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的大是清我官国，历是史能上为最老出百姓名伸冤的正义之神。他既是一位历史人物，又是一位传说人物。他的一生事迹，斑斑可考，各种史书史料的记载，大致相同，因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历史人物。他又是一千年来在民间名气最大的古人，通过说书、演戏，有关他的传说越来越多，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因此，他又是一位传说人物。他的事情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流传久远，真假难分。
如果要问包公的事迹是真是假？可以说：包公办案是真的，《包公案》的故事是假的。他当过开封府尹（首都市长），当时司法又不独立，当市长是民政、司法一把抓。他当然办过许多案子，包括大量为民伸冤的案子，因此，“包公办案”是真的。《包公案》是一部小说，其中也有一些“史影”（虽然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但是作了大量加工，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有些案子，实有其事，但并不是包公办的，是后人加以附会，把它记在包公的名下。因此，《包公案》的故事是假的。
一句话说到底，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里，司法工作保护的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不是老百姓的人权。像包公这样不怕皇亲国戚，能为百姓伸冤的事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宋王朝能够产生包公这样的人物？包公又凭什么条件敢于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能去为民伸冤？如果是假的，这些传说又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而且经久不衰？我们也希望探讨一个“所以然”，多提几个为什么，找出其中的原因。
真实的包公是个什么样子
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安徽合肥人。他的生存年代是999年到1062年，是北宋出名的清官。他平生正直无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为民除害，是当时以及后世老百姓最爱戴的人物。“包公”是大家对他的尊称。据出土的包氏墓志记载，他“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他出任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枢密副使，所以民间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青天，他的真名，反而不大为人所知。
从来都说清官“铁面无私”，铁是黑的，所以舞台上的包公都化妆为一个大黑脸，成了铁板一块，以说明他的不可通融，不讲人情。他既然办事认真，成天只讲原则，大概为人就缺少人情味。其实恰恰相反，包公一生的为人处事，都很有人情味，请看以下这些史实。
从官修史书、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各方面来看，包公都没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宋史·包拯传》中说：“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你看，他能大开中门接待老百姓，叫他们有什么委屈尽管说，不要害怕。想不到当时的上访竟会如此方便。这位既能秉公执法待人又极富人情味的包公使得老百姓永久怀念，绝非无因。
包公28岁进士及第，取得了当国家命官的资格，不算很早，当然也不算迟。如果是急于做官的人，一定希望早日分配，立即走马上任。他却因为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决心在家侍奉父母。直到父母去世，守丧期满，才肯外出当官。这一耽搁，将近10年。这就说明他很重亲情，和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大不相同。
他的大儿子包 很年轻就病死了，大儿媳妇崔氏19岁嫁到包家，21岁就当了寡妇。包公很可怜她，劝她改嫁，崔氏要抚养幼子，不愿改嫁。可是非常不幸，过了4年，幼子又病亡。包公夫妇不仅自己劝崔氏改嫁，而且动员亲家母吕氏（崔氏之母）也来相劝。吕氏劝崔氏说：“丈夫死了，你守孩子；现在孩子又不在了，你还守什么呢？”崔氏却坚决地说：“谢谢妈妈的好意，现在公婆已老，家里只有一个幼弟，我怎么能舍他们而去！”包公只有两个儿子，包 早死。正因为崔氏尽心竭力把幼弟包绶抚养成人，以后包家子孙兴旺，到现在已经传了30代了。
对于崔氏不嫁这件事，我们应该作出公平的评论。如果包家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不许她改嫁，阻挠她改嫁，那当然不对。当时包公地位不低，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情、可怜自己的儿媳妇，一再劝她改嫁，足以说明他为人处事很富有人情味。从崔氏这一方面来说，她有改嫁的自由，也有不嫁的自由。如果她崇拜公公，怀念丈夫，自觉自愿地为了这个充满亲情的家庭付出牺牲，做出贡献，这不仅没有任何不对，而且是应当受到尊敬的高尚的行为。
包公的墓志与家谱都在，我们不难从中查明他家的世系。这样一查，就能说明包公劝媳改嫁与媳妇崔氏抚育幼弟成才确有其事，并不只是传说。
我们把从合肥出土的包拯墓志、夫人董氏墓志、长媳崔氏墓志、次子包绶墓志、次媳文氏墓志与继孙包永年墓志等记载加以排比，包家世系表是：
金兵入侵、宋廷南迁之后，包公的后裔迁移到了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在藏有一本《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世界船王”包玉刚是包公的第29代孙，就是从这部宗谱中查出来的。看来，包家的后裔，确实是由包绶一脉传下去的。唐代韩愈幼孤，由长嫂抚养成才，千秋传为美谈。宋哲宗表扬崔氏的一篇“敕命”（由苏东坡执笔）中，就说崔氏的功劳可与韩愈的长嫂相比。
古今少有的戒贪倡廉诗
包公28岁中进士时，父母已老，他不愿为当官而远行，宁愿在家侍奉父母。直到父母都已去世，他才到扬州天长县去当了一任知县。任满后升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在端州任上大约三年，人做了不少实事。例如治理西江水患、凿井、储粮、办学等等。特别是在整顿狱讼方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经他整顿之后，衙门里没有积压的案子，监狱里没有呼冤的犯人，可以说是弊绝风清，老百姓颂声大起。他这个包青天的名声，在端州任上就打下了基础。
