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说：“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如马祖大师、坦然禅师这些人。”
王安石没听明白，意不甚解，张大人说的都是佛教中人，不是儒家的，乃问：“啥意思？”
张放平解释说：“因为儒门淡薄，皆归释氏焉。”
王安石恍然大悟，甚为叹服老张的见解。有人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后来徽宗朝宰相的张商英，张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
这就是当时的士风与儒家的地位。只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积极向上的思想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才能拯救大宋帝国。范仲淹带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去复兴儒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高平学派在范仲淹的倡议下，北宋儒学成复兴之势。
此外，还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宋初儒学复兴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
三人儒学复兴之路与范仲淹大同小异，如胡瑗、孙复曾在泰山一道院中读书，同样非常刻苦。每次家里给来信，胡瑗只要看到信中有“平安”二字，就不再看了，直接扔山涧里，继续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就这么有个性。其后，三人与范仲淹多有交集。
每一学派发展皆蔚然壮观，是为两宋的主要政治力量。
高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戚同文、许骧、陈象舆、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张载（理学“关学”创始人）、范纯佑、范纯仁、李觏、欧阳修、曾巩、周敦颐（理学派开山鼻祖、濂溪学派创始人）等。
安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胡瑗、程颐、刘彝、陈舜俞、周颖、钱公辅、杨适等。
泰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孙复、石介、文彦博、姜潜、梁焘、晁说之、祖无择等。
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即是：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拥有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之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范仲淹不是因为《岳阳楼记》中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伟大，是因为他这种时代精神呼唤而出，才成就不朽之名。之后北宋理学极为灿烂，仁宗嘉祐年间、英宗治平年间、神宗熙宁年间，先后出现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二程洛学（含张载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此是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时代框架下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黄金阶段。
他们在思想上相互交流，确立“明体达用之学”，形成了北宋时期的新儒学，后世称之为理学，他们成了理学上的先驱者。他们重新举起儒家“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号，排斥佛老，抬出孔子来矫正现实，试图改变社会现状，涤荡士风，恢复儒家思想理想中的道德社会。学术上的“尊王”与“明道”成为他们的骨干精神，所以后世又把理学叫道学，即是源于此。
宋初立国确定优待文人，高薪养士好几十年如一日，终于有了成果，这些人在帝国积弊已深的时候挺身而出。有了这么一拨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朝廷当然愿意与他们合作，于是有了庆历新政。
·宋仁宗的愤怒与尝试·
宋夏第三次大规模战争宋战败后，宋帝国建国八十余年的各种弊端充分暴露而出。
出现官吏组织庞大不作为、机构臃肿重叠严重、财政管理混乱、士兵战斗力低下等等“三冗三费”问题。宋仁宗焦头烂额，象征性处理了下定川寨战败的责任人，没过多久，将其调回朝廷，这时中央政局发生了变化。
庆历三年（1043年），宰相吕夷简（太宗朝名相吕蒙正之侄）致仕，时范仲淹、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骨干确立，另欧阳修、王素、余靖、石介、蔡襄等跟着跑龙套，组成了仁宗朝改革领导班子。然而关键时刻，主要骨干成员撂挑子，范仲淹、富弼辞职不干了。
前面把范仲淹拔高到一定精神境界，这时候也太掉链子了，事实如此。范仲淹宁愿在前线驻守，继续跟士兵打成一片，也不愿回中央搞什么改革。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共同点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不同点是范仲淹停留在口头上，不像王安石一直在地方考察，铁了心要改革。用范仲淹自己的话说，即“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意思说，士人贪图安逸，国家积弊已久，政治改革这事儿不好整！
不好整也得整！
宋仁宗要勇敢地尝试，国家不改不行，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西夏是消停了，辽国挑衅也结束，但付出了朝廷大量的财帛，谁敢保证过几年他们不再来寻衅闹事？改革之心盖由宋仁宗发起，而且很迫切。新领导班子组成后，宋仁宗向大臣们询问政策，可大臣们的表现让他很失望。他们态度明确：或者回避或者默然，没有人主动献策。
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宋仁宗召辅臣来到天章阁。天章阁属于皇家博物馆级别的，典藏图书、符瑞、宝玩之物及宗室名籍等，绝对庄严神圣的地方。宋仁宗与大臣们虔诚地朝拜太祖、太宗遗像及参观生活用品，旨在告诉群臣改革是严肃而认真的，没跟你们闹着玩儿。仪式结束后，宋仁宗嘴皮都快磨出茧子，问题只有一个：可有改革良策乎？
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范仲淹、富弼、韩琦持笏低头，假装没听见。
宋仁宗等了很久，大臣们连屁也不放一个，最后极其失望地摆摆手，散了吧！宋仁宗表示无语，口号喊得山响，关键时刻打蔫。他不禁要向大臣们发问：你们除了喝酒戴花之外，能不能干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事？
