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年清政府承认逃亡到青海的达赖七世，并派军队护送他入藏，在途中被大策零击败。1720年八月康熙派第二支远征军，兵分三路进攻，大策零不得不退回准葛尔。从此，土伯特改称西藏，包括藏、卫、康160万平方公里并入中国。
4.青海
青海本来相对独立，清政府只是将他们的可汉、酋长改称王、公。可是1723年青海王投靠准葛尔，公开号召各部脱离清朝，诱捕清政府派驻官员，并组织20余万人马进攻西宁。
次年二月雍正派大军突袭，他们根本无法应战，迅速溃败。这次，清军仅用15天时间就将60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征服。
5.准葛尔
准葛尔处处与清朝为敌，但他们强悍得很，清政府在征服青海之后仍然希望跟他们谈判，和平解决边境等方面的问题。可是准葛尔新王野心勃勃，不仅拒绝清政府和谈要求，而且出言不逊。
1729年雍正派大军远征准葛尔，第二年在科布多（今分属蒙古、中国、俄罗斯等）兴建城堡，作为永久性军事基地。1731年有情报说：准葛尔发生内乱，其中一部准备降清，正在战斗。清军大喜，立即进军，不料伏兵四起，重陷包围，全军覆没。但不久，准葛尔在进攻外蒙古时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准葛尔提出和解，雍正也只好同意，划定边界，互通商贸，和平相处25年。
后来准葛尔发生内乱，其中一个酋长阿睦尔撒纳逃亡中国。第二年即1755年正月，乾隆派两路大军出征，阿睦尔撒纳作为副将率其中一路，号召他的乡亲们不要抵抗，清军轻易占领伊犁。清政府让他们恢复原来四部落格局，并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
不料阿睦尔撒纳并不甘心附从清政府，第二年宣布独立，很快将清远征军击败。乾隆大怒，重新组织远征军。这时准葛尔偏偏流行天花，战士纷纷死亡，根本没法抵抗，阿睦尔撒纳本人也染天花，逃俄国后死亡。可是未死于天花的准葛尔人顽强抵抗，搞得清军疲惫不甚。乾隆更怒，下令对他们实行歼灭。所以准葛尔人从此消失，只剩一个“准葛尔盆地”名词流传到我们现代。
6.新疆
准葛尔分两部，天山北路准葛尔盆地称“准部”，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称“回部”。回部是被准葛尔部吞并的，现在准葛尔灭了，他们便不愿再受外国统治。1757年远征军派使者到叶尔羌（今新疆莎车），要求他们接受清政府统治。他们却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跟清政府对抗。
1758年正月清军精锐部队4000余人进攻叶尔羌，六月激战库车（今属新疆），僵持三个月，八月终于攻克，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第二年正月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占领叶尔羌。叶尔羌头目逃往浩罕国（中亚古国，1876年灭亡），经过葱岭巴达克山部落（今阿富汗）时，被当地人所杀，并将其人头献给清军追兵。至此，准葛尔全部领土约190万平方公里并入大清，并改名为新疆——新开拓的疆土。
这时期，清政府与周边主要国家关系如下：
朝鲜：这时期的朝鲜有点让我感动。1591年日本派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中国援朝，1598年将日军击溃。1618年明朝和后金作战，朝鲜派军援助明朝。1636年清军攻占朝鲜，国王投降，改向清朝朝贡。但他们长期怀念明朝，比许多明朝遗老遗少还忠诚，直到1704年李朝肃宗还特地从宜春门到禁苑坛，祭祀大明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大明神宗皇帝。清政府待他们也不薄，如1697年十二月一次就发仓米2万石给朝鲜赈灾。
安南：仍然让清政府有些头疼。康熙善待他们，如1682年十一月免他们贡白绢、白木香等物，雍正和乾隆都曾遣使册封安南王。但他们发生内乱，阮文惠攻陷京城称帝，被赶下台的皇帝黎维祁逃到北京求救。1788年乾隆派大军护送黎维祁回国复位，可是阮文惠趁人不备发动反击，清军大败，黎维祁再逃北京。这时，阮文惠放低身段，派员到北京请罪，1790又亲自到北京贺乾隆八十大寿。乾隆原谅他，册封他为安南王。
缅甸：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逃到缅甸，吴三桂攻入，俘朱由榔。后来，云南总督向一位归附的部落酋长索贿并将其迫害致死，其妻为报仇，说服缅甸王出兵攻掠云南边境。1767年乾隆派兵攻入缅甸，不想中埋伏，全军覆没。1769年再派军远征，却碰上疟疾，进退两难。这时中国侨民武装却在另一侧对缅甸发起攻势，缅甸两面受敌，只好求和。1788年缅甸主动向清政府进贡。1790年六月乾隆册封缅甸王，确立宗藩关系。
