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组成了执政领导班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曾公亮、富弼，参知政事欧阳修、吴奎、张方平、赵抃、唐介，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以知开封府邵亢、三司使韩绛兼任枢密副使等。陈升之任户部侍郎、司马光为翰林学士等。这是暂时的领导班子，很快会有人离去，也会有新人加入。
宋神宗上台伊始，稳定住了暂时的领导班子，该加封的加封，该赏赐的赏赐。接下来他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英宗的丧葬。宋仁宗去世时用掉了国库收入的六分之一，宋英宗当然想节省，但他这个皇帝本就来路“不正”，再不给先皇风光大葬，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所以砸锅卖铁办丧事。这回轮到了宋英宗自己，宋神宗上位怎么着也得让老爹风光一把，纵然没干几年，好歹也是帝国第五代领导人。但即使他有这份孝心，实际情况也不允许。
宋神宗以手诏赐执政宰执，传过话去：“国家连遭大丧，公私困竭，先帝丧葬宜减节冗费，省些没必要的开支吧！”
早在宋神宗上位之初，三司使韩绛就上了一封奏疏，说祖宗打天下那会儿把各地财帛纳之内藏诸库，以供后世之用。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积蓄全部用光了，百年之积，目前只剩下账本可供观赏。宋神宗看明白了，总之一句话，国库没钱。不给老爹风光大葬等同于不孝，想要办得风光却拿不出钱来，处境两难。最后，宋神宗临机决断，裁减冗费办丧事。宋英宗的丧事草草了结，葬于永厚陵（今河南省巩义市）。
宋神宗节省费用给英宗办丧事引起了有关宰执的不满，在那帮老臣眼里宋神宗实乃大不孝。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刚一上位来了这么一手，偌大的帝国交给他谁能放心的下。
司马光率先上疏：论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
司马光补充道：“干了一辈子工作总结出来的这六条经验，平生所学尽在此。以前献给仁宗、英宗，现在献给陛下。”
宋神宗看过内心先阵阵感动，三朝元老司马光把压箱底的东西抖落了出来，此心日月可鉴。但仔细琢磨司马光的“平生所学”，这六条似乎并未说什么，讲原则，无方法。具体该如何去做，并未给出明确的可行性方法，这与没说有什么区别？司马光的“六要”显然对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起作用。
君臣之间的相互试探从这里开始了，节骨眼上，西北边陲的种谔给了君臣一个相互试探的话题。
种谔，字子正，京畿路河间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北宋名将种世衡之子。种家将是名副其实的将门世家。从种世衡这里开始发迹，后代都挺争气，第二代主要有种诂、种诊、种谔、种谊等；第三代种师道、种师中、种师闵等；第四代，种浩、种溪、种洌、种浤；第五代，种彦崇、种彦崧。在北宋中后期为抵御西夏、金朝的侵略，前仆后继，满门忠烈。《水浒传》中王迹、鲁智深投奔的“老种经略相公”，即是西北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种谔。
治平四年（1067）六月，知青涧城种谔趁着西夏政局混乱，进驻绥州城（今陕西省榆树市绥德县），修筑防御工事。招降了蕃部酋长朱令陵，他是横山（今陕西横山）一带蕃部部落中实力最强的酋长。陕西转运使薛向代表大宋官方赐朱令陵田十顷、住宅一所，要把朱令陵投奔大宋的光荣事迹上报皇帝，坐等皇帝封官，给左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做个表率。朱令陵归顺大宋，其他部落如嵬名山也有意归顺。种谔跟薛省长说，把嵬名山的名字也写上，报给官家，看看上面什么意思。
工作报告到达朝廷，宋神宗为之一振，大赞种谔这事儿办得漂亮。把工作报告拿给众位宰执看，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想到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宋夏议和已久，这么做等同于破坏两国和平共处的关系，容易再次引发宋夏战争。此外，帝国财政吃紧，没那么多钱养活他们。
宰相曾公亮则赞同种谔、薛向的做法，当予以表彰。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书给前线将领颁发了奖状，枢密院却给他们一通臭骂。文彦博等人的反对不无见地，果然西夏八天之内派兵进攻三次，均被宋军击退。宋军顺利完成防御工事，进而收复绥州。即便如此，收复失地的消息仍然未能让朝臣们倍感激动，他们一如既往地反对，理由还是那两点：没钱养得起，不能与西夏开战。西夏见打也打不过种谔，只好通过外交手段与宋廷交涉，恫吓、威逼宋神宗把土地还给他们。纵然中央决策层意见不统一，宋神宗仍然坚持不能把收回来的土地再次拱手送人。
在这件大长民族自豪感的事件上，宋神宗看到了很多人苟且偷安，对于被西夏侵吞的失地竟不敢言收回。支持的少，反对的多，还有一部分人装聋作哑，士大夫的“野鸡心理”令年少的宋神宗很不爽。猎人冬日抓野鸡有条成熟的经验：一直追。野鸡飞不高，在冰天雪地里跑不远，只要你有足够的体力。野鸡最后跑不动了，会把脑袋插在雪地里，顾头不顾腚，等着被猎人手到擒来，此际士大夫的心理与野鸡一般无二。
当然，要说宰执一声不吱也不对，人家富弼说得还是很靠谱的：“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你年轻气盛，刚刚上来，涉世未深，不知道治理国家有多么艰难，当下最好二十年之内不要提打仗的事儿。
宋神宗对他们彻底失望了，默然良久才问道：“按照卿所说，什么才是第一要务？”
富弼对曰：“阜安宇内为先！”
