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无异议之后，新法全国颁布，开始施行。
“仁宗盛世”虽然令后世仰望，甚至有学者说超过了唐代“开元盛世”，但在庆历年间“盗贼”、“大饥”、“兵变”比比皆是，各种官逼民反。虚假繁荣的里面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每一个都有可能让帝国的巨轮搁浅。
范仲淹等人的《十事疏》理财的核心思想——节流，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支出——就是隐患之一。
精简机构必然要触及到文官集团的利益，必然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减少支出对帝国来说是件不错的理财方法，但澄清吏治从广大官员下手，那就会遇到阻力。大家已经习惯了奢华，好像每天生活费一百块，突然给减少到了十块，甚至干脆不给了，一定受不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按照人最原始的天性安逸久了谁也不愿意折腾。什么“帝国命运、民族大义”的，都赶不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来得直接。
随着新法施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逐渐尖锐、激化、对立。“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受到了强烈抵触。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派终于发起了攻击。
宋仁宗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关于“朋党”的论调，说改革派那帮官员结党营私，如同瘟疫一般在朝野中传播开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就是朋党。领导最忌讳下面人拉帮结派，所以这是有政治经验的人出的一招。
宋仁宗问辅臣们：“经常听到人多喜欢拉帮结派，难道君子也这么干吗？”
辅臣们面面相觑，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还没等大家想好怎么回答，范仲淹跳出来说：“臣在西北主持军务时见过，好战者结成一伙，怕死的也结成一伙。在朝廷中的确这样，有正有邪。这个全凭陛下圣心所察，如果拉帮结派的目的是为善，对国家有什么害处？”
范仲淹要么记性不好，要么托大。吕夷简执政时，范仲淹曾上疏大讥时政，引经据典骂老宰相是王莽等实力权臣。气得吕夷简怒斥：“范仲淹，离间陛君，所引用皆为朋党。”然后把范仲淹踢出了“中央群”，知江南东路饶州（今江西省饶州市），有多远滚多远。后来李元昊在西北放炮仗，范仲淹被重新起用弄到了前线。如今，反对派又拿“朋党”说事儿，你竟然这样回答。在一件事上吃一次亏不是你的错，错的是吃了两次。
宋仁宗微微颔首，放眼满朝文官，成色各异，而他亲手组织的改革领导班子成员，人品都不错。你说他们要危害国家打死也不信。不过，你可以不信但有人会让你相信，如同谎言说了一万遍，也就变成了真理。
在这件事上可见干实事的范仲淹没什么政治心机，或者说太过君子了。君子之所以干不过小人，原因在此。通常领导问这个问题最好避而不答，或者装聋作哑。老范非但没有回避，居然承认了。接下来，山雨欲来风满楼。
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对话不胫而走，通过小道迅速传播。第二天，再一看，大臣上疏说范仲淹他们是朋党的札子堆满了办公桌。从这些札子中，宋仁宗敏锐地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刮起。果然，没多久更没长脑子的欧阳修写了千古名篇《朋党论》。
这篇文章被后世收入《古文观止》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作水平绝对狠毒。在文中他反其道而行，议论对国家有危害的“朋党”是有分别的，有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之分。君子以义结，小人以利结，这种观点的确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提出来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在宋之前尚有东汉党锢之乱、唐代牛李党争的鲜血淋漓的例子在。
欧阳修本想以此文驳斥那些诋毁变法派的官员，却好心办了坏事。欧阳修大嘴巴，谏官全这副德行，论事切直，见了谁都跟仇人似的，虽然“帝独奖其敢言”，但人家拿领导最忌讳的事儿说你们，你们非但不避嫌消停点儿，反而大张旗鼓地上了一篇文章，拿出泼妇骂街的态度往那一戳，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君子，不怕你们说我们拉帮结派，你来整死我啊！”
整死倒不至于，但他们会整残你！