终于，宋仁宗怒了，灵光一现，想出了反制绝招。
还是在天章阁，范仲淹等人都快吐了，又是改革的事儿。
宋仁宗一言不发接受大臣们的朝拜，面无表情地说：“赐坐！”
小黄门给诸位官老爷摆好椅子，大臣们有点儿纳闷，今天官家唱的这是哪一出？
第一波小黄门摆好桌椅，第二波小黄门拿着笔墨纸砚摆在桌子上。
宋仁宗淡淡地说：“关于改革的意见，现在就写……”
大臣们再也坐不住了，惊慌避席，大家纷纷表示已经私下商议过，容臣等退而列奏。中！给你们时间。没过多久，以范仲淹、富弼为代表的群臣，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了十条改革意见。紧随其后，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力陈时弊，表示支持改革。
《十事疏》内容：“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十件政策，两大方向，即精简机构（1—5）、富国强兵（6—8），最后两条是如何把前面的工作落到实处。
精简机构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
北宋因接了五代藩镇的烂摊子，确立的政治制度导致了机构重叠严重。譬如知制诰、翰林学士都有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内容，区别只是办公地点不同，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寝室。再如司法系统，宋代地方州县的刑事案件要汇总到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进行案件的判决。然后由刑部复核案件，没有异议之后再执行。皇帝觉得这两个司法部门不靠谱，为加强司法控制又增置了审刑院，复核大理寺的案件，造成了与刑部的工作重叠。
机构重叠必然导致官员增多。
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年），官员总数为9758位，而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内外官员已达17300多位，还不包括尚待委派差遣职事的候补官员在内。四十年间，宋朝的官员增加了一倍以上。机构臃肿，官员膨胀，则必然导致以下弊端：一是一官三人共之，官员太多无法安置；二是养了一大批占据官职不干实事，终日享乐闲居的庸才；三是为谋取显赫职位，不少官员不择手段，弄虚作假。
·范仲淹被逼无奈的《十事疏》·
范仲淹被逼无奈弄出的《十事疏》，实际上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明黜陟
改革官员的磨勘法。宋代规定，官员任期文官三年、武官五年，秩满到期调任到其他地方任职，不限内外、不看人品、不问政绩。宋代升官多数不看水平，只看资历，谁政治身份高、资历老，晋升就快。所以官员没那么多挖空心思放在升官上，“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大家都不需要拼命干，混年头即可。范仲淹认为改革必须从澄清吏治入手，改革这种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让有真才实学的晋升，不称职的全部淘汰。（宋之磨勘，明清时叫做“京察”，现在的公务员考核即是从此演变而来。）
二、抑侥幸
针对当时的恩荫提出的改革措施。皇帝每年南郊祭天总要赏赐大臣，其中包括恩荫。大臣家里没有那么多亲戚，就拿奴仆门客冒充。一次恩荫者多达上百人，年年都有，周而复始，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员阶层。他们不需要通过科举，直接入仕做官，这对十年寒窗的学子非常不公平，也给财政带来了负担。
三、精贡举
罢黜科举中的糊名制度。在老范看来一旦糊上名字，不知道是谁的卷子，仅凭文字之短长，无从稽考其人平日之行义。关于考生道德啊、修养啊无从考察，最后会造成录取有才无德的一帮家伙，还不如不要。老范的建议是兴办学校，考生需在学校学习三百天后，才有资格报考。老范想得很长远，欲从根本上去解决道德缺失问题。但是实际上，不糊名，会有更多的不公平。而且，兴办学校的想法一直到南宋时期才得以实现。
四、择长官
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再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长官。但是这一条，因没有更为客观明确的选择条件，所以会造成领导因喜好选人。老范就这样，看谁不顺眼直接下岗。老范拿着官员名册，看谁不行一笔勾之。富弼看不下去了：“你这一笔头下去，他们家必然痛哭。”老范说：“一家哭总比全省百姓哭好吧？”
五、均公田
中国历史上宋代贪官最少，盖因宋廷有“高薪养廉”的政策，那就是职田。不同级别官员，发给不同数量的田地，“责其廉节”，防止贪污。而“均公田”这一措施表明，老范希望官员按照级别从自己的职田里拿出一部分给没有职田的官员，以达到重新调配职田，防止贪赃枉法的目的。
六、厚农桑
每年秋天，提倡各地开河修堤，促进农业生产。
七、修武备
恢复唐代的府兵制度，即兵农合一，闲时种地，战时打仗。从京畿路开始实行，然后扩展到其他诸路。军队是大宋帝国一个敏感的问题，现在士兵战斗力虽然差，但真的提出改革方案来，大家一致反对。这条建议因为群臣反对没有被宋仁宗采纳。府兵制度后遗症导致军阀割据，祸害中国两百多年，但凡长个脑袋的人都会想一想，如何避免历史重复。以范仲淹之才能，必然明白这一点。（作者按：这条动机不纯，或者没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或者根本没考虑军事问题。前文已述，老范被宋仁宗赶鸭子上架，领导急眼了，他才拿出应付方案来。）
八、减徭役
徭役，简言之是农户无偿给衙门干活，如征税、维持治安、修桥铺路等等。徭役有很多种，比较典型的如里正、户长、乡书是管催赋税的。碰到横的不交税的主儿，或者农户跑路的，里正得自己出钱垫上，甭指望上面报销，不少人因此最后导致败家。哪个吏员看跟谁有仇就举荐他当里正，报仇效果还不错，并且名正言顺。老范的改革方法是合并州县，从而相对减少农户服徭役。
九、覃恩信
进行思想宣传，向广大官员及百姓说明朝廷的改革决心，认真落实惠民政策。
十、重命令
机构重叠的后遗症导致中央到州县颁布政令“烦而无信”，今天还说吃三顿饭，明天改两顿，后天全国斋戒。政令如同儿戏，一点不严肃不准确，一会儿一个样。针对这一弊端，范仲淹提出凡是要发布政令前，官员必须详细议定，删去繁冗，把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进去。议定成熟，再颁布。政令一出，必须遵守，随意更改者，处罚！
通过上述十条内容而知11世纪的中国社会积弊难返，必须要来一次大清洗。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意见，诏告天下，开始进行社会改革。
宋仁宗终于松了一口气，范仲淹等人在他逼迫下给力一把，以振帝国之沉沉暮气。似乎，新政将要把跑偏的大宋帝国拉回正轨走向辉煌的顶峰。然而，看似完美的《十事疏》中却藏着一个致命的问题，犹如定时炸弹，最终导致新政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