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盖因创业难，守业更难。
宋神宗称善，敷衍了下富弼。
下了朝，宋神宗拿出他最喜欢看的那本书，已不知浏览了几遍，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满朝大臣张口仁义闭口道德，说的全是原则性问题，说到如何具体操作集体装聋作哑，也许只有“他”能够改变这一切。
·法家思想的实用价值·
宋神宗喜欢的那本书名曰《韩非子》，法家集大成者的代表著作。上文末的“他”指的就是韩非。
在这里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家思想，它是中国思想大爆炸时期的伟大产物。秦朝使用法家变法图强之后，迅速灭掉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旋即覆灭。后世视法家思想形同洪水猛兽，然而它又是可爱的、实用的、影响深远的。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治国的短板不断暴露而出，这就需要用一种极有成效的手段去管理社会，所以官方采取了“外儒内法”的管理方式。表面看官方倡导儒家，教化全民。教育的成果是漫长的，让全民皆能达到儒家君子的标准也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法家来弥补。
儒家思想倡导德治，提倡礼教，为读书人指引了一条人生道路，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方向上尊王攘夷，忠君爱国，重视君臣、人伦秩序。对社会的大方向上划定了道德范围。然而对于君主如何驾驭群臣、人民如何管理、如何健全法制、社会经济如何运营等诸多方面，一片空白。王安石的新学思想看到了这一漏洞，是以将抽象的事物实用化。南宋末年荆公新学继续发展成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与现实运用结合起来，以期弥补这一空白。
法家不需要，这门学问特别注重实际效果。
法家不像一门哲学思想，更像是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涉及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市场经济等诸多范畴。在思想大爆炸时期，法家学派与其他先秦诸子截然不同，它们是哲学，法家是科学。一门非常实用的科学，凝聚了先贤们的伟大智慧。
法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
管仲辅佐齐桓公，经过一系列改革，如军事改革（连五家之兵）、商业改革（重视鱼盐之利）、福利改革（赡养贫穷）、人事改革（禄贤能，建立有效人才培养机制）等等，其宗旨是富国强兵，实现了齐国称霸诸侯的宏图伟业。历史对管仲的评价极高，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流传后世，本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唯一可以与《管子》价值相比的只有《易经》了，一个被誉为群经之首，一个被誉为百家之源。
除管仲之外，法家思想代人物有李悝、慎到、范蠡、子产、申不害、吴起、商鞅等。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荀子算是理论先驱，他有两个著名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即李斯和韩非。法家思想在漫长的承传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学术流派：以商鞅为主的“法”，以慎到为主的“势”，以申不害为主的“术”。三个流派的侧重点不同，但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皆是强调如何管理国家，治理百姓。
商鞅的“法”派，首次提出了建立法制的思想体系，并且形成了官僚政治体系。
商鞅反对儒家倡导的礼教，他认为法是判断是非功过和赏罚的唯一标准。而法律条文的制定，必须要让全国老百姓熟悉，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除外）。商鞅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要在百姓心目中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准绳，任何人一旦违法必然严肃处理，这就叫做“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将其概括为“以刑去刑”。法家思想虽然多被后世学者诟病，说它不近人情，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管理规律。可见它的科学性，远远超过了其他先秦诸子。维持社会稳定，防止作奸犯科唯有重法，道德的管理力量远远不如法律来得直接。
此外，商鞅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社会发展观。他认为常人安于守旧，人一旦生活安逸了，进取心、锐气、斗志等等都将被生活所磨灭，一个人还好，如果全国人民都混吃等死，那么后果就严重了。积弊已深的北宋中期社会现状就是个例子。“不法古、不循今”是法家核心价值观，恰恰与儒家保守价值观相反。
慎到的“势”派，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够令行禁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体现除了“术”的一些内容，明确君主该如何驾驭群臣，如何树立威信镇住属下，只是方法手段上没有申不害阐述的明确，思想上融会了道家的“无为而治”。
