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笼络知识分子。如阳曲（今山西太原）傅山，博通经史子集，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明亡后出家为道，因身着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暗含对亡明的怀念。他暗中与抗清人士联系，被捕入狱，但因未招供一年后获释。为泯灭亡明遗老的反清意识，康熙于1678年正月诏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当地官员举荐傅山，他推辞。官员将他强行推上桥子抬到北京，他割静脉，自杀未遂继续称病，拒绝入宫。康熙免他入场考试，直接授官“内阁中书”，七品待遇。返回后他继续避居乡间，至1684年去逝。
清朝鼓励人们读书做官。1733年正月诏令在各省建书院。1777年九月为安抚造反特别多的西南、西北地区民众，特许云南、贵州的举人进京会试，嘉峪关以外士子赴西安乡试及进京会试，一路赏给驿马骑坐。
应该说“康熙”们的策略很成功，越来越多读书人不再反清，皓首穷经，唯求早日入官。为此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由提着脑袋反清复明转变为削尖脑袋投清廷怀抱，考场舞弊成风。读书人作弊是很耻辱的事，真难以想象清朝怎么会有那么多科场弊案。选介几例：
1711年十月江南乡试：说扬州贡生程光奎、安徽歙县贡生吴泌以8000两银子买通副主考官赵晋等人，诸生数百人在玄妙观聚集，抬财神直入学宫，抗议科场不公。1713年正月结案，赵晋斩立决（但从狱中逃脱，借尸冒称自缢），协助作案的若干官员也被斩或绞监候或革职。
1744年八月顺天乡试：特遣官严密稽查，头场搜出夹带者21人，交白卷68人，不完卷329人，文不对题276人；二场搜出夹带者21人，点名时散去2800余人。因为每搜得一人奖银3两，搜役也作弊，有的诬陷取利，有的裸体亵慢，丑态百出。
1752年八月顺天乡试：举人曹咏祖在眼镜匣内藏纸片，另有内帘监试御史蔡时田做暗中关节，均立斩。
读书人都在挖空心思钻考场官场，自然没心思考国家民族大事，统治者也就放心了。钱穆说：“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康熙”们编了很多书，这里着重介绍一些著名的：
1.《康熙字典》
有个小老板，小学没读完，开店挣了钱，娶妻生子，想给孩子取个好名字，居然买了一本砖头样的《康熙字典》，说是翻了几天拿不定主意，请我给帮忙。我不禁大笑，如实说，《康熙字典》里头的字绝大多数我也不认得啊！但由此可见，《康熙字典》在民间仍然享有相当的知名度。
《康熙字典》1716年编成，全书12集，每集上、中、下三卷，收录汉字47035个。其优点一是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字典（1915年《中华大字典》超过）；二是以214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均列举出来；三是除僻字僻义外，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例，而又几乎全引始见的古书。缺点是全书反切和训释罗列现象，漫无标准，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利于初学者使用；疏漏和错误不少。
2.《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比《康熙字典》厚重得多，其影响再过个千万年也挥之不去。
1772年鉴于《永乐大典》失散，乾隆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因为采用古代图书主要分类——经、史、子、集四库，又因为基本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所以名为“四库全书”。
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第一步征集图书，历时七年。第二步整理图书，对各类图书进行审阅，提出应抄、应刻或应存意见。应抄之书是合格著作，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最好的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还应另行刻印；应存之书是不合格著作，只能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名，三审之后送呈乾隆亲自确定。第三步抄写底本，先后选拔3826人从事这项工作。第四步校订，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将误笔差错减少到最低程度。历经十年。
《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等10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等15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等14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等5类，总约10亿字。