尼泊尔：也许因为隔着浩翰的西藏又隔着喜玛拉雅山之故，他们迟迟没与中国发生关系。1788年后藏班禅一个部下因受虐待，逃到尼泊尔，而班禅又欠尼泊尔很多贸易款，尼泊尔便在这名叛逃者的带领下突然向西藏发起进攻。乾隆派巴忠等官员前往应战。巴忠居然擅自与尼泊尔谈判，许诺每年支付15000两赠银，让他们撤军。赠银的事没敢向乾隆汇报，私下要求班禅支付。班禅不肯，于是尼泊尔再次攻占西藏。1792年十月清军进西藏，尼泊尔军逃走。清军追入尼泊尔，重蹈入缅甸的覆辙。所幸结局也类似，另有敌人在尼泊尔南方发起进攻，尼泊尔只好向清政府求和，称臣进贡。
暹罗（今泰国）：与中国始终友好，除册封入贡之类，还有不少经济交流。如1724年十月暹罗入贡稻种和果树，雍正予以嘉奖；1728年二月准暹罗商船运米谷、货物至福建、广东、浙江，米谷免税。1747年二月也准福建商船到暹罗贩米和木料。为抵御缅甸，1775年九月暹罗到广东请求购硫磺、铁炮等军火，乾隆准购硫磺和铁锅，只是不予铁炮和铳子。1781年七月暹罗又来求购铜器，也没获得同意。因为这在国内也是禁止交易的，未予破例。
日本：尽管明时有倭寇影响，双方关系还是友好。1689年八月闽浙总督疏请令日本商船在定海山（今舟山群岛）停泊，等检查后才允许贸易。康熙认为这样做只有麻烦而无益，要求不查即放行。
七、GDP总量领先于世
1.农业与人口
康熙关心百姓疾苦，重视农业。1704年正月下诏说：“我曾多次到民间访问，深知百姓生活艰难。一家人如果耕30亩地，扣除田租，一年大约能得20石粮食。但衣食税赋都要靠这些。如果侥幸逢上好官的话，还可以略有节余。如果不幸碰上贪官污吏，他们就没法生存。所以，要有好官才能够安民，好官首先要能够体恤百姓。”
古代常有“演耕”活动，即皇帝为号召百姓春耕生产，在御苑一块土地上种些庄稼作作秀，表示带头春耕。康熙却动真格的，在丰泽园种了几亩水稻。水稻一般是九月成熟，但有一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他忽然发现一株稻穗又高又壮，稻粒已经饱满成熟。他把这株稻谷收藏起来。第二年种下去，也在六月间成熟。如此反复，经过十年试验，培育出一个崭新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米”。
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建议在天津一带种水稻。1704年十二月蓝理任天津总兵，进一步建议说：“直隶沿海旷地，丰润、宝坻等处洼地如果学南方开为水田栽稻，一两年后可变成肥沃之地。我想到福建招募农民200人，开垦水田1万亩。如果可行，我还想再到江南招无业之民到天津来安家落户，发给耕牛和稻种，让他们将沿海弃地尽量开垦起来，若干年后再征税。同时我的官兵也学习以前的好传统，亦兵亦耕，节约军饷。”康熙立即批示同意。五年后果然获得成功，结束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后人为纪念蓝理的功绩，称这些稻田为“蓝田”。天津至今仍是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地，所产稻米称“小占稻”。同时在北京玉泉山等地推广水稻也获成功，并持续至今。
“康熙”们非常重视垦荒种粮。如1714年九月湖南荒田46100余顷，招民开垦，免租六年。1723年四月雍正专门下诏：
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但向来开垦之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膏腴荒弃，岂不可惜？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
当时很注重移民开垦。如宁夏北部原来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滩地，南北绵延数百里，东西宽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蒙古语称之为“查汉托护”，意为“白色河湾地”，即今平罗等地。因唐徕、汉延两渠流不到，地旷人稀。1726年五月当地负责水利的官员通智和川陕总督岳钟琪开始在这里组织开渠，渠成后可垦地2万余顷，按每户授田百亩可安置2万户。1728年十二月雍正令召募远近的人移居那里，由政府发给牛具、种子和银粮，鼓励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如今罗平县人口已达29万，并有“塞上小江南”之誉。
又如拉林，这地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然非常陌生。1742年五月乾隆诏令京城1000户闲散旗人到那里，每户发给3间房与3顷地，还有牛具和种子，让他们在那里建屯立旗，自食其力，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有事征调，无事耕猎。不久又移2000户。如今，拉林也成为一个县，并正在发展一种“京旗文化”特色旅游。
1747年正月还允许福建民众开垦沿海诸岛，但因绅士包揽把持，同年七月便禁止。
据统计，1661年全国耕地仅526万顷，1722年达851万顷。同时农业种植方式得以改进，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插晚稻，收获晚稻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而由于粮食增产，加之没有大范围的战乱，人口迅速增长。康熙时期全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1740年增至1.4亿，1762年超过2亿，1785年突破3亿大关。