申不害的“术”派，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必修课，影响深远。申不害的法家思想与慎到近似，进一步强调了领导驾驭群臣的方法论，通俗地说就是玩手腕，弄权术。申不害吸收了孔子提出的“正名”，加以明细，在其基础上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明确责任、分工及名分等级，有着严格的规定任何人不可逾越，将儒家抽象的“正名”细化到实际当中。
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统一法家思想，将这门科学进行了高度总结。韩非子提出“变古易常”的历史观，反对儒家“法先王”的保守观点。韩非提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认为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以管理社会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而非原地踏步。一个国家发展了几百年还用当初的老办法，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显然不现实，乃很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韩非将三大流派统一结合起来（严格说算两派），高度概括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公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已说得非常明白了，“法”是外在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术”则是内在的，属于君主驾驭群臣的必杀技。所以法愈公开愈好，“术”则不要轻易显露，因此领导不怕给你规章制度，这是你知我知的，非常之熟悉。但是领导权术就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知道。领导如此，其他人也一样，需恪守这一原则。
至此，法家思想的五大核心价值观已然完备，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反对礼制
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血的教训，管理社会“礼”远远没有“法”的作用明显。周公旦确定了礼制，把天下分封给宗室亲戚朋友，大家共尊周天子。结果怎么样？传及几代后礼教崩溃，天下大乱。天子不好使了，失去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威信和能力。礼之用和为贵，维持和平是它最大的作用。事实上，和平是建立在强大经济军事的基础上的。否则弱国再有礼，也免不了弱肉强食的结果。管理天下如此，管理国家亦然。
第二，“好利恶善”的人性论
儒家的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之后法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到了极致，也就是失去了人性的光明面。法家心中只有法，所以说缺少人情味儿，譬如李斯弄死同学韩非，足以说明法家的冷漠。人都有“就利避害”的本性，尤其中国人最为明显。管仲曾举例说私盐贩子冒着生命危险贩私盐，即是利益所驱，利益面前最能反映出人的本性。这一观点似乎可以站住脚，连当今社会“见利起意”的都大有人在。
第三，强调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主要是定纷止争。慎到曾有个关于“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的故事，说一只兔子过街大家都去追着抓它，但是在市场上贩卖的兔子为什么没人去抓呢？不是不想要兔子，只是已经有主了，所以不下手。法的最大作用在于定纷止争，规定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此外，当时法的还有个兴功惧暴的作用。国家鼓励，法律也规定普通人要立战功而晋升官职，战功愈多，爵位官职什么的愈好。
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韩非说：“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时代变了，如果法律制度还不变，很容易出乱子。强调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决不能复古倒退，因循守旧。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第五，“法、势、术”结合的领导理念
法，即是健全法制和制度；势，强调领导的权势、威信、大权独揽等等；术，则是说领导在管理上要方法得当，必要时刻施展权术手段。三者结合起来，才是法家思想中的完美领导人。
为能够立体了解法家思想，如图所示。
法家思想决定了法家人物善于社会改革，著名的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等。皇帝接触到了这种思想赶上国家承平也就罢了，恰好宋神宗所处的社会积弊已深，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期。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扭转危机之失态必然要有所动作。《韩非子》这部著作宋神宗最喜欢，他的体内已然注入法家的血液。只是，大家都看到了他改革的觉醒，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来了一次彻底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