这部书客观上保存了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欣喜之余，随着现代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专家学者认为《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废品，因为：一是焚毁，《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虽然很多，可是编纂中明令禁焚的书籍也有3000多种，几乎与全文收录的相当，此外因诏令上缴违禁书籍，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大浩劫；二是删削，如将《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改为“清军击走李自成”；三是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因为“胡虏”、“匈奴”在清代犯忌，于是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四是错讹，因为“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费正清揭露说：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人们说乾隆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更“聪明”：编书不过是手段，禁毁才是他的目的。用当时的话说是“寓禁于编”，用现代话说是“建设性破坏”。经过文化专制之手，《四库全书》留在民族历史上的是一道莫大的耻辱！一道血淋淋的伤！一道永远的痛！
其他重要书籍还有：《佩文韵府》、《全唐诗》、《清文鉴》、《律历渊源》、《皇舆全鉴图》、《古今图书集成》、《九宫大成谱》、《日下旧闻考》等。
这时期官方组织编书有一个特点：只是收集、选编现成图书资料，而没有原创，没有思想性著作。
“康熙”们对文人学者能拉拢的尽量拉拢，对不能拉拢的，稍有不满就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精神上百般摧残，连死了也要开棺辱尸。早在入主中原之初的1648年，他们就在全国各府学县学立一块卧碑，碑上刻着三条禁令：一是不得言事，二是不得立盟结社，三是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正好针对近代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组织编书多，但制造的“文字狱”更多。文字狱不是他们发明的，但几乎可以作为他们的代名词。特别是“文人皇帝”乾隆，制造130多件文字狱，占整个清朝文字狱总数的80%，其中47案的人犯被处以死刑，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的中世纪”。在此选介若干：
1726年三月：江苏武进钱名世有“江左才子”美称，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因与年羹尧乡试同年，交情颇好。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时，钱名世赋诗八首赠他。没想到后来年羹尧案发被赐死，钱名世也被处以“谄媚奸恶”之罪。雍正免钱名世死罪，革职逐返，却创造性发明一招：亲书“名教罪人”匾额悬挂在他家大门上，要求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命385位文臣前往参观，并要求写诗著文声讨他的“劣迹罪行”。这些诗和文章经雍正亲自审核通过后，汇编成《名教罪人诗》一书，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让大家接受教育。
同年九月：江西乡试正考官查嗣庭，拟考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先有“正”字后有“止”字，出自《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却被人说成“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便将他逮捕下狱，死于狱中还戮尸枭示，其子16岁以上判斩刑，15岁以下流放。
1729年五月：吕留良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清初曾应试为诸生，后隐居，拒绝官府召聘，削发为僧，直至1683年去世。吕留良弟子及曾静等人崇奉留良学说，广为传播。后来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被告发下狱，牵连吕留良两个学生，吕留良也被开棺戮尸，著作被焚毁。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批道：“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1730年十月：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将“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马上把他革职查抄。抄家时从他诗集里发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雍正认为他存心诽谤，立即处斩，焚毁诗集。
1777年十一月：江西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有“穿贯之难”的缺点，便删改为《字贯》。乾隆大怒，将王锡侯及其子孙七人斩，原江西巡抚有包庇之嫌也斩，布政使等人革职，《字贯》销毁。
1778年十一月：发现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句，命将徐述夔及其子（也已死）戮尸，其孙处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等人斩监候，已故礼部尚书曾为其作传也毁御赐墓碑，并撤出乡贤祠。
文字狱滋味如何，傻子可以将自己嘴巴用透明胶封上半日一日体验一下。正常人体验方式可以更多，比如遇到美女不能两眼闪亮而要跟着朝廷怒斥为妖魔，比如看到儿子作业本上2+2=4不能表扬而要跟着朝廷纠正为2+2=5……所以在封建专制社会，越有知识越不糊涂的人越痛苦。从春秋乱世孔夫子立誓“朝闻道夕死可以”，到“康乾盛世”郑板桥感叹“难得糊涂”，中国人的精神退化得一塌糊涂！
