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7年十月李继迁扰灵州（今宁夏宁武）。有大臣说情，建议谅解李继迁。李继迁顺水推舟，请求藩任。同年十二月赵恒赐他姓名为赵保吉，任定难节度使。999年八月李继迁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府（今陕西府谷）州，被击退。1000年五月李继迁侵麟州，九月又劫宋粮饷，知州战死。1001年八月李继迁攻陷清远军（今宁夏灵武）。1002年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吴忠），断绝宋军粮道；六月又侵麟州，被击退。第二年四月扰洪德寨（今甘肃环县）被击退，次年末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宋军假意投降，趁其不备发起袭击，李继迁大败，本人也中箭，逃回不日身亡，其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转而采取“依辽和宋”策略，专注于发展经济，韬光养晦。1005年六月李德明改名赵德明，向宋投诚。赵恒接受，明确说：赵德明如果不入侵，宋也不纵兵出界，双方从此和平相处。次年十月赵恒封赵德明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1014年二月赵明德遣使入贡。不过，两者面和心不和，1038年赵明德的儿子建立西夏国，那是后话。
其他方面大致也和睦相处。正是在这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当时京城常住人口达150万，比现在开封市区人口多一倍，比唐时长安更繁华，来华的外国人无论国别还是数量都超过唐朝。外来新移民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鲜、日本及今非洲、欧洲等地，有驻华使臣、武士、僧侣、教徒、商贾、猎手、艺人、奴婢和留学生等。特别是穆斯林，他们在开封一住就几年、几十年，甚至在此传宗接代，参加科考并为官，有规模不小的穆斯林公共墓地。开封到19世纪后期还保留犹太教堂。大宋的船只航行到印度洋各地，甚至到达非洲的索马里。更有甚者，据说日本妇女流行乘船来宋“度种”，西域回鹘族女子则以出嫁前先与汉人同居为荣。
三、鼓励男人读书
据说赵匡胤曾立下家法，要其子孙后代都尊重读书人，重视教化风俗，不杀文人。有据可查的是，赵恒亲自写《劝学诗》。古代很多人写过《劝学诗》，激励青少年努力读书，影响最大莫过于赵恒这一首——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愁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更勤向窗前读。
特别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两句，现代人还经常引用。秦汉魏晋重的是“门阀”，普通人除了造反成功，很难挤身政界。隋唐建立科举制度，开创普通人进入政界的桥梁，但也得靠“关系”——求高官推荐——李白、白居易等人拿着自己的诗在京城到处求人。只有从宋朝开始，单凭一纸考试就能取得做官资格，且大量增加录取名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才可能成为现实。从此，无数的中国男人以读书为终身职业。
为适应这种形势，首先得大力发展教育。1001年六月赵恒要求各路、州、县都必须有学校，并赐《九经》。《九经》是五代冯道刻印的经典，使我国图书主要形式开始由手写转为印刷。“九经”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等。
唐代科举的推荐色彩还很浓，所以举子在参考前就要想方设法求见主考官等，交上自己的作品，叫“行卷”或“温卷”。流传给我们的唐诗，很多就是这样的“卷子”。杜甫出名之前曾经在长安城里四处投“行卷”，并以诗记下这种狼狈相：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进入宋朝就不一样了。赵匡胤和他的子孙进行诸多改革，推荐色彩迅速暗淡，而越来越严于现场考试。因为有人投诉评卷不公，992年改用“糊名”法，即将试卷的姓名糊去，只按卷面优劣评判。糊名后考官虽然无法看出举子的姓名，但还可能认出举子的字迹或暗记。所以，1005年赵恒亲自主考时进而实行“誉录法”，即考完后不仅糊去姓名，还将卷子另外统一请人抄一份提供给阅卷官。不久又专设誊录院，纳卷后密封卷头，编写字号，发送誊录院，在宦官监督下由誊录官指挥数百名书手抄录成副本，然后才送考官。此后各级贡院也设誊录院。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大创举，比现代高考还严。这样，穷人的孩子与官宦子弟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所录取人才质量也更有保证。
隋唐至宋初开科的时间没有明确，由皇帝临时定。978年冬各州举人已会集京城，因赵光义要亲征北汉，临时罢停。又因为录取率大为提高，而官位有限，也得等一两年消化之后再进行。993年至997年，因为赵光义身体欠佳连续五年没开考。998年赵恒上任第二年恢复科考，当年取进士50人、诸科150人。从此开考较频繁。
