能克制自己，言行都不会越轨。他们首先是个好人，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清官。
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全都有自己的事业。一个手中掌握了权力而又碌碌无为的人，不可能成为清官，只能是庸官。由于不少人的功名事业震撼古今，我们很少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细节，但是只要略加探讨，就会发现他们同时也是大清官。
蜀汉的诸葛亮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称帝，被阿斗尊称为“相父”。他在蜀汉是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其官不可谓不高，其权不可谓不重。就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相父”同时又是一位古来少有的大清官。有些实行民主政体的现代国家为了预防贪污，曾经制定法规，要求总统与高官在上任时报告自家财产，接受群众监督。古时候的封建国家当然办不到这一点，谁敢喊皇帝与高官申报自家财产？他们就是报了，你也无法去查。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诸葛亮在出师北伐之时，就主动地申报了自家财产，请求监督。他在给阿斗上表时说：
（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皆有余饶。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的话说得十分清楚，我家财产一共只有两项，一是“桑八百株”，二是“薄田十五顷”，我的家人依靠这一点生产资料男耕女织，足以谋生，不需要我去牵挂。至于我个人在外为官，率军北伐，一切生活所需，都由部队供给（大概是实行供给制，吃小灶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军中，已把全部时间精力投入北伐大业，个人不治生产，手中既无资金，也就不放利息，更不领干薪，不入干股。到我死的那一天，请你清查一下，如果发现我另有资金，或者我家的财产有所增加，那都算是我对不起你。因为如今全国军民都在致力于北伐大业，人人都想早日兴复汉室，还于故都，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出于水火，登上衽席。我这个统帅在这时候如果还在经营个人的私产，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了。
现在的许多政客，就职演说是在做秀，嘴里说得慷慨激昂，贪污起来照样猖狂。因此，有些总统入狱了，有些高官判刑了。但是1700多年前的诸葛亮并没有说假话，在他死后调查起来，他家的财产“果如其言”。就是在他死后20多年，蜀汉为魏兵所灭的时候，他的儿子、孙子全都忠于职守，战死疆场，一门忠烈，万古流芳。他家的财产也还是那么一点，没有增加。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整个蜀汉的历史都是诸葛亮用血汗写成的。一位英雄人物，既然下了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精力，包括自己的儿孙全部投入为民造福的兴复汉室的大业中去，他怎么可能去考虑自己的财产问题？别说他本人，就连他的子孙也不会去考虑。凡是献身于一件大事业的人，他必然是一位大清官。
例如唐初的名臣魏徵，官居谏议大夫，是个以提意见为职业的言官。他不仅要指陈百官之失，还常常要痛谏皇帝，说到皇帝的短处，以致唐太宗一度对他动了杀机（最后被皇后劝阻）。他处在这样的地位，难道还敢贪污吗！他劝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他自己一辈子就是这么做的。他虽官至卿相，但“居室卑陋”，唐太宗屡次劝他营造新房，都被他谢绝了。不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很大，倒把他的清官形象掩盖了。
以“还我河山”四个字名垂千古的岳飞，是反抗外敌、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生活一向俭朴，平常吃饭，从无两样荤菜，在全家移居南方之后，家人多在田园中参加劳动。当时许多大将姬妾成群，他是一个也没有。川陕宣抚使吴 知道这种情况，曾以2000贯钱买了一个“士族女子”送来给他，被他婉言谢绝。正因为他是我们历史上名声最大的民族英雄，所以大家在介绍他时，还来不及说到他的清廉事迹。倒是在《金陀续编》中记下了他一句名言，传诵千古。书中说，有一次，军中聚会，有人感慨地说：“天下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他立即回答曰：“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真是快人快语，一语中的。由此可见他对清官的推崇，又足以说明他自己就是既不要钱又不怕死的好官。
明代的名臣于谦虽然功业盖世，以一木支大厦，挽狂澜于既倒，成为再造明廷的显赫人物，但显赫的功名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大清官的名声，因为他的许多清廉事迹实在是太感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