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城的性价比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对长城最大的赞誉。然而关于长城也有很多非议，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灾难，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就是对这一灾难最著名的控诉。到了现代，长城又作为民族闭塞的根源遭到非难，那么，长城到底有什么价值，其性价比到底怎样呢？
近代之前，华夏民族面临的外来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这种侵略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因为草原无法纳入农耕民族的统治之中，即使中原王朝能够主动出击，驱逐游牧民族，但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原王朝无法在草原建立有效的统治。因此彻底解决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问题是不可能的。
既然不能彻底解决，那么找到一个妥善的措施防范游牧民族的掠夺就成为关键，中原王朝能采用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主动进攻，惩罚入侵者，减少其掠夺收益；二是进行防御，使入侵者掠夺成本增加。
中原王朝采取的政策，如能使游牧民族的掠夺无利可图，那么游牧民族自然不会再进行掠夺。然而，这还不是中原王朝的最佳方案，中原王朝要想使效果达到最佳，还需要达到另一个条件，即中原王朝的政策成本，要等于游牧民族掠夺给其造成的损失。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考察一下主动出击和进行防御两种措施：主动出击是要惩罚游牧民族的侵略，使游牧民族的掠夺无利可图，从而减少掠夺。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主动出击的军事成本如果能够等于或者小于被掠夺走的财富，那就是完美的。
然而这种完美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游牧民族马上为生，军事和生产是合为一体的，游牧民族的人民都既是优秀的牧民，又是勇猛的战士。在日常生活之中，游牧民族已经训练了战争所需的一切：机动性、马术和使用弓箭的技术等等。而这些对中原王朝定居农耕的人民来说就困难多了，中原王朝从农耕生产中挪出特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特定的训练，才能获得足够的战斗力，因此其成本远远要高于游牧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出来的中原王朝的军队，无论是全军的机动性、马上作战能力还是使用弓箭的能力，都不可能达到游牧民族的水平，所以中原王朝如果主动出击，其获胜几率很小，只有在实力远超对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另外，即使击败了游牧民族，也无法向游牧民族索要战争赔款以抵消自己的成本，因为游牧民族本身就十分贫瘠，没有什么可以赔的。同时，草原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地广人稀，人们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所，因此也根本无法实行有效的占领。因此，主动出击的最好结果，就是削弱游牧民族的战斗力，使其丧失侵犯中原的能力，同时造成精神上的恐惧效果，使游牧民族不敢进犯。历史上成功的王朝往往都是如此，例如汉武帝时期，就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打垮了匈奴的军队，使其在很长时间内丧失了入侵中原的能力和胆量。
然而，达到威慑效果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就是要维持一支庞大的、能和游牧民族抗衡的骑兵常备军，这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而且，游牧民族所在的草原疆域广阔，他们又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居所，因此中原王朝的军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游牧民族的主力并进行决战，战争会变得旷日持久，中原王朝军队的后勤保障成本更是浩大。因此，中原王朝要对游牧民族形成有效打击，自身的国力也将大为损耗。例如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就将汉初休养生息政策所积蓄的国力几乎消耗殆尽，“举高惠文景七十余载之积蓄，一朝尽罄，遂成汉室第一次之衰相”，武帝后期，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不要忘记，汉武帝驱逐匈奴还是一个成功案例，如果失败，对中原王朝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因此，主动出击的成本十分巨大，只有在中原王朝极度鼎盛的时期才可以做到。所以，综合考虑成本、收益和中原王朝的普遍能力，主动出击并不是理性选择。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开始修建长城，除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之外，长城也用于抵御其他诸侯国的入侵。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长城的作用就主要是针对北方游牧民族，之后历朝历代都修长城，即使是在汉唐这样强盛的时期也没有停止。而北魏等一些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也修建长城，防止中原地区遭受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入侵。既然历史上修建长城是一种常规手段。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种合算的方法呢？
长城是一种防御性工事，对主动出击用处不大，其主要目的是使得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难度增大，掠夺的预期收入减少。草原游牧民族的社会资源无非有以下三个使用方向：一是用于对中原的掠夺，二是向西对中亚东欧进行掠夺，三是用于放牧生产。游牧民族根据自身力量的强弱、自然条件的变化等等条件，进行资源配置，争取达到最佳效果。通过修建长城，中原王朝可以使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成本增加，使得进犯中原成为一件获利甚微，甚至得不偿失的事情，这样游牧民族自然会把资源的使用方向进行调整，从而减少对中原的威胁。