紧接着，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论述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等人俱为朋党。拿着国家的爵禄为私惠，相互提携。没几年的工夫，他们那一路人占据中央要职，误朝祸国。
宋仁宗看完蓝元震的札子，往桌上一扔，说范仲淹等人是朋党，毫无证据。
以老范等人在朝野内外的人品，这种事纯属捕风捉影。但宋仁宗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蓝元震官品不高竟敢指名道姓地攻击朝廷大员，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个强大的势力在支持他，那是皇帝也搞不定的利益集团，我们通常叫做保守派。之所以称之为“保守派”，是为了将这部分政治力量与主张改革的“革新派”加以区别。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主张，并非保守派迂腐无知，毫无远见。只是因为立场不一样，仅此而已。
宋仁宗高高在上看得很清楚，两面人因为利益问题展开了殊死搏斗，欧阳修说得没错，利益是团结政治家的核心因素。他坐在龙椅上主要工作是搞平衡，平衡朝野各种力量，使之相互牵制掣肘，不至于失衡。
保守派满心欢喜等待皇帝裁夺，一天天的没消息，大家坐立不安。朋党这么敏感的问题，竟然没有搞定范仲淹、欧阳修、富弼他们，我们不禁要问官家想啥呢？
不能再让改革派作下去，眼瞅着兄弟们的官位爵禄一个个被剥夺消减，轮到谁谁倒霉。在这关键时刻总要有英雄挺身而出，维护集体的利益。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说：“让我来！”
·范仲淹，安边无策，定国无志·
关键时刻，户部尚书兼枢密使夏竦站了出来，他是范仲淹、韩琦的老上司。
“大人，有何高见？”
夏竦没吱声，只是微微一笑，目光中充满了坚毅之色。众人见他胸有成竹，心里有了底，虽不知他有什么高见，但夏宰执为官多年老谋深算，只要他一出手，十拿九稳。夏竦的确有这个资本，也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他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夏竦乐了，只要这招一出，甭管皇帝信不信，定会触动皇帝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叫你们当初骂我，这回撑死你个直娘贼的。夏竦这人其实人品不咋地，他是北宋当时的著名文学家，那时候“唐宋八大家”的“宋六家”还没有占据文坛主流，他很有名望。他有着某些文化人的通病，表面道貌岸然，实则虚伪至极，这件事儿可见一斑。
当初吕夷简致仕，夏竦想当宰相。宋仁宗要改革，夏竦老骨头一把了，朝中不服他的不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压不住阵脚，当个枢密使算了，杜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夏竦没干上，心里正憋屈的时候，被杜衍召回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写了首《庆历圣德诗》，支持改革，劈头盖脸骂夏竦为首的保守派为大奸。此诗一出，朝臣默然不语，大家清楚老夏没那么简单。另一位儒学复兴先驱孙复看到他的诗，沉重地叹息道：“石介啊，祸始于此。”
夏竦度过好几个失眠之夜，寻思怎么整治一下那厮，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终于想到了一招。夏竦让使女习练石介的书法，模仿他笔迹，练了一年多，成功了。正好到了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于是夏竦带着一份复仇之心，从幕后走上台前。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见血封喉。
朋党风波结束后，刚消停没几天，宋仁宗接到另一枚重磅炸弹——废立草诏。
那封伪诏由革新派的石介执笔，诏书中说要废掉宋仁宗，改立其他皇室继承。伪诏是夏竦发现的，这位老臣脸色惊慌，言之凿凿。看他的样子可能是被吓坏了，宋仁宗好言安慰了夏竦几句：一位老臣惊慌失措，足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伪诏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革新派范仲淹、富弼那里，几位大人顿时乱了。范仲淹在西北战场上，见惯生死，从来不知道“害怕”两个字怎么写。可是此时不一样，他感到来自另一股强大力量的威胁，深深恐惧，失去了以往的镇定。几人大眼瞪小眼，怎么办？保守派强有力的进攻，逼得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次日，范仲淹、富弼等上疏，请求辞职。
