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文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是开国大臣，在赵匡胤、赵光义时期连任宰相。赵普病逝时候，家人打开他的书箧，发现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不过，这话有歧意。儒家听了如获至宝：瞧，北宋用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如果用整部还了得？而有的人不偏不倚冷静看，不难发现其真正意义在统治天下，而非治理天下，后世儒生故意混淆“统治”与“治理”的概念，使得治国只知统治，而不知治理，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病根。实际上赵普并不算读书人，只不过赵匡胤太信任他，才让他当宰相。关于《论语》，钱穆说赵普可能并没有好好细读。其实，几大朝代治国的奥秘早被刘询道破：霸王道而杂之。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到赵恒签订“澶渊之盟”，显然也是奉行道家“无为而治”。
整个大唐崇道，五代时大反道教，大量宫观被毁。宋代皇室自命为道教神灵赵真君赵玄朗的子孙，因此道教接近于国教的地位。宋朝皇帝也都崇道，赵恒尤甚。1009年十月赵恒号召各路、州、府、军、监、县择选官地兴建道观，并要求以“天庆”题额。百姓如果自愿献备材建筑也允许。从此，全国各地开始有道观。赵恒热衷于制造天书、封禅之类，崇道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道教在民间也很有市场。据统计，宋代福建新建道观比隋唐增加三倍多。宋儒对佛教常加以攻击，对道教却多有赞词。
“安史之乱”后两京所藏道书多遭焚毁，后来虽有搜罗整理，但仍然十无三二。入宋后，赵光义继续这项事业，搜寻道书7000余卷，命人校核，删除重复，保留737卷。赵恒又命人修校，共4359卷，名为《宝文统录》，可惜失传。
2.佛教
传说早在五代时候，有个狂僧对众人说：“你们渴盼太平太急切了！须知道，太平盛世必须等到定光佛出世。”宋代人享受到太平盛世，就认为赵匡胤是定光佛的化身，更多人信奉佛教。
999年八月赵恒亲自为佛经作注，写《崇释论》，论述儒与佛并不矛盾。1009年正月苏州僧道元作《传灯录》30卷，为过去7佛及历代禅宗诸祖5家52世共1701人传灯立传，梳理法系。赵恒看了挺满意，诏令刻印发行。
经帝王推波助浪，这时期佛教发展异常迅猛。据统计，宋初僧、尼总数仅67400多人，1021年增加到僧39700多人，尼61200多人，形成时弊“三冗”（冗官、冗兵、冗僧）之一。可能由于地狭民稠的原因，福建更甚，一般人家有三丁就会让其中一个出家为僧。人们说：“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时人描写福州：“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以致官员担忧：“古者一夫耕三人食还有人挨饿，现在福建僧多达人口的六分一，一夫耕而十人食，怎么了得？”因此，官府不得不对僧人加以限制，入寺得持有礼部颁发的度牒，导致度牒的价格猛涨，有钱难买。
3.伊斯兰教
随着对外开放日久，外国宗教陆续深入大宋。据明代《闽书》记载，早在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570—632），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但多数专家认为不可信。可信的是赵恒时期，泉州（今属福建）番商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其中阿拉伯人最多，伊斯兰教等外国宗教也开始在这里传播。1009年由耶路撒冷商人阿哈玛特出资，在此兴建艾苏哈卜寺，意译为“圣友寺”，又名“清净寺”、“麒麟寺”，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寺院之一。寺内还存有古阿拉伯文《古兰经》石刻等。
4.儒学
赵恒认为佛与儒不矛盾，并认为周公与孔子、荀子、孟子各有所长，这表明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997年九月任命孔子第45代孙孔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赐《九经》及御书。1009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兖公颜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9人为郡公，成伯曾参等62人为列侯，七月又封玄圣文宣王庙配享先儒左丘明等19爵为伯。1011年五月要求各地州城置孔庙。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014年正月赵恒要求新印《孟子》，与后来朱元璋相反。孟子晚孔子100年左右，继承发展孔子的“仁政”思想，也像孔子一样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20多年，推销不出去只好回家讲学。后人一般将他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但我觉得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有很大不同，孔子仁政的出发点是君王，为此强调“君君臣臣”；孟子仁政的着眼点是民，强调“民贵君轻”。可以说他们两人有的观点相反，几乎矛盾。因此，孟子常受统治者冷落。赵恒将孟子抬出来，大概因为他们的民本思想相通吧！我非常赞同赵恒说儒家先哲各有所长的观点，也即各有所短。
5.图书
赵恒似乎特别喜欢读书。1001年十月他读太清楼群书目录，发现缺书尚多，便要求全国各地寻购逸书，每卷给千钱，能提供300卷的还可以量才录用为官。
