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内部还形成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宗教氛围。这种宗教氛围使太平军将士具有了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太平天国运用这种宗教的感染力，通过大量人群的集中，统一进行宗教活动，人人集中注意力，瞻仰威严的领袖，听取动人的演讲，感受共同的情感，形成共同的观念，加强团结的意识，体验深刻的印象，接受强烈的暗示，最终进行一致的行动，这对群众的心理是一种剧烈的刺激，能使群众变得兴奋，并且这种兴奋感觉还会相互传染，从而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同此一心，共同朝着一个目标而努力。
拜上帝教之所以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能有这么多的积极作用，是因为拜上帝教作为西方基督教在东方的变种，包含了一些与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对立的内容：拜上帝教以上帝为真神进行崇拜，就可以把所有的封建帝王，尤其是满清皇帝，以及皇帝们树立的、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偶像全部推翻，打为妖孽；而拜上帝教从基督教承袭了教友都是兄弟姊妹一家人的理念，带有一定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因素，对封建等级差别和伦理纲常也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因而，拜上帝教才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精神支柱，为太平天国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斗争中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马克思说，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是“人民的鸦片”，拜上帝教自然也是如此，从某些特定角度出发，由于某些特定条件的作用，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只能存在于一时，并不能长久保持。因为宗教的“神道”毕竟是虚构的，它在短期内能够使人具备巨大的精神力量，可是这种精神力量很难保证不松懈，也经不起考验和推敲，天长日久，难免露出破绽。何况，拜上帝教以天父天兄下凡这种形势来进行日常化的神人沟通，更是容易被人识破。宗教凝聚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但是一旦宗教遭遇了怀疑和动摇，这种精神力量也会瞬间就烟消云散。所以说，天京之变对于太平天国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场政变和内讧，更是一场精神浩劫，无数普通的太平军将士为此而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冲击。因此在太平天国后期，“人心冷淡”，“锐气减半”，人们普遍对之前矢志不移的“天父真道”产生了怀疑。清军方面幸灾乐祸，喊出了“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的口号，这其实也是太平天国内部普通群众心态的反映。面对人心涣散的情况，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思想上的局限性又体现了出来，他们不想，也没有能力抛开宗教这个护身符，仍然一再地从已经渐渐失去灵力的宗教中寻求新的力量，不断地尝试恢复之前的宗教信念。为此，洪秀全简直变得近似痴狂，整日沉醉在各种怪诞虚幻的宗教幻想之中，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领袖中比较清醒的一个，但他也摆脱不了宗教的桎梏，在他关于军队纪律教育的《干王洪宝制》中，仍然以宗教思想宣讲军纪，例如他将军纪弄成由“知罪”、“悔罪”、“改罪”、“赦罪”、“赎罪”、“无罪”、“受福”等诸多繁琐仪式构成的链条，还亲自写了长篇的祈祷词用于军中祈祷。当人心已经对宗教产生怀疑的时候，这种种做法自然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辕北辙。太平军中思想凝聚力越来越差，消沉的情绪弥漫，扰民害民等各种违法现象越来越多，与起义初期太平军军纪严明、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气氛大相径庭。太平军士气的低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宗教力量在失去效力之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反面推动力，这绝对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宗教的反面力量和正面力量一直是相辅相成的，在具备凝聚力、威慑力等等的同时，盲动、麻醉、迷惑等等危害也随之而来。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中的作用就是如此，它贯穿于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始终，给太平天国灌注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使太平天国获得了前期巨大的成功，然而，这种精神力量毕竟仍然带有明显的蒙昧落后成分，并非正途，因此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精神力量已经不再能够起到作用的时候，其弊端也报复性地爆发出来，应该说，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忍辱负重李鸿章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两广总督李鸿章奉旨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途中经过一个码头，李鸿章暂时上岸休息，当地官员前来奉承，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皇太后和皇上想到的人还是李大人您，您真是朝廷的栋梁云云。李鸿章双目微闭，沉默不语，隔了半晌淡淡说道：“舍我其谁？”