惹不起还躲不起？老范早都说了改革这玩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官家不听，非要改革。这回可倒好，折腾得朝野群雄激愤。搞不好，他们几个人永远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邦之蠹也，对于重名节的儒学复兴先驱们来说，那是最大的耻辱。
看到他们的辞职信，宋仁宗回绝了：“卿等莫要被风言风语所左右，朕需要你们辅佐，完成改革大业。”
范仲淹、富弼等人铁了心要走。少来这套！领导再错也没错，让我们当替罪羊，以为我们傻啊？正好赶上时边塞有奏报，范仲淹逮住机会，固请辞职，不在中央混了，去地方逍遥自在，省得惹那口鸟气。
宋仁宗也不傻，象征性挽留下，既然都想辞职，那走吧！
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宣告破产。
短暂的庆历新政，犹如一剂猛药，却根治不了多年沉疴。革新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被排挤出中央，范仲淹知邓州、杭州、青州，富弼知郓州、青州。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当然，只是喊一喊而已，并未落到实处。
庆历新政失败有很多原因，社会体制也好，保守派反扑也罢，但根本原因是革新派意志不坚定。包括没长进的宋仁宗，以及迎难而怯的范仲淹等骨干成员。王夫之老先生评价范仲淹“……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说他搞的庆历新政还不如在西北主持军务干得好，评价得非常准确。一些人认为，范仲淹除了道德文采可称颂外，执政缺乏决心和勇气，至少与韩琦差了一截儿。无安边之策，无定国之志。这世界上有一种人，部门主管干得不错，给他个总经理就不会玩了。范仲淹更适合在国子监或州府学里当一名传道授业者。
最有意思的是欧阳修，他是谏官出身。宋代监察主要是谏官和御史。谏官主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正言、补阙、司谏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御史是纠察百官的，主要对象是宰相。很少见他们提出有意义的合理化建议，实际上是吃皇粮的骂人机器。
欧阳修此次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临走时候，宋仁宗说：“不要以为会在地方久居，有什么合理化意见该说得说。”
欧阳修心想你可拉倒吧，谏官不好干，净得罪人：“现在在外任职，提意见越职有罪。”
“别那样，不可以中外为辞，该提得提。”宋仁宗一番话说得人心里温暖，谏官蔡襄、孙甫奏请留欧阳修在中央任职，宋仁宗没答应，去地方避避风波吧！欧阳修刚热乎起来的心，瞬间冷却。
三巨头中另一位韩琦，也被排挤出中央。庆历新政实行过程中，就看范仲淹和富弼等人折腾，韩琦坐冷板凳时候较多。要知道此次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其实是以韩琦在庆历三年七月提出的《论备御七事奏》为蓝本，进行的复制粘贴。九月份，范仲淹提出的意见基本与韩琦的吻合，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韩琦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而罢枢密副使，被贬出朝，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扬州是个好地方，王安石在扬州。
云从龙，风从虎，风云际会开始了！
·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来到了扬州。
他的到来让扬州的达官士人、父老乡亲，着实轰动了一把。朝廷重要的军机大臣啊！不管他因为什么来到扬州，他的身上总是包裹着神秘的光环。
韩琦，字稚圭，河北东路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父亲韩国华真宗朝时知福建路泉州，在当地干了不少实事，政绩斐然。韩国华因病逝世，泉州人民为了纪念他而罢市。小儿子韩琦就出生在泉州。韩琦虽是官二代，但不是以父荫入仕，完全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进士科，十九岁的韩琦金榜题名，高中榜眼。据说唱名时候天空出现了五色祥云，如果真有只能说巧合了，仿佛从那一刻开始，韩琦的人生穿上了神圣的内衣。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韩琦的确很传奇。
士人入仕的最高标准绝不是范仲淹说的那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作为口号喊一喊还是很有气场的，但事实上它太假了。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没干好宰相下来干医生的，说这话的范仲淹下野后也没拿起药瓶子悬壶济世，照样在地方挣钱买地攒棺材本。口号作用在于提高思想高度，给人以鼓舞和动力，至于谁能去实现，那就跟喊口号的人没多大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