具体来说，长城修好了之后，草原民族要南侵必须先攻克长城防线。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具备相当破坏性的重武器，要攻破长城困难非常大。同时，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于机动性，然而一旦他们发动对长城的攻势，其行踪就暴露在中原王朝军队的眼皮底下。中原王朝军队完全可以通过狼烟、烽火等方法传递信息，通过长城上的驻兵地快速调动军队，找到游牧民族主力并进行决战。这样战场就会相对固定，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会被基本抵消。另外，游牧民族军队的另一优势——马上生活所形成的骑兵优势——在攻城战中也没有用武之地。这样，长城就会有效地抵消游牧民族军队的军事优势，为中原王朝的军队取得战争主动权带来机会。中原王朝军队依托长城，集中调动资源，击败草原民族军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长城的修建对于中原王朝防范游牧民族南侵有重大军事意义，可以减少游牧民族掠夺的预期收益，增加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获胜的机会。
长城的军事作用是明显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但修建长城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每当考虑到修建长城给中原王朝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就难免出现许多负面评价。但账不能只算一头，我们不光要考虑修长城的成本，还要考虑如果不修长城，我们会付出什么代价。只有通过这样的对比，长城真正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如果不修长城，那么即使不主动出击，中原王朝也必须在边疆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以此防范游牧民族的南侵。这支常备军所需的资源——兵力、马匹、粮草、饷银等等——要远大于修建长城的耗费，而效果却未必比长城要好。因为在没有长城的情况下，游牧民族的军队的机动性、马上作战能力等优势又能体现出来了。例如宋代，由于始终没有完全收回幽云十六州，地理条件就不可能修建长城，结果防守成本激增，为了维持100多万人的常备军，北宋这个历史上最富的朝代花费了其将近80%的财富，而最后还是灭亡在北方入侵者的铁蹄之下。
长城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历史上长城也屡次失守，五胡乱华、清兵入关等都是例证，这是否证明长城的战略价值不如我们分析的那么高呢？
我们应该看到，历代中原王朝的灭亡，其根源总的说来，都在于内患。即使是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所灭，也是因为内患太厉害，无暇顾及北方的防线。中原内乱爆发之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能够调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捉襟见肘，无论是兵力和财力，要兼顾长城的防守和内乱的平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长城防御能力下降都是由于中原王朝的内乱引起的，长城变得脆弱，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成本自然减少。这样，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游牧民族的铁骑攻破长城南下就容易得多了。
长城防线被攻破，除了中原王朝自身内乱的原因之外，也会有北方游牧民族内部的原因，这个原因主要就是草原的气候变化。
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资源不是用于掠夺，就是用于生产。当草原的气候发生显著的变化，导致生产的效率大大降低的时候，游牧民族就不得不将资源大量投入到掠夺中去，以此谋求生路。游牧民族的生产无非就是放牧，其靠天吃饭的程度比农耕民族更甚。因此气候的变化对游牧民族生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历史研究表明，北方草原的气候变迁与游牧民族南下入侵中原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竺可桢曾经指明，从长时间来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气候的周期性波动，温暖期和寒冷期相互更替，各有四个。气候温暖期往往就是农业文明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的鼎盛期，在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有能力大规模反击草原，而游牧民族本身南下的动力也不足。而在四个寒冷期，游牧民族通常大规模南下，对中原进行掠夺。四个寒冷期第一个是在周代之初，发生了北方戎狄南侵，最后西周因此灭亡；第二个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此时发生了“五胡乱华”；第三个是两宋时期，出现了辽、西夏、金和蒙古对两宋的南侵与对峙；第四个则是明朝后期，最终出现了满清入关。