不错，在大清风云飘摇、摇摇欲坠的那个年代里，能够拿得上台面、勉力支撑局面的人，除了李鸿章，还能有谁呢？
李鸿章自幼就有大志，年轻时奉父亲之命，进京赶考，曾赋诗10首，名曰《入都》，抒发豪情壮志，其一曰：
男儿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
遥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少年李鸿章的凌云壮志，跃然纸上。
入京之后，李鸿章因缘际会，拜于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济民之学，奠定了一生思想和功业的基础。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大清朝举国震动。太平军攻陷南京，建立政权之后，声势更盛。清朝八旗军和绿营军当时已经腐败不堪，有些甚至早已沦为一手长枪、一手烟枪的“双枪兵”，毫无战斗力。清廷无奈，只得鼓励地方官员士绅，自行筹饷征兵，组织地方团练武装，以此和太平军抗衡。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组织的湘军就此成为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此时李鸿章跟随恩师，做了湘军的幕僚，在曾国藩身边出谋划策。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李鸿章崭露头角的机会马上就到来了。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清军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势力基本被扫荡一空。此时上海变成了清朝官员、士绅、商贾、豪门躲避太平军的一座孤岛。这些人急忙向曾国藩求救，希望他能派兵保护上海的安全。曾国藩综合各方形势，决定派李鸿章带领他新近训练的淮勇前往上海。
李鸿章到上海之后，上海诸公都大失所望，认为李鸿章的淮勇简直都是些乞丐，无法抵挡太平军。李鸿章不动声色，巧妙安排，接连打了几个硬仗，大获全胜，一下子打出了名声。上海诸公纷纷给淮军筹饷，希望淮军能竭力保全上海。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进入晚期，李鸿章及其淮军也逐渐发展壮大。曾国藩令李鸿章参与围攻天京，李鸿章因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一直主攻天京，不欲抢功，所以起初并非奉令。后来李鸿章被朝廷一再催促，这才来到天京，曾国荃听闻之后，召集诸将曰：“他人来矣！辛苦二年与人欤？”湘军诸将皆曰“愿效死力”，第二天攻克天京。所以说，到最后攻破天京之时，淮军已成为能与湘军一争短长的力量。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国藩为避嫌遣散了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却保留了下来，并在后来剿灭捻军的战争中又为清廷立下了大功。
多年的征战使李鸿章见识到了西方洋枪火炮的威力，于是在战争过程之中，李鸿章即开始着手办洋务，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尝试自行生产近代武器；后来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逐渐深化，又将洋务运动扩展到民用领域，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以图利润，获取“自强”所需的资本。多年办洋务的经历开阔了李鸿章的视野，使他成为大清朝真正能够经世济民、可堪大用的第一人。他主持参与了大清修建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近代学校等等，是大清推行洋务运动的最重要人物，是大清融入近代世界、提高国力、实现“同光中兴”的重臣。在办洋务的同时，李鸿章还主管大清国的一切外交事务，与日、英、法、俄等列强周旋，在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尽力为大清挽回一些利益。
在办洋务和外交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列强对大清的威胁，越来越多地是来自于海上，制海权的争夺成为了当时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李鸿章提出“海防论”，提出了通过购买铁甲战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的构想。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北洋海军建成，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海军力量。
如果李鸿章的人生到此为止，可以说是功德完满，不输于他的恩师曾国藩。然而李鸿章的一生注定是悲剧性的，大清国内部无可救药的腐败、内耗，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昏庸，终于导致大清国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衰亡。在这个过程之中，李鸿章成为了最大的殉葬品。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驻扎在朝鲜的清军与日军激战数天，清军将领有的忠勇可嘉，力战殉国，如左宝贵；有的智勇双全，巧妙撤退，如聂士成；也有的胆怯畏战，临阵脱逃，如叶志超。最终，清军战败，日军经朝鲜进入东北清朝境内。
而在海上，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面遭遇，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海战。此战中北洋海军除个别将领临阵脱逃之外，绝大多数将领都奋勇杀敌，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明知无幸的情况下，更是下令开足马力向日军旗舰吉野号撞去，喊出“撞沉吉野”的口号，最后慷慨殉国，名垂千古。北洋海军与日军实力相近，北洋胜在船坚甲厚，大炮火力威猛；日军则胜在船小灵活，大炮射速极快。结果黄海一战，北洋被击沉舰船四艘，日军无舰船沉没，但也遭受重创，数艘主力战舰失去战斗能力，甚至无法自行开回日本军港。
