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中国民间的力量比较薄弱，政府管理私营部门的行政能力相对较低，公私合作的共识还不强，我们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范围比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要窄一些，步伐也要慢一些。但我国政府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纳入行政改革的规划，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协调统一起来。
四、正确把握政府间的纵向分权的基本规律行政改革往往引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是中央政府将若干权力（法规制定权、财权、项目管理权、人事权等）下放到地方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较以前实际有更大的权力。
政府纵向之间的分权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相对集权的必要性已相对降低。分权有利于分散中央政府的财政与决策负担。分权有利于增加地方的积极性与责任心。
分权既有利于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又能显示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真实需求。
第一，分“事权”（即管理公共项目的权力，有条件地制定公共服务供给规则的权力），不分“财权”，是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80年代以来分权的一条共同规律。
分“事权”，实际上是分散负担；控制财权，实际上是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财力基础。
法、日、新、美是西方较早全面推行权力下放的国家。
法国：1982年3月2日，议会通过法律正式开始了以权力下放为重要内容的地方分权改革。它涉及到决策权、管理权的下放，地方议会作用的扩大，政府财政预算、税收功能的重新界定。实际上重新界定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界限，以及权力运作的框架。
日本：80年代以来日本分权的特点是，事权相对分散，财权相对集中。国税70%归中央，地税30%归地方的格局没有中断。另外，日本地方政府也在不断推行下放权力的改革。县以下地方政府积极推进行政改革。
德国：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地方直接民主的力度，因为直接民主在地方和区域范围内最有效；二是强化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决策权。
美国：80年代里根政府，奉行的是保守主义分权观，推行的是旨在压缩社会福利项目、分散联邦政府负担的分权实践。变部分分类补助为整笔补助、税制改革、解除规制是里根政府实现有限的政府间分权的三条途径。克林顿政府“注重社区”、“强调结果”两个新的分权动向，标明分散负担、分散权力不是目的，满足公民需求才是真正目的。
第二，必须要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规则，以及使地方政府的能力足以承担分权后的责任，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分权实践健康发展的两个要素。
在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在分权过程中的自律程度是分权成败存亡的首位因素。
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条件以及公民在信息时代的新要求是分权的推动力。80年代的下半期，哥伦比亚等南美许多国家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传统，开始走上了权力下放和政治改革的道路。新政府改变了方针，把社会服务的供给移交给地方一级。但许多国家的分权往往是政权变动之后放松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前苏东国家、80年代末的阿根廷和巴西以及90年代的南非就是如此。这类分权过程容易滑向“分裂”。
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具备完善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制度安排，中央权力控制一放松，就容易出现分权过程中的失控现象。最重要的是财政、金融的失控，资源有效配置的失控。印度与巴西是可以佐证的案例。印度中央政府税基太小，政府能力下降；80年代-90年代巴西权力下放扩大了财政赤字。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政府间分权与政府与市场分权之间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向地州与地方政府分权的同时，政府也向市场分权。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政府间的分权不一定导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权。反之亦然。如，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中央从地方集权的同时，政府却向市场分权；中国封建割据时期，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同时，政府却对市场集权。当然，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集权的同时，政府也从市场集权，两者权力运作的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间纵向权力调整历程表明，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必须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经济性分权协调发展，经济才能持续发展。简言之，中国的政府间分权必须以市场化为导向。
改革后的中国政府间纵向权力调整是改革前政府权力纵向调整时历史延续。
历史是割不断的。改革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否定地方分权，相反这是该种体制的一种必然要求。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是中央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和行政办法集中配置资源的一种体制。但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只能以地方为中介才能实现。因而地方分权是计划经济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当然这种地方分权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它不能解决微观主体的活力与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往往与中央的计划产生矛盾。如果中央集权过多，会影响地方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导致经济计划的僵化；如果地方分权过多，则又会造成严重的分散性和盲目性，破坏中央计划的完成，结果只能是集权与分权的不断循环。中国改革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行政权力分割上的不稳定的收放循环，由此形成所谓的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开始向地方分权；1961年中央又恢复对中央的集权，1966年又开始向地方分权。可以这样说，周而复始的权力收放循环不仅仅是一种行政权力的上下转移，事实上了培育了地方的利益意识。地方政府开始成为利益主体。这种状况对改革开放后的纵向权力调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1979年之后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纵向权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做法，即中央政府从计划、投资、财政、物资、外贸等各个方面层层地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分解指标，特别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使地方政府的财力与财权大大增加。这些做法是改革前纵向权力调整的一种历史延续。1992年之前，中国没有明确要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不可能使中国的纵向权力调整走出收放交替的轨迹。1992年确立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中国政府的纵向权力调整有助于推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权，有助于推动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有利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到位，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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