科考入官最后一关即“殿试”，皇帝亲自出题考试，由武则天首创，入宋后成为定制。这一关，一是要敲定谁中进士谁落第；二是在进士当中区分三等，第一甲为“进士及第者”，第二甲为“进士出身”，第三甲为“同进士出身”，三甲三等作为授予不同等级官职的依据。第一甲当中分前三名，第一名相当于现代冠军一人，称“状元”；第二名相当于“亚军”一人，称“榜眼”；第三名相当于季军一人，称“探花”。状元的意义即使千百年后的今天，想必不用我解释大家也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关当中仍然存在的两个问题。
一是殿试黜落，即最后一关以莫明其妙的理由将进士资格刷掉。当时社会流行俗语说世上最倒霉的四桩事：一是十年久旱逢甘雨——雨中冰雹败稼，二是万里他乡遇故知——故知是索债人，三是和尚洞房花烛夜——娶得石女，四是金榜题名时——复试被除名。最后说的就是殿试被黜落，简直是煮熟的鸭子飞了！殿试淘汰的比例不固定，或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有些倒霉鬼会一连给黜落几次，你想那心情如何？柳永就是其一，因为他在青楼妓馆大红大紫，第N次参加科考殿试的时候，赵恒看到他的名字，不由生气，怨道：“你不是沉缅声色吗？求什么功名，继续填词去吧！”赵恒大笔一挥，柳永的进士资格飞了。为此他悲愤不已，挥笔写下新词《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在这首词中，柳永安慰自己称是开明时代的“遗贤”，才子没当官也是“白衣卿相”，没什么好沮丧的。何况烟花妓馆还有美人可亲可爱，这才是人生最畅快的事。算了吧，不妨将那虚名换杯美酒！当然这是气话。更有甚者气不过，公然跑敌国去，为他们攻宋出谋划策。这样轮到官方悲愤，但只能拿叛逃者的家属出气。这样的事一多，大家反思，认为殿试将人才逼到敌人那边去太不值得，这才改为保留殿试形式，而不再黜落。
二是谁当状元其实还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南方开发很迟，宋以前很少看到福建人的身影。在《宋人轶事汇编》当中，福建人就多了，可是形象欠佳，有的嫌“福建子难容，终会作文字”，有的嫌福建人说话难懂，有的嫌福建人好酒。寇准不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是英雄般的人物，赵恒时期两度入相，但他非常歧视南方人，并且喜欢公开表露。1005年江西晏殊与河北姜盖争状元时，寇准排挤晏殊，最后是赵恒主持公道。1015年江西萧贯与山东蔡齐最优，寇准说：“南方人不宜做状元。”最后取蔡齐，他还向同事们炫耀：“我又为中原夺得一状元！”我家乡福建泰宁宋时出过两个状元，也都在最后关头有些卷子外的因素。所以我想说：进士与非进士一般是有些学问差距，而状元与榜眼并没有学问上的差别。事实上，历来状元（包括当今所谓“状元”）最终能有建树的少得可怜，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状元与进士们及第后那荣耀是非凡的！797年大唐46岁的举子孟郊终于进士及第，立时写下一首非常直白的绝句《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宋朝更甚，赵恒许诺的是：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如簇，以及男儿平生所志的一切！
四、吏治与民治
为维护皇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开国功臣们回老家去享乐。我想生造个词来表述这种国策——“共享维稳”。光你帝王享乐，大臣艰苦奋斗却还朝不保夕，怎不反叛？大臣与帝王共享，只是分工不同，为什么还要反叛？赵匡胤们也许这样想。早在《礼记》中就白纸黑字写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能只是挂在墙上。
宋朝公务员待遇优渥。999年七月给外任官职田，并免税。1005年十二月规定：官员退休俸禄给半，鼓励自愿退休。1007年九月开始文武官员工资灵活支付，以实物折实钱，如果愿意取实物也行。每逢节庆日，帝王一般都会赐臣僚宴饮。赵恒不同的是扩大范围，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馈赠礼物，如立春赐春盘、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与酒等等，三伏则五日一冰。此外增加官员休假，连为政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当时福建属于新开发区，路途险恶，便特别对那里走山路运送官物的军士给旬假。
但宋朝优待官员并不是无原则的。如官员出差可以上歌舞厅但不允许和妓女上床；又如不许浪费，1015年五月规定不论朝野官民之家一切服饰玩物不得以金为饰；再如不许有闲官，1001年六月各路淘汰冗员多达195802人，第二年五月又减河北官职75人。更重要的原则是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腐。公认中国历史上反腐最严的是朱元璋，但反腐最有效的我认为是赵恒。其措施主要有：