黄海之战，虽然北洋海军略处下风，但主力尚在，仍足可与日本海军一战，胜负之数未可逆料。然而北洋海军乃李鸿章一手创办，海军将领多为淮军旧部，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海军不可出海迎敌。结果日军陆上进攻节节胜利，海军又取得制海权，将陆军源源不断地运往辽宁、山东等地登陆，结果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接连失守，北洋海军在未能出战的情况下全军覆没，可悲可叹之极。
北洋海军覆没之后，清军已经失去了抵抗之力，日军步步紧逼，威胁北京。无奈之下，李鸿章亲赴日本马关，商谈和约。行前朝廷赋予李鸿章全权，准他割地赔款，只要他“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李鸿章赴日之后，日本提出的条件竟是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反复周旋，尽力争取，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日本国内一些狂热分子妄想一举灭亡大清，认为不应该与清朝谈判，为了使谈判破裂，竟派刺客行刺李鸿章。李鸿章遇刺，面部中枪，血流披面，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而俄国因惧怕日本占领辽东侵犯其在清朝东北的权益，因此联合英法，干涉还辽。日本方面迫于压力，减少赔款数额一亿两，又允许清朝以三千万两白银换回辽东半岛，但剩下的条件再也不肯让步。李鸿章力争无果，只能签字，这就是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人大哗，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已尽力，但仍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成为了大清丧权辱国的替罪羊。李鸿章引此为平生奇耻大辱，发誓今后终生不履日地。不久，李鸿章被罢官，后出任两广总督。
大清日薄西山，祸事连连。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借助义和团对抗洋人，向世界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加以干涉，义和团与清军皆一败涂地，慈禧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躲避，北京落入八国联军之手。危急时刻，朝廷能想到的，仍然是已经77岁高龄的李鸿章，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据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之时，南海知县裴景福曾问李鸿章如何使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悲伤无已，说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在这样悲愤绝望的心境中开始了。
到达满目疮痍的北京，李鸿章开始了又一次屈辱的谈判。李鸿章的目的是让洋人退兵，朝廷返回北京。而洋人提出的条件则是要占尽“中国兵力财力”的“议和大纲”。
“议和大纲”一出，就有人强烈反对，力主拒绝签字。李鸿章对这种不明敌情却高谈阔论的人十分恼火，指出如不签字，联军随时可以扩大战争，大清国将永无宁日。最后李鸿章为了尽快结束这场噩梦，在“议和大纲”上签了字。
然而签字之后，联军并没有马上撤走，非要等到清廷惩办了杀害洋人的罪魁祸首，以及确定赔款数额之后再走。杀害洋人的主谋大多都是皇亲国戚，李鸿章绝对无法接受这些皇亲国戚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因此与联军反复交涉，以致心力交瘁。他耗尽最后一分力气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保住了大清朝的面子，那些愚昧无知又刚愎自用的皇亲国戚们终于不用死在洋人手里了。
接下来的赔款数额问题，李鸿章已经不想，也无力再去和洋人争来争去了。国事糜烂至此，在几两银子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又有何用？赔款数额问题，全由李鸿章手下与联军协商，最后商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年息4厘。洋人声称，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答复则是“应准照办”。
1901年11月7日，为大清耗尽最后一分精力的李鸿章，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消息传到慈禧那里，慈禧也为之流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在中国普遍的历史评论当中，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一向被说成是卖国贼，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在李鸿章手中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大多都是不平等条约，尤其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最为著名。
其实，平心而论，以当时大清朝的情形，如果不是李鸿章，那不知道还要再割多少地，再赔多少款，李鸿章忍辱负重，为国家挽回不少损失之余，还承担了历史罪名。李大人自己就曾经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话说得无奈，但确是实情。李鸿章晚年之时，忍辱负重，是否还能想得起当年他进京时的豪情万丈？我们从他的临终诗作之中，或许能够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熄，诸君莫作等闲看。
4.义和团——愚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