同时赵恒发现古书差错不少，于是又命人校书。同年九月校订完《周礼》、《仪礼》、《公羊》等书165卷，赵恒命人模印发行。第二年十二月发现龙图阁及后苑所藏书差错多，又命人重新加以校对。
赵恒不满足于古人的书，注重新编自己的书，主要有：赵恒组织18人编成新类书《册府元龟》，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分1104门，门下分31部，总计1000卷。1013年八月书成，赵恒亲自作序并命名。“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此外还有《太平御览》等。
书多了得考虑藏书。因为荣王宫遭火灾，崇文院、秘阁藏书所剩无几。1015年五月赵恒诏令在右掖门外新建崇文外院，另外置三馆书库，同时命吏部征招三馆、秘阁校勘书籍的人员。1020年赵恒又下令新建天章阁，专门用于藏集御书，第二年三月建成。后来，大臣常去天章阁读书，谒御容，观瑞物。皇帝在天章阁接见大臣，也成为对大臣最高规格待遇。
赵恒常到图书馆视察工作。如1005年五月赵恒阅国子监书库，询问藏书数量。负责人回答说：“建国初不及4000，现在增加到10余万，经史正义俱全。”
六、从诗到词
尽管秦以后特别是明清封建统治者与人类思想日趋自由的大势背道而驰，但文学至少在形式上日趋解放。你看《诗经》大都四字一句，尽管有些诗意很美，形式上却给人一种死板的感觉。唐诗五言、七言多些选择，仍然给人约束，所以叫“律”诗。词的重要特征是长短句，上片与下片句式也可以不一，显然相对更自由些。词源于唐末，经过五代漫长发育，至宋开始成熟，其标志性人物是柳永。柳永对于词的贡献主要有：
一是形式上。与柳永同时期的晏殊、张先等人还是以“小令”（62字以内）为主，而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80字以上的词占一半以上，《戚氏》一首多达212字。这样的篇幅可以或多或少带些故事情节，还可以刻划一些人物性格，可以增加很多内涵。
二是题材上。唐五代时词属“艳科”，温庭筠66首词有61首属“男子而作闺声”，李煜词也大多如此。这种现象到宋时仍然严重，诚如龚静染所说：“宋词里有大堆的陈词滥调，你会感到有很多宋词是在互相抄袭和模仿，或是闺中相思，或是长亭闲愁，情和景都鲜有新意。”通读柳永词，不难发现他也有此嫌。然而，更重要的是柳永作了历史性的开拓，尝试“无不入词”。除艳词外，他还写有不少积极用世的志意、失意的悲慨及对仕途的厌倦，还有颂圣、颂扬地方长官、都市风情、羁旅、访仙、咏物等。细细梳理一番，不难发现《乐章集》就是他一生那相当独特的心灵史及那个迄今令国内外专家学者羡艳不已的社会生活画卷，堪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媲美，异曲同工。
三是语言上。大量使用市民口语，如《如渔水》中的“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在我们今天普通读者读来，还觉得像说话一样，亲切得很。
四是思想上。虽然“晏殊”们也写“艳词”，但只是把女性当一种“尤物”欣赏，而柳永则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歌舞妓女一个个当“美人”来爱恋，并替她们代言，如《定风波》写一个妓女希望能永远和心爱的才子在一起，一个读书一个做针钱，一幅平民生活图景。这首词曾经惹身为高官的词人晏殊生气，认为太俗气。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说：“近年来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学家认为，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时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甚至有学者说：中国历史在唐以前与宋以后，是不同的性别。还有一个角度可以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一分为二，这就是：宋之前可谓贵族社会，宋开始迄今可谓平民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事，在五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到北宋才开始成为现实，而这种说法则到元朝才有。诚如薛莲指出：“中唐以前，‘雅’文学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诗文辞赋为主要样式、以宫廷文学和山林文学为主干、以士大夫意识为灵魂，是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代表文学。自中唐开始，一些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如通俗诗歌、说唱变文等开始兴起。其后，宋词、宋元话本、金元杂剧兴起，势头强劲迅猛。元、明、清三代，通俗文学呈现压倒典雅文学的趋势，其成就已高出士大夫文学之上……一直延续至今，方兴未艾。”柳永出身贵族家庭，但在情色诱惑之下，或由于其他缘故，他的作品乃至他的人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选择了平民社会与平民文学。同时，“以理杀人”的理学开始萌生。这样，诚如柯平所说：“想想当今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等无故受到的非议，就不难对金圣叹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有深切的感受。”想想柳永，不更是如此吗？
七、富得不敢说
1.发展农业