2.工商业与税赋
1793年八月，马戛尔尼率英国外交使团访华，写了一本日记《乾隆英使觐见记》，记载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让我们了解这个盛世有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马戛尔尼写道：
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能有几种冠于世就了不起啦！当今美国、日本等，不也都只有几种而不是所有产品都闻名于世吗？
我总认为，发展经济就像吃饭之类一样，百姓可以“无师自通”，除非天灾人祸，官府只要少加禁令和盘剥就行（当然我不否认官方的引导作用，如康熙移民屯田等）。所以，像中国这样物产丰盛之地，要想使经济繁荣并不是难事。而由于中国地大人多，在世界上争个相应位次也是理所当然。
安格斯·麦迪林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写道：
19世纪以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地超过了中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将近30%。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约为32.9%，在千年大国经济排名中居第二（第一是美国1944年占38.1%）。这个时间距乾隆时代稍后一些，但也很值得参考。在当时世界来说，中国的GDP总量自然名列第一。
但在那个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大发展的时代，“康熙”们在经济方面仍然是禁止比推行的更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多次诏令“招商开厂……断不可行”。1738年正月甚至严禁安西开金矿。至于对外开放，发展国际贸易，那禁令更多。《世界经济千年史》写道：
在欧洲贸易向外扩张的头三个世纪中，与美洲、非洲或亚洲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市场更难于渗透，因为贸易受到中国政府制定的条件的限制。
为什么呢？难道清朝统治者不想让经济发展得更好些，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些？
1713年五月四川提督奏称：当地聚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请求差官力行驱逐。康熙召集大臣们商议结果，决定除云南、湖广、山西各雇本地人开矿之外，其他省所有矿山仍严行禁止。由此可见，皇帝们怕的是外地矿工大量聚集，可能聚众造反危及统治。由此也暴露帝王专制在经济上的特点——不利于专制统治的经济繁荣，宁愿不要！
结果，在本书第十一章“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的比较”一图中，我们看到在明朝还能保持的发展，在这个“盛世”之末却变成阶梯形持续下降，而西欧则直线上升，中国与西欧经济向相反的方面发展。
3.百姓生活景象
GDP与多数百姓的实际生活并不成正比。在马戛尔尼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访问团当垃圾扔掉的食物被抢着吃。曾经当过知县的唐甄这样概述康熙时社会经济状况：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十年后，山东文登、浙江宁海等地大旱引起大饥，饿死者大半。工部尚书李永绍也是山东人，便为乡亲们写了一首题为《甲申叹——康熙甲申岁荐饥》的诗，描述当时的情形是“千村万落寂无烟，卖妻瘗子啖人肉”，呼吁“安得高廪千万斛，大庇一郡穷民果其腹”。
康熙听到“李永绍”们的呼声，免了山东94州县卫上年税粮，缓征本年额赋，随后又免山东、浙江地丁钱粮。康熙、雍正和乾隆对于赈灾也是很极积的，只是由于篇幅所限，不具体介绍。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见这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景象。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所记：
晨间，有下级华官数人，督饬厮役，循例送供给之物至船。有食物数种，已发酵不可复食。余以是日天气极热，法伦表长至八十八度以上，食物之酵腐，正意中事，不能厚责经办之人。故令厮役取去，嘱易新鲜者送来，未曾加以声色。而高级华官闻之，立传经办之下级华官去，摔去其头上顶子以示罚；又呼厮役至其船，笞责若干数。余闻其事，甚骇其所用刑罚之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