其一抓思想源头。1009年十一月颁发《文武七条》，要求百官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让自己喜怒爱憎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二抓选官关键。官员有试用期，期满转正要有若干正式官员保举。如果后来犯贪污罪，那么他的上司和举荐他的官员都要受处罚。同时建有官员档案，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其三抓事后督查。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特别规定宰执不得举荐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很容易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犯有贪污罪的不许参加考试。
998年十二月赵恒上任第二年，《新定编敕》编成，共856条，与几代相沿下来的《律令格式》、《刑统》一起刻版印刷，颁布实施。总体来看，宽严相济。严的首先是直接危害政权的行为，如1006年四月严禁私藏天文、兵法书。当时人们普遍较迷信，如果乱发布异常天象，加以蛊惑，很容易造成社会混乱。1012年九月重申禁私藏兵器，要求有私置刀兵器甲的50日内送交官府。当时官民家中的奴仆如果犯有过错，允许主人刺墨处罚。1003年四月赵恒改革，禁止雇主私自对僮仆处以墨刑，要求将盗窃雇主财物的奴仆交司法部门处理。
1007年有个嫌疑犯被严刑拷打，作了假证。后来查明，赵恒撤了那县尉的职，并向全国通报，不许严刑逼供。同时对刑具加以规范：罪犯抗拒不招才能上15斤重的枷（以前徒、流罪20斤，死罪25斤）。同时废除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并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
为防止司法人员草菅人命，赵恒非常重视司法监督。他常常亲自主持审决在押囚犯，每年一次集中处理长期关押的囚犯，以免他们受苦太久。1003年十二月赵恒亲阅拖欠债务案卷，释囚4106人，免赋83000缗。1009年十一月赵恒还对各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官提出要求：如果辖内官吏蠹政害民而不能及时举察，以失职论罪。
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加以防范。赵恒在京设纠察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罪都必须向此通报。查询复审中如果发现处理不当，可对初审官员弹劾。
古代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叫“登闻鼓”，现代人不会太陌生，因为在古装影视剧当中很常见。据记载，这种鼓早在周朝就有，当时称“路鼓”。魏晋以后历朝都设，不过作用有限。进入宋代大不一样，建立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专门负责接受民间上诉、举告、请愿、自荐等。呈递到鼓、检两院的进状，由皇帝直接审阅，其他官员不能代看。具体职能主要有：一是受理上诉，登闻鼓成为上诉申冤的象征；二是受理举告，如诉科举不公、举告官员失职或枉法，举告他人谋反或违法等；三是议论政事，如议论遣官祈雨、建议增修城寨等；四是集体请愿，如1016年十月大名府（今河北邯郸）百姓越级上访，伐登闻鼓诉秋旱，当地官吏不接受他们的申诉辞；五是人才自荐，如前文所述汀州王捷就是通过登闻鼓自陈，赵恒闻讯召见；六是民间事务，如1002年赵州（今河北赵县）苏翰上访登闻院，诉幽州（今北京）难民赵祚与妻苏氏是他失踪的女儿女婿，赵恒派人查明真相后让他们团圆，并赐衣物缗帛。宋以后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清朝时规定击登闻鼓者甚至要先杖30，便形同虚设。
赵恒对官严，对民却宽容得很。四川有个读书人给成都太守献诗，建议“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便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代律条，即使不以“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以“编造恐怖信息”治罪。出人意料，赵恒却说：“老秀才想做官想疯了，涂几句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授他为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如此宽容，似乎空前绝后。比起那些喜欢“文字狱”的暴君，赵恒们不知要好多少倍！
想必赵恒时期坏官、恶棍不会太多，更不大可能太嚣张，而好人倒是不少。举个实例：当时，有位姓李的外地人与朋友到开封樊楼旁一家小茶坊喝茶，走时太勿忙，将一个装有几十两黄金的钱袋忘在那儿。后来想起，但他想肯定早被人捡走，问也不想去问。几年后偶然又到这茶坊，顺便跟朋友提及，没想那茶店老板碰巧听到，立即说：“我捡过这样一个钱袋。如果你能说准数目，马上还你！”李某说了数目，跟随老板上阁楼。那阁楼堆满雨伞、木屐、衣服、器皿之类，每一件都用小纸条标注：某年某月某日，某形状的人遗失。茶店老板找到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果然与李某所说相同。李某大为感动，要送一半黄金给茶店老板，茶店老板说：“我如果想要你的回扣，还会等今天吗？”真正的好人不需要金钱报达，也不会在乎奖状什么的，即使写入“日记”之类也是为着让人寻找失物而不是为着让人“学习”。
五、平民文化
1.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