他不是文学家，不是诗人。在后人替他编辑的《包拯集》一书中，一共只收了奏议171篇，家训一篇与五言律诗一首。在171篇奏议中，有关整顿吏治、弹劾贪官的占第一位，共25篇；举荐人才、探讨用人问题的占第二位，共24篇。其余各篇是对经济政策、国防问题、文化教育的建言。在《家训》中，他特别强调反贪。文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家族）大墓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至于五言律诗一首，称为“书端州郡斋壁”诗，内容是“反贪倡廉”，既可以训诫子孙，又可以奉劝时人。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总之是劝人做人要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成为国之栋梁；不做鼠窃狗偷之事，以免给后代子孙丢人。
历史上的一些大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篇，有些是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有些是歌颂志士仁人英雄豪杰的，但是像包公这样以戒贪倡廉为主要内容，可以作为走马上任的官员们的座右铭的，从古到今，还很难找出第二首来。
端砚（端州的砚台）是当地名贵的特产，在文房四宝之中，与宣纸（安徽宣城的纸）、湖笔（浙江湖州的笔）徽墨（安徽徽州的墨）齐名，在宋代是重要的贡品之一。过去的地方官常以向朝廷进贡的名义到处征收，遇有佳品就据为私有，以备日后行贿或作为礼品送人。包公在端州任上，命令工匠按进贡的定额制造，一个也不多收，所以他在离任的时候，敢说“不持端州一砚归”，一时传为佳话。包公做官公正廉明，远近知名，因此被宋仁宗召进京城（河南开封）任职。
包公出在北宋绝非偶然
在历代专制王朝中，有一种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是必然的现象。那就是：朝廷一方面严惩贪污，另一方面又容许贪污腐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长期存在。
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严惩贪污的。例如汉武帝规定，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处死后，一律陈尸示众。他的小舅子也因贪赃被处死。唐太宗于贞观四年下大赦令，连已判死刑的重犯都可以赦免，但是特别声明，贪赃枉法者一律不赦。宋太祖在位16年，两次颁布大赦令，都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不赦。为什么连判处死刑的重刑犯都可以赦免，惟独不赦贪官？他们也自有一番道理。因为老百姓每每迫于饥寒而为盗贼，但是贪官都享有俸禄，绝对没有一个是迫于饥寒才当贪官的，为什么要赦你！每一个皇帝都懂得，贪官一方面盗窃了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官逼民反”，把老百姓逼到造反那条路上去，酿成天下大乱。严惩贪官，既保护了皇家的利益，又赢得了民心，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历代王朝中也有贪污公行的时候，那大致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皇帝太无能，近乎白痴，大权落到了小人手上；二是国家已乱，想管但是管不了。到了贪污无人管，或者想管又管不了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接近完蛋了。
包公这样的典型清官不出在别的朝代，而出在北宋，这有不少深层的原因，绝非偶然。
首先，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最重文治，政策最宽松，经济文化发展最快，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好过的一个朝代。对此，学术界早有定论。例如史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专家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然是职业军人出身，但他看够了武人专政、内战绵延给老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所以在他当权之后，决心重文（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轻武（不再穷兵黩武，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采取宽松的政策，让知识分子有说话的机会，可以参政，并且立下誓碑，保证不杀大臣和“上书言事人”（对国家大事提意见者）。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之下，冤案当然就会少得多。如果像唐代武则天时期，周兴、来俊臣那些酷吏专以制造冤案为职业，遭到冤枉只好自认倒霉，根本就没有“伸冤”的可能性。那种时代也就不可能出现包公这种人物。
宋代重文治，对官员，特别是直接管理老百姓的地方官，在政绩中有所谓“三最”（三种最好的政绩）之说。其中“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也就是说，地方上不要出现冤案，征收赋税不扰民，这是朝廷对地方官的主要要求。
宋代对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这就有“高薪养廉”的意思在内。官员的“俸禄”（收入）分为“正俸”（正工资）、“职钱”（职务津贴）、“禄粟（按级别给粮食）、“衣赐”（春冬各赐给衣料绢、绫若干匹，绵若干两）多种。此外对“从”（官员的侍从）另给衣粮。总之，政府对你全家（包括侍从）衣食所需，一切包干，使你全无后顾之忧。另外还有“恩荫”制度，一人做官，可以“恩荫”亲属数人到数十人，都能得到许多好处。所以宋代官吏，无不富有，一般都有良田美宅，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由于宋代的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无后顾之忧，贪污的情况确实比别的王朝要少。知识分子不为衣食发愁，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一朝就占了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