不过，在《历史上的60年》一书中，我曾惊讶于1704年会有好几位文人学者寿终正寝，如唐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指责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这样的人，居然没死于文字狱。思之再三，我认为当时文字狱刚兴，又侥幸于他身边告密的小人较少。现在我推测一个新的原因：是不是对于没有直接涉及他们统治嫌疑的，一般不开杀戒？
清统治者主要推行理学，以朱熹配享孔庙，甚至说“五伦之外无道，六经之外无文，四学之外无学”，实行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但当时有些学者敢于公开抨击官学——理学，却也没受迫害。毛奇龄曾任翰林院检讨等职，辞职归隐，专心著述。他抨击朱熹的《四书集注》，撰《四书改错》；著《仲氏易》，将宋人的《易经》推倒；揭露周敦颐的《太极图》抄袭道佛。他逃脱文字狱的迫害，是否说明，当时尚留有一定的学术自由？
袁枚在给友人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这话让我读来觉得不太舒服。称颂当时为盛世，虽有拍马屁之嫌，但无可厚非，总不能鼓励人人去当烈士。问题是后面的话，说起倒霉文人——应该可以理解为包括惨遭文字狱之祸的人吧，竟然归咎于他们自己有“大怪癖、大妄诞”？这就不大厚道了！难怪他辞了县官还能八面玲珑，四处风光，拥着成群妻妾在随园里花天酒地到80岁！有文人遭厄运，自然会有人得鸿运，就跟一般商店一边裁员一边招工一个道理！
六、周边关系
“内蒙古”与“外蒙古”之分始于清朝。蒙古人自14世纪被逐出长城后，其血亲后裔在16世纪分为四部：察哈尔部、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喀尔喀部；另有两部：东北北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东北西部辽河流域的喀喇沁部。在六个部落中，喀尔喀部疆域最大，察哈尔部势力最强。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已征服除喀尔喀部之外的五部。他们将那五部称为“内蒙古”，喀尔喀部称为“外蒙古”。
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清政府对周边其他地区进行全面扩张。
1.俄国
中国在东北的领土原来只有“辽东”，即现在的辽东半岛，7万平方公里左右。后来满人征服那一带更多地方，达200万平方公里。入关时，这大片地方自然更是“嫁妆”。
当时俄国人也在向东扩张，但清政府忙于内部平“三藩”，无力相争。1685年正月康熙忙完内部战事，开始北伐，五月进攻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城，用大炮轰四天四夜，俄军不得不投降。清军允许他们撤退到尼布楚（今俄罗斯赤塔），焚毁雅克萨城后也撤回。俄军在撤退途中遇到尼布楚来的援军，重返雅克萨。
第二年二月康熙派兵再攻雅克萨，经几个月战斗，俄军伤亡惨重。这时，俄国派人到北京和谈。1689年七月中俄在尼布楚签定《尼布楚条约》，主要内容是：划定外兴安岭之南属中国，之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之东属中国，之西属俄国。
这是中国与西方正式签订的第一份条约，也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柏杨说这条约跟“澶渊之盟”一样重要，给中俄带来170年的和平。中国史界一般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平等条约，俄罗斯史界一般认为后来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才是真正的平等条约。中国也有人认为这条约实际上是清政府作了让步。
2.“外蒙古”
“外蒙古”对清朝来说是“意外之财”。它包括三部分：一是车臣汗部，即“外蒙古”东部；二是土谢图汗部，即“外蒙古”中部，今哈尔和林；三是札萨克图汗部，即“外蒙古”西部，今贝格尔。虽然面积大，但人口不多，清政府不急于吞并。
1688年机会来了：准葛尔从西南部向“外蒙古”发起进攻，喀尔喀三部大败。这时他们如果不想被准葛尔灭亡，只有投靠北方的俄国或南方的中国。权衡一番，他们决定向清政府求援。康熙一面让他们三部撤到“内蒙古”，发给救济；另一面呼吁准葛尔停止进攻，退出“外蒙古”。准葛尔同意退兵，但要求交出“战犯”。康熙不答应，准葛尔便继续东进，直逼北京。康熙率军亲征，用大炮轰他们的“驼城”。骆驼当然不是火炮的对手，准葛尔败北而去。
1695年准葛尔与“内蒙古”的科尔沁部秘密结盟，再攻“外蒙古”。次年二月康熙再次亲征，准葛尔全军覆没。从此，“外蒙古”和准葛尔辖下的部分地区共180万平方公里并入中国。
3.西藏
蒙古帝国时期，吐蕃改名叫“土伯特”，其下四部分：一是藏（后藏，今西藏西部），二是卫（前藏，今西藏中部），三是喀木（简称“康”，今西藏东部及四川最西部），四是青海（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今青海省）。1682年达赖五世逝世，国王桑结秘不发丧，仍以达赖名义向中国请求封号，直到1697年才知他在搞阴谋。但因鞭长莫及，没予追究。
1716年十月准葛尔派大策零率8000人远征拉萨。柏杨说这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困难和时间最长的一次闪电突击，因为他们从伊犁到拉萨要翻越海拔6000米的天山，绕500公里纵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攀登海拔7000米的昆仑山，最后在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秘密行军1200公里，可他们仅用十个月时间就突然攻占拉萨，将西藏并入准葛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