因此，长城的防御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当出现一定的条件时——中原的内乱、气候的变化等等——长城防线被攻克也是可能的。长城毕竟只是一种防御工具，当使用工具的人——中原王朝——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内部的时候，又或者出现无可抵御的自然条件变化的时候，长城抵挡不了游牧民族的进攻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长城的战略价值不能因为其曾经被攻破就被抹杀，因此内乱和气候因素变化毕竟不是历史常态，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长城防御草原民族入侵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有人说长城没有价值，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朝。历史上满清并没有修过长城，但北方边境自康熙帝平葛尔丹之乱之后，总体上保持了安定（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北方沙俄入侵加剧，侵占清朝大量领土，这和古代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康熙帝就认为长城防御外患的作用有限，他认为修建长城不可能消除边患，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要消除北方边患，巩固国防，根本在于“修德安民”。因此，康熙帝先是主动出击，平定了野心勃勃的葛尔丹，随后在喀尔喀蒙古草原上大施恩惠，对各个蒙古王公多加笼络，反而使之成为清朝北方边疆的第一道防线，这比修建长城效果更好。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一语道破明清在北方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差异：明代在北方边疆的防御用的是技术（长城），明代大修长城，今天保存的最好的长城都是明长城，然而最终明朝的长城还是没有抵挡得住外患，满清入关，建立了清朝。而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通过修建“外八庙”的制度建设、笼络蒙古王公的怀柔手段，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清朝的成功是有其历史条件的，这就是军事技术的进步，也就是热武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清朝前期，虽然还没有进入到近代历史，但热武器在军事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中原王朝对抗游牧民族的技术手段有了显著变化，农民向士兵转化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这才是清朝草原政策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中原王朝必须训练大量军队才能和游牧民族抗衡，而这支军队必须是骑兵部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训练难度是非常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即使训练成了这样一支军队，其战斗力也很难和一生生于马上长于马上的游牧民族相比。中原王朝有资源的优势，但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军事优势，直接对抗总是落于下风。因此，以长城来抵御游牧民族的掠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到了清朝前期，军事技术已经大大进步，热武器大大提升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游牧民族骑兵的战斗力优势被抵消了。而且，满清本来也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满清八旗军本身也具备一定的游牧民族的战斗力优势。这样，中原王朝的财富和技术可以更多地转化为军队战斗力，游牧民族的战斗力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清朝在自身军事实力过硬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其种种制度安排，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种种手段，控制住草原上的各个蒙古王公。终于使得中原王朝摆脱了几千年来被游牧民族掠夺的梦魇，并进一步实现了对草原的有效控制。直到此时，长城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才彻底失去，清代不修建长城也就符合军事和经济的逻辑了。
长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尽管修建长城劳民伤财，耗费巨大，但这已经是中原王朝可以做出的最佳选择，如果不修建长城，中原王朝受到的损失将更大，所以总体说来，长城的性价比在中原王朝的各种选择中还算是高的。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长城终于逐渐失去了其军事战略价值，但长城的文化价值仍然存在，并且继续被发扬光大，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永远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2.项羽、刘邦——英雄的定义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之间，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逐鹿中原。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双雄对峙争夺天下，千百年来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唯有项羽和刘邦。这两个人的性格反差是如此之大，却又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最终成者固然是王，败者却未必是寇，失败的项羽，仍然拥有众多粉丝，尤其是女粉丝。宋朝女词人李清照一首《夏日绝句》，就说出了无数项羽的女粉丝的心声：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关于刘邦、项羽这两个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英雄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们各自的拥趸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拥护项羽的人说，项羽出身名门，乃楚国名将之后，自幼志向远大，威武勇猛，天下无敌，守信重诺，侠骨柔情，不愧是顶天立地的大好男儿。相比之下，刘邦下流无赖，性格猥琐，给项羽提鞋都不配。而拥护刘邦的人则说项羽勇而无谋，刚愎自用，气量狭小，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比不了刘邦的气度宽宏，心胸广阔，知人善任，有帝王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