赵恒对农业十分重视。1004年十二月签订“澶渊之盟”实现和平，第二个月即1005年正月，赵恒便减河北各州士兵二分一，减边境士兵三分一，戍边的丁壮全都遣返回籍务农，由政府提供耕牛，并推广淮、楚一带的踏犁，使北方沿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逐渐安定。
同时开始将农业法规汇编成《农田敕》，还有《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多次印刷，分发地方官，用以指导农村工作。《农田敕》共五卷，由大臣丁谓编纂，实用性强。《四时纂要》唐韩鄂撰，月令体，既是唐五代农业科技的真实记录，也是当时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农家的实用全书。《齐民要术》更著名，它是北魏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
1009年赵恒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兼职“劝农”，负责指导“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工作。一般说来，路转运、提刑的正副使、知州以上为“劝农使”，通判为“劝农事”，县令为“劝农公事”，他们的职责为审核民籍，劝恤农民耕垦，招集流散民众，检括赋税，统领农田相关各类事。
“占城稻”是占城（今越南）水稻良种，一是抗旱力强，二是适应性强，三是生长期短（仅50余日），北宋初年传入中国，在福建一带试种，效果很好。1012年五月赵恒命人到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发江、淮、两浙三路推广。
第二年赵恒还下诏废除农具税。在外出祭祀时，赵恒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兵士，并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禁止丢弃粮食。
2.兴修水利与赈灾
首先是治理黄河。如1000年三月调丁夫15万大修黄河、汴河，后减丁夫十之七。同年五月郓州（今山东东平）河决，流入淮河、泗河，水势很急，紧逼州城，命诸州丁夫3万抢堵。六月将州城迁高。治河一般只是挑沙维护堤岸边脚，而没有修河道，以致河床淤淀，水位高出地面，开封一带常发生水灾。1006年十月采用淘河床淤沙、弃沙堤外的办法，特制大锥筑堤，还植树数10万株。第二年八月黄河决口，流入御河，冲坏大名城（今属河北）及良田房屋，九月溢出温县（今属河南）。十月组织在汴水下游浚四渠，以防溃溢。
钱塘江堤原用竹笼石筑，经不住江潮侵蚀，过不了几年就坏。1014年五月改用薪土筑，江堤得以牢固。1020年正月开扬州运河。1009年九月筑渠引金河水入京城，从天波门、皇城到乾元门，经过天街，东绕太庙，宫中、寺观及市民都能汲用，造福不浅。
1020年五月劝农使王贵之等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境内石闼堰蓄水引入涟水（今属江苏），定远（今属安徽）知州江择等率民修缮废塘、浚石沟，赵恒对他们予以表彰，号召各地劝农司向他们学习，重视兴修水利，造福于民。
赵恒时期人祸不多，天灾也不多，可是我们看到救灾不少。如998年三月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米脂）流民返乡，每户给米一石。次年三月江南、两浙发官仓粟赈饥民，免除其田租。闰三月江南、两浙诏饥民如果入城池捕鱼，不得禁止。1006年七月广南（今属云南）向民众赠送《圣惠方》，并每年给钱5万购药送病者。1009年二月京城出常平仓，在四面八处减价出售，平抑物价。同年十一月邓州（今属河南）陕西难民相继流入，想回家没路费。邓州地方官劝富豪捐粟数千斛，按人口分发给他们，半个月内资助2300家10200多人。第二年六月陕西因疫灾有民卖子，卖一子不满1000钱。赵恒令官府出资赎回被卖的孩子，让他们还家。
3.税赋改革
宋初沿袭旧制，设三司使统管盐铁、度支、户部。这里“盐”指食盐生产及专卖，“铁”泛指矿冶（包括银、铜、铁、锡等）征税，盐铁一般合并。度支掌管全国财赋统计与支调。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三司使，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各置使分领。不久，全国分为十道，分属左﹑右计，东京为左计，西京为右计，设左﹑右计使各一员分管，不久又设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次年底，罢十道和左﹑右计，又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部，各置使分领。咸平六年（1003年）再度合并为三司，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总领国家财政。
李隆基曾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外国人来华贸易。999年九月赵恒诏令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作为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代的海关，让外来客商经营方便。
998年五月赵恒令：凡是久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1000年十二月免收京畿均田税。第二年赵恒亲自审讯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7天，又释放2600多人。同年四川一带钱贬值